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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
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
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
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
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
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
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
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
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
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
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
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
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
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
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
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
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
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
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
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一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
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
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
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
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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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
“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
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
“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
“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
“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
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
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
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
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
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
“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
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
“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
“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
“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
“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
“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
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
“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
“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
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
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
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
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
“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
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
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
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
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
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
疯、傻、憨、稚气、呆气、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
（一）
（二）（三）……”；
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
“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
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
“狗比猫大，牛比羊大”；
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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