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身份研究文档格式.docx
《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身份研究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身份研究文档格式.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揭示和维护译者，尤其要突出女性译者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作用。
为21世纪中国译学建构和翻译实践提供新的启迪和内涵。
1.3研究问题
女性主义者SherrySimon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既非面向作者，也非读者，是对一项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项目而言的（1996：
2）。
女性主义译者视翻译为再创造，译者承担起阐释者、教育者、专家学者多重角色，对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和重写，采取种种手段，比如利用译文的“元文本”形式，加写前言、脚注、评论和注释突显女性译者身份，让女性在语言中“显形”，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看见”和被“听见”。
译者本身性别成为文本生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译者自我身份的建构和确立。
那么，中国女性译者的性别角色在翻译中有何种程度的体现？
翻译同一部女性主义作品时，同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译文中是否会显现性别差异？
中国女性译者对自我身份的寻觅和构建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有何不同？
1.4研究假设
1.假设把一部女性主义作品翻译成同一目的语时,同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译文中会显现性别差异。
该假设若成立，就进行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性别角色在翻译中的作用，对女性译者身份构建的意义；
若该假设不成立，则分析其原因，探讨中国女性译者翻译实践的特殊性。
2.假设“性别译者”概念存在，而且是构建女性译者身份的最佳途径。
若该假设成立，就进行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性别角色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对女性译者身份构建的意义；
若该假设不成立，则分析塑造女性译者身份的途径和方式有哪些。
3．假设“性别译者”概念会影响对异性作品的解读和翻译。
若该假设成立，则成为立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译者性别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
若该假设不成立，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异性作品的解读和翻译造成影响。
1.5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同一女性主义作品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本,力图揭示性别语言差异、性别意识对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行为的影响；
探讨译者的“他（她）”者意识，对女性译者身份归类，确立女性翻译主体意识，提升译者文化地位。
既然译本成为融合了译者和他（她）者声音的“复调”文本，那么是否意味着翻译成为构建女性翻译主体的途径？
女性主义认为，文本意义并非“同一”和“对等”，而是性别的建构手段。
译者通过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和文本的操纵，在其特定的语境、为特定的目的而构建了特定时期的书写（Flotow,1997:
96）。
Lefevere也提出，翻译是改写，问题是谁，因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哪些读者而改写（1992：
7）？
笔者试图进一步阐发这些理论，寻找女性译者文化身份的塑造与翻译的关系。
女性主义发展经历第二次高潮后，女性主义批评内部阵营出现多元化局面，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均得到发展，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东方国家，在女性解放方面有自己的成就，应本着“文化对话”的精神，寻求适合本民族、本种族实际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达成和谐统一。
笔者希望通过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研究，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建立适合中国民族特质的女性主义批评尽一份绵薄之力。
第二章女性主义和翻译的历史地位与现状
2.1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
女性主义“Feminism”最早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用以概括性别平等理论和妇女平等权利运动，20世纪被广泛使用，在当代它泛指主张男女平等的一种文化思潮，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女性尊严和平等，向男性中心社会要求平等和权利，在文学创作和妇女批评（gynocritics）中解构男性中心世界和借用男性中心话语。
目标是消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及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性别歧视。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中，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女人应与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工作、经济、法律权利；
第二阶段特征是强调性别差异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从后结构主义包括精神分析入手，解构经典文本，否认男性秩序，颂扬女性特质；
第三阶段强调女性主义理论的颠覆性、革命性，本身不能实质化、体制化（转引自陈龙：
87—91）。
刘军平认为，现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受教育权；
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从关注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
第二次高潮后，西方女性主义从男女二元对立观发展到多元的性别观，经历了后殖民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思潮（刘军平，2004：
3—9）。
李晓林提出，西方女性主义在解构与建构自己的理论过程中，通过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借鉴，形成了三大学派：
马克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斯女性主义致力于铲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反对阶级压迫；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建立在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和借鉴上，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考察女性的身体、语言、欲望等潜意识层面，探讨女性与语言和写作的关系，试图根据女性心理、生理特征，创建“女性写作”理论；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从对语言的解构入手，着重对菲勒逻格斯中心，即男性词语中心的传统进行消解，吸收了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对立思维和“互文性”观点，提倡多元思维方式（2001：
69—72）。
王宁从全球化语境出发，提出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基本要求和出发点是不满于女性地位，于是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解构男性中心世界和借用男性中心话语（2000：
167—180）。
李晓林以后殖民主义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忽视了第三世界妇女由于阶级、种族、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以优等文化自居。
作者借用赛义德“他者”概念主张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改写传统主流文化，形成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话语权利观，女性主义批评要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建立“双声话语”（2003：
51—56）。
女性主义最初是一种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权方面与男人完全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思潮。
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一战期间，由英美两国妇女协会推动，目标主要是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受教育，波伏瓦的《第二性》最早从性别角度探讨了女性为何成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他者”，提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Oneisnotborn,burratherbecomesawoman）。
自由女性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流派，主张打破由生理差异造成男尊女卑的生物决定论观点。
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引发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不能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妇女在生理、心理、文学批评方面依然受到性别歧视，代表流派有激进女性主义，提出女性是优越的，颂扬女性气质。
《性政治》是这一时期代表作，从政治学角度提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关系是一种权利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诸多方面对男权中心意识进行全面清算。
70—80年代，女性主义从关注性别平等转向性别差异，强调女性心理独特性。
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接受男性符号秩序，强调根据女性生理心理特征建立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ecriturefeminine）理论，与传统男性价值体系对立。
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发展第三次高潮，影响持续至今。
80—90年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呼应，从语言着手，主张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着重对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acentrism）解构,反对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探讨女性主义本质、特征及表现形式，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
代表流派有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反对黑人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霸权。
女性主义发展各个阶段，都在试图颠覆主流文化，力求改变自身边缘地位，体现弱势群体话语性质，女性/男性关系成为权利关系中的角色象征，民族、阶级、殖民地、宗主国的范畴均纳入理论研究范畴。
吸取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各个流派的营养成分，女性主义已经发展为改写传统的主体/他者关系、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建构“双声话语”的泛女性主义思潮。
2.2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性别
Gender（社会性别）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已成为中国学术界重要的学术视角和方法。
《父权文化的颠覆和解体》一文中，对社会性别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它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概念，指在一定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对男女两性的期望、评价，主张：
1]用性别平等的眼光审视制度化、规范化的性别角色模式、性别歧视，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
2]尊重和理解女性的经验、需求和利益，将“妇女”放在男女两性指派的社会角色和权利结构中分析，指向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
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的，父权制等级秩序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他者，男人总是不断排除、压抑他者来肯定自己，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将男女两性的性别气质和社会角色进行强制性的划分，将其规范化、合法化，造成性别本质主义。
在女性主义阵营中，激进女性主义反对男性优越论，强调女性的独特和重要性，强调差异，陷入二元对立和性别本质主义的父权文化思维模式。
这种分离主义（Separatism）可能导致逆向性别歧视，性别等级依然存在。
“双性同体”是对立的消解，是差异的高扬，目的是为了解构形而上学的男性女性气质划分及二元对立关系，建立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石平萍，684——689）。
李银河在《女性权利的崛起》中支出，属于男性的特征代表正面的价值，属于女性的特征代表了负面价值，男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辩的、属于公众领域的；
女性则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以来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属于私人领域的。
显然这种性别构造过程是以有利于男人支配、压迫女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
JudithButler的“性别的表演性”理论把女性气质简化成一系列的服装、手势和身体行为，性是一种表演，通过忸伲造作、重复和模仿等策略来强化性别化的表演，以颠覆性别角色（苏红军，166——167）。
对女性气质的解构有利于女性建构自己的女性气质，有利于重新认识与女性有关的其他社会类别，如阶级、种族，在性别与其他社会类别的整体关系中建构女性气质。
2.3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女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
在翻译理论方面，以哈伍德（SussanedeLotbiniere-Harwood）、戈达尔德（BarbaraGodard）、张伯伦（LoriChamberlain）、芙洛图（LuisevonFlotow）、西蒙（SherrySimon）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imon:
1996,1）。
女性主义翻译的任务是辨认并讨论将翻译和女性置于等级底层的概念（Oana—HelenaAndone:
2002,137）。
翻译中三个基本问题受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质疑和颠覆，即忠实、等值、译者隐形。
女性主义翻译观力图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主张译作和原作具有同等地位，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要素。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文、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译文共生共荣，破除了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的权威神话，这表现在翻译延长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在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
所以译者和译文不是差劲的模仿和机械的拷贝，译文是源文的后续生命，为原文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不同，在解放了女性译者的同时，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创造性。
“忠实”指翻译要忠实于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项目，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文本意义重新构思，在翻译中突显女性人物和声音，压抑男性性别因素。
蓝彩玉在《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一文中，从文本意义、语言、译者地位三方面论述了女性主义和翻译结合及由此而来产生的影响。
作者从女性主义理论来源--解构主义出发，指出两者相同之处基于对文本中不存在确定、绝对意义的共识上，解构主义强调文本中不存在任何核心结构或深层结构，对女性主义而言，任何文本都带有制作者的痕迹，每一个读者会受自己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及文化政治环境的影响，会对文本意义加上自己不同的理解。
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否定了传统译论“原文和作者权威和权利中心”的观点，强调翻译连续不断的本质和译者对原文的操纵，从而译者的不公正待遇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得以彻底平反；
女性主义认为语言并非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而是争夺意义的场所，“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所以主张用父权制语言表达全新的“女性身体”（2005：
41—44）。
格达德在作品Lovhers里强调译者其实和原作者合作，译文是翻译过后的“新作品”，译者和原作者是该作品的共同作者，从而解构了先前译者作为“佃户”、“背叛者”的形象。
女性主义和翻译的结合说明，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跨文化的生成文本和创作文本的过程，其过程渗透了译者思想、文化背景、译者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蒋骁华总结了女性主义框架下的翻译理论特点：
1]在翻译哲学上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二元对立思维；
2]翻译标准要符合女性主义要求；
3]翻译目的是延展女性话语权；
4]采取翻译策略让女性在语言中展现；
5]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
6]译者地位与原作者平等；
7]译文与原文地位平等（2003：
11—15）。
陈琳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SherrySimon主要观点，在四个方面探讨了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1]评估女性译者的历史和现代作用；
2]批评传统译论视译者屈居作者之下的隐喻；
3]分析翻译中涉及阴阳性语言的处理及由此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
4]倡导女性主义翻译作为涉及性别角色翻译的准则。
2.3.1翻译研究的性别化视角
《圣经》里记载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英语中man（男人）、woman（女人）在语义、词源上的联系显示，男人/女人这一无穷生的二元对立。
西方“经典”名著里沿袭这种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皆有“厌女症”（Misogyny），其中柏拉图宣称，男人天生优越，男人统治女人如君王统治臣民（林树明：
10—13）。
《周易》把“乾”比作阳性、男性、主动，把“坤”比作阴性、女性、被动，“天尊地卑，乾坤定以”，借此比喻女应从男。
中西文化传统中，女性一直处于被书写、被表达、被界定的地位。
翻译的性别化表现在对“翻译”和翻译中作者/原文、译者/译文关系的界定上。
JohnFlorio曾经声称，所有的翻译，因为必定存在缺陷，所以一般都视为女性（Simon,1996：
1）。
女权主义翻译者SusandeLotbiniere–Harwood自我界定说，我是一个译本因为我是女人。
翻译的理想化标准是译作要忠实、优雅，对原作负有道德义务，男人/作者/原著代表权利，而女人/译者代表对权利的屈从，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具有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阴性的意象相联系。
原作和作者是强壮而富于生产力的男性，享有权威，是权利中心；
译作和译者是低弱、派生的女性，译者是作者的侍女。
是第二性的，次要的，被动的。
故翻译和女性有共同的历史境遇，在各自的等级结构地位形成同构。
传统翻译伦理中翻译的阴性地位和女性气质在中西文化中均有表现。
LoriChamberlain对翻译的性别隐喻作里详尽描述，指出，翻译的忠实一直被用性别和性来定义，“忠实”不单纯是如何确定原文/译文关系，而是订立一桩婚姻“契约”；
译文被看作“贞节的少女”、“情妇”、“不忠的恋人”。
翻译行为被比作“性”、“强奸”。
德国翻译理论家Schleiermacher认为，翻译好比一桩婚姻，纯洁对于文本好比贞节对于新娘。
17世纪法国翻译家GillesMenage把语言优美但不忠实原文的翻译比喻为“不忠的美人”，法国散文诗作家AloysiusBetrand附和说，翻译好比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
翻译理论中性别歧视同样存在，GeorgeSteiner在《巴别塔之后》一书中，充满阳性角色的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
信任（trust）、攻占（aggression）、融合（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其中的“攻占”就是深入和掠取，伴随着性欲的“狂喜”（rapture），将男性定位翻译主体，女性是客体，并使用男性生理词语，如ejaculation、semen、emission来强调译者对文本的侵占与性侵犯的相似性。
ThomasDrant在翻译Horace作品时宣称，翻译就象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漂亮女俘一样，剃光她的头发，剪掉她的指甲，驱除她所有的虚荣和奢侈，驱除她身上的异域色彩，转换为忠顺的妻子。
译者占据女性的位置，两者在各自从属的等级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
翻译实践中，写作被认为是男人的特权，女人只有从事具有女性气质的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欧洲女性翻译宗教文本，或通过翻译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缓解了当时女性“失声”、“沉默”状态，表现了她们的宗教虔诚，对教会有利，有时会颠覆所译文本，加入个人的政治宣言，于是翻译为这些才华横溢而失声的女性提供了罕有的“发声”机会，她们把翻译作为一种被允许公开表达的方式，在翻译中反映了女性自身经历和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看法。
中国译坛上，从古代佛经翻译到近代西学翻译，译者的第一责任是要译文忠实原文，老子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直译”、“意译”的论争至今未休。
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首推译文对原文的“信”，即“忠实”。
郭沫若将翻译比作媒婆，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不宜“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处女（原作）应当尊重，媒婆（译作）应当稍加遏抑”，翻译被喻为地位低于男性的女性，而且是女性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备遭鄙视的媒婆。
（陈福康，2002：
258）。
郑振铎则把翻译比作“奶娘”，比喻对创作的供养和奉献，回击了郭沫若的消极提法，但仍没有脱离翻译是女人的桎梏。
茅盾顺应了“媒婆”说法，主张推荐好的媒婆，即好的译本；
批评说谎的媒婆，即不好的译本。
论争始终没有脱离将翻译比拟作女性地位，妇女在社会角色系统中的从属、依附地位，翻译在文学系统依然处于边缘位置。
译者身份和地位长期被传统翻译理论忽视，“忠实”的传统翻译伦理要求译者隐形，制约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近年来有关翻译主体性的研究、讨论呈现繁荣态势，杨武能教授早在1987年就注意到文学翻译主体问题，并引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原理肯定译者多重身份，从而肯定译者创造性。
袁莉论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再创造过程中主体性发挥所受的客观限制，译者的主观向度及角色定位问题（1996：
6—10）。
屠国元、朱献珑也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特殊历史时期必然存在目的性翻译，偏见的存在说明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判逆，译者的视域和原作视域不能完全融合，说明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透明的进入原文（2003：
8—14）。
许钧重新阐释了创造性判逆，肯定译者主体意识，并把“译者主体”和“翻译主体”进行了区分，预测今后“主体间性”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2003：
查明建、田雨探讨了译者文化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为译者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彰显提供了理论背景，解释了译者主体性内涵及其表现（2003：
19—24）。
廖晶对翻译理念进行了梳理，揭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地位的变迁历程，从被遮蔽到彰显的过程，认为译者应与原文作者拥有平等地位（2005：
14—19）。
陈大亮提出翻译研究主体间性转向，强调主体和主体间平等交往和对话关系，作者、文本、读者、译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主张消解不含主体间性的单独主体性（2005：
4—9）。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逐渐被纳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中，于是在译者构成性序列：
译者---译者文化---译者审美内涵---译语读者期待视野中又加上了“性属”，译者以女性身份介入翻译，丰富了译者介入原著的多维性，从译者身份透明性诗学变为转化的身份诗学，扩张了译者身份的丰富性（冯文坤，2005：
106—109）。
女性译者身份研究逐渐提上日程。
陈琳认为翻译成为一种受译者性别身份、意识形态、文化环境因素影响的重写活动，主张对女性译者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性别角色在译本的体现深入研究（2004：
97—100）。
徐来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要目标是以争取女性尊严和平等为起点，它不满将译者、译本及女性打入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破除翻译研究中严重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译者从审视女性从事翻译的历史开始，解构了传统翻译的“忠实”观，认为翻译是重写，为女性代言，忠实是对译者和作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而言的；
女性主义译者采取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手段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被“听见”和被“看见”；
作者提出女性主义翻译为翻译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性别视角，译者作为重写者的性别身份日益得到重视（2004：
16—19）。
2.3.2传统的翻译伦理
传统译论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
语言具有普遍表达力，用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形式/内容两分法，其实是把两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