外国对华投资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对经济的变革作用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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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场的扩大

（一）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表征。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在明清时代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农产品商品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成品的输出急剧增长，国内经济作物的种植迅速发展，粮食作物也进一步商品化。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原有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外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的大范围推广上面，还表现在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垦公司的产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方面。

从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数据分析中不难发现，这些地区农产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手工产品的市场变动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的突出特点。

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给外尚有出口。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中国后，中国手工业产品在本国市场上日益受到机制工业品的排挤。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了中国，但是并不为中国手工业者所接受，在收到了“洋布”的严重冲击之后，部分手工业者开始反思，渐渐地学习接受这一先进的技术理念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虽然中国的手工业者努力改进，却还是无法扭转不利的处境，随后新兴工业应运而生。

　　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

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尽管是失败的结果。

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

　　1860年时全国土布流通量约31690万匹，占产量%，至1894年已降至29036万匹，占产量%；

1913年进一步降至18751万匹，占产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回升，1920年时达22126万匹，占产量40%多，不久又下降，至1936年时已只有9162万匹，占产量%。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土纱、土钢、土针、土靛青等市场受洋货冲击极大，使这些手工行业很快衰落，但是草帽辫、花边、抽纱、发网、针织品、火柴、猪鬃、肠衣等手工行业得到发展，市场扩大，不少产品供应国外市场。

手工业市场在收到养活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在以守着先进的生产方式，采用着先进的技术，从而推动了现行的手工业的发展，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和手工业的逐步机械化。

　　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到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与机制工业的产值比则只有后者的％了。

这一时期，随着机器的广泛应用，手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

当时最大的两项民族机制工业是棉纺和面粉。

棉纺业是先以纺粗支纱供应手工织布为主，到1920年它已占有52％的纱市场；

然后转向织机布，到1936年亦占有57％的布市场。

至此，它已杜绝了洋纱进口，洋布的进口也不多了。

原本被中国手工业者视为眼中钉的“机器”，却为手工业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产量，赢得了意想不到的收效。

　　（三）近代商业、金融业与商人资本

　　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

近代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商人资本的活动密切相关。

中国在19世纪20—80年代之间，由于中西贸易的促进，沿海地区的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非常广泛、显著和迅速，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造成一种与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活动明显不同的经济形态，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

在这次商业革命中银元、纸币等货币新形式的引进和普及，使金融机制更为灵活，扩展了信贷市场，加强了货币流通；

信贷体系的充分发展极大地增进了市场的活力；

商业活动推动了内地丝茶经济的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充当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跳板。

中国近代商人资本家的产生早于产业资本家，上海等口岸开埠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京广杂货、洋布、五金、丝茶等行业中出现，他们在与洋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中，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经营方式，其活动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形势的涌入，不但瓦解着原有的商业形式，而且加快了商业向现代化的转化速度。

　　二、近代化转化进程中的突出表现

（一）工业建筑的发展

　　清政府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为最早。

1867年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和贾家沽建的号称“洋军火之总汇”的天津机器局，占地20多公顷，分东、西两个局，包括一个机器厂、八个火药厂、二个钢帽厂和我国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规模较大的炼钢厂。

经5次扩建已是“其间巨栋栌，广场列厂，迤俪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墙杳来，水栅启闭；

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

城堞炮台之制，并渠屋金之观，与天津城遥遥相峙，隐隐海疆一重镇焉。

”（《天津近代史》）1900年以前一直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厂。

因洋务派的封建保守性，使工厂厂房依然停留在中国旧式建筑的技术水平上。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对减弱，加上北洋军阀大量投资于近代工业，促使民族资本工业迅速起步。

纺织业、面粉业、精盐纯碱等化工工业、印刷业、制革业、火柴业、日用品工业、食品工业等都先后发展起来。

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建筑事业的发展。

1917年成立，1919年建厂房的永利碱厂，是著名化学家侯德榜因其闻名世界德“侯德榜制碱法”而创办。

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盖如此高的建筑物实属难能，此楼曾有“东亚第一高楼”之称。

　　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纷纷入侵，中国原有的古老的建筑很多都在战争中成了牺牲品，最惨痛中的损失莫过于圆明园了，而战争也在破坏的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带到了封建的中国，建筑师最具有代表性的了。

天津原英租界的住宅区，即现如今的“五大道”。

它东起小白楼，西至大堰（今九十中学），南抵马场道，北达墙子河（今南京路）。

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

一方面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

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

各种要人及富人拥入津门。

各种外来的建筑样式，好比自助餐那样放在一起，喜欢什么拿什么，他们觉得科林森式的柱子好看就在房上加几根；

喜欢哥特式的拱顶，便在自家门厅里造一个。

反正是私人住宅，各由其便。

这反而给建筑师们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多的个性色彩。

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秘性构成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

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

五大道成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一个典型的载体。

（二）交通工具的改进

　　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有耶松、祥生大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

八十年代，这些中外船厂都有造2000吨级轮船的能力，20世纪初升到万吨级。

但是，它们造船的路线不同。

外国厂造船，照例是从国外进口轮机、锅炉等，在上海配造船体。

中国人的打算完全不同。

从四十年代廖拱臣造轮船模型起，1862年华衡芳等为曾国藩造黄鹊号，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造小火轮，就都是自造轮机，以使“洋人之智巧中国人亦能为之”。

福州局于1870年开始造单膨胀蒸汽轮机，1876年开始造复式轮机（康邦机），在当时已是新式的了。

由于缺乏基础工业，所需钢材、钢配件、铜料以至船用木料都需依赖进口，制造成本要比购买外国成品高得多。

造机不如买机，造船不如买船。

追赶路线终于败于进口路线。

　　而我国当时的铁路也无法与外资的铁路相抗衡。

外国人修建铁路理所当然用进口的钢轨和机件，而在1900年以前中国自建铁路时，就在“机”“船”之外更突出了缺乏钢铁问题。

西方资本不在中国设钢铁厂，作为钢铁输出国，1881－1891年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

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中国的侵略特权，进一步对铁路进行垄断，严重的打击着我国的国有铁路运输，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为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创造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直接临盆，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

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直接转化，而是新的生产力从外国的移植。

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产生，主要也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

这就造就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畸形，这也预示了她不可能长久发展下去，终将被更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即社会主义经济。

建国后，经过三大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被国有化，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的无法全盘消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融入近来之后，更好的发挥了她的作用。

当年外商在华的投资的资金终于充分得到了利用。

　　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和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以后，前进的中国人民力图摆脱半殖民地的锁链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而它确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

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外国对华投资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具有双重的特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又要客观的评价，找出不应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加以改正，只有这样才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选择好正确的道路。

　　参考书目：

1.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

　　2.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科，1988年版

　　3.《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4.《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5.《市场·

近代化·

经济史论》，200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7.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月

　　8.吴承明《市场！

近代创始人·

经济史论》

　　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