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docx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docx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

究

康晓光1[1] 韩恒2[2]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大陆的整体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变。

基础性的变革发生在经济领域，尽管国有经济和国家干预依然存在，但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政治领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形态由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权威主义体制或后极权主义体制，原有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

一方面，国家对“单位”的控制以及借助“单位”实施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基本瓦解，个人和家庭生活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几乎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丰富多样的新型社会组织开始涌现。

3[3]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组织类型也有了很大发展。

市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改革之前国家与社会那种浑然一体的局面崩溃了，一种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开始浮现。

但是，国家与社会真的分离了吗？

如何理解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这一新旧交替过程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是社会自治化，还是政府重建对社会的控制，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一切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演变具有什么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问题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地带。

关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主流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框架分析中国的问题，其中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

最先

1[1]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

2[2]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3[3] 有的学者估计，全国的各类民间组织至少在300万以上。

参见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

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研究的是奥斯特咖德（ClemensStubbeOstergaard），他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八九事件”。

4[4]高登·怀特（GordonWhite）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指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并且正在向着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

5[5]考虑到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一些学者也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调整，提出“准市民社会”（semi—civilsociety）、“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civilsociety）等概念，并以此对当代中国进行分析。

6[6]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运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框架对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

基于对工会和商业协会的研究，陈佩华（AnitaChan）和安戈（Jonthan

Unger）指出，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法团主义模式”。

7[7]赛奇也运用法团主义概念分析了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8[8]奥（JeanC.Oi）还运用地方法团主义的概念，解释了地方的经济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9[9]尽管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两种分析框架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

在权利分化的基础上，市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法团主义突出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交换与合作，10[10]虽然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

4[4]顾昕：

“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

——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4期。

5[5]White,Gordon,“ProspectsforCivilSocietyinChina:

ACaseStudyofXiaoshanCity”,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29,January1993.

6[6]He,Baogang,theDemocraticImplicationsofCivilSocietyinChina,NewYork:

ST.Martin’sPress,1997.Frolic,B.Michael,“State-LedCivilSociety”，inTimothyBrookandB.MichaelFrolic（eds.）,CivilSocietyinChina,NewYork:

M.E.Sharp,1997.

7[7]Chan,Anita,“RevolutionorCorporation?

WorkersandTradeUnionsinPost-MaoChina”,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aAffairs,No.29,1993.Unger,JonthanandAnitaChan,“China，Corporatism，andtheEastAsianModel”,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aAffairs,No.33,1995.Unger,Jonthan,“Bridges:

PrivateBusiness,theChineseGovernmentandtheRiseofNewAssociations”,theChinaQuarterly,No.147,September1996.

8[8]Saich,Tony,GovernanceandPoliticsofChina,publishedbyPalgrave,2001,pp207-210.

9[9]Oi,JeanC.,“FiscalReformandtheEconomicFoundationsofLocalStateCorporatisminChina”，WorldPolitics,45（Oct.）,1992.

10[10]张静：

“编者的话”，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实际上，关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背后，有意或无意地隐藏着一种政治民主化情结。

伴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政治领域的变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以及某些国际势力，几乎都把民主化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并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然而，“八九事件”打碎了这一梦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政府，而是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希望通过培育国家之外的自主性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政治领域的变革。

邓正来指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

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社会结构性领域。

”“在中国改革开放必然向政治领域纵深的过程中，市民社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培育多元自治的结社组织，能够为实现民主政治创设社会条件。

”11[11]而托克维尔关于社会领域中自由结社与民主关系的论述，12[12]普特南有关社团组织与民主政府绩效的分析，13[

13]以及达尔对多元民主、社会制约权力的阐释，14[14]又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道路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由于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等理论模式都是源于西方或东欧的概念，早有一些学者对其应用于中国大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同时，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尝试基于中国的实际经验提出新的分析概念。

例如，王颖等人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提出了“社会中间层理论”。

15[15]海外的研究者也认识到关于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非常混乱”，包姆

（RichardBaum）和舍甫琴柯（AlexeiShevchenko）形象地称之为“标签泛滥”、

11[11]邓正来：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3－5页。

12[12]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13[13]罗伯特·D.普特南：

“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李惠斌、杨雪东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4[14]顾昕：

“以社会制约权力：

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与公民社会”，参见《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的译后记。

《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15[15]王颖等：

《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王颖：

“中国的社会中间层：

社会发展与组织体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月（总6期）。

“盲人摸象”。

16[16]整体来讲，已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模式既不能有效的解释当前的中国现实，也不能有效解释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内在机制。

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亟需理论创新。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案

不满于“盲人摸象”、“标签泛滥”的研究状况，我们从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入手，考查了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研究发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不是“一刀切”，不能用“市民社会”、“法团主义”、

“集权主义”等流行模式给予统一的描述。

实际上，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尽管管理方式是“多元化的”，但其背后的支配原则却是“一以贯之的”，即政府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潜在挑战能力和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种类，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我们用“分类控制”来指称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17[17]

尽管面对的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但仅仅从“控制”的角度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仍然过于片面。

实际上，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政府不仅运用“消极的”“控制策略”，还运用更加“积极的”“替代策略”和与阶级联盟相呼应的“强者优先原则”。

金耀基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政治结构时指出，香港政治的奥秘在于“精英吸纳”以及通过这种“吸纳”消除精英阶层的政治民主化诉求。

18[18]康晓光运用“行政吸纳政治”概念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

19[19]实际上，“行政吸纳政治”所体现的分析范式，

16[16]Baum,Richard&AlexeiShevchenko,“the‘StateoftheState’.”inTheParadoxofChina’sPost-MaoReforms,（ed.）byMerleGoldman&RoderichMacfarquhar,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333－334、346.

17[17]康晓光、韩恒：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

期。

18[18]金耀基：

“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载《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19[19]康晓光：

“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

不仅可以有效地描述和解释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也可以有效地描述和解释社会领域中的变迁。

“结社”是人类的内在需求。

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对这一需求的压制体系。

面对一种既不可消除又无法彻底压制的社会需求，单纯的

“压制”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给予适当的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而这种“明智的选择”就是“功能替代”。

在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领域中，“功能替代”策略主要包括如下措施：

延续，即继续使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