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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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狭义理解，语言学用这个名称指一种理论和方法，即将方言地理学、城市方言学和人类地理学的发现结合起来作有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方言学研究，特别是用语言学变项这一概念考察新兴形式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扩散。
由上可见，在西方学科体系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地域语言学－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非常接近，甚至可以互相换用。
1.3中国的情况
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1月1日发布）中，有关术语（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
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言学
语言地理学
汉语研究汉语方言
在这个学科体系中，“语言地理学”是与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方言学”是位于“普通语言学”下面的三级学科，“汉语方言”是位于“汉语研究”下面的三级学科。
2.实际使用情况
表1是笔者于2003年12月31日利用Google在因特网搜索到的有关术语的出现次数（搜索中文术语时，为了避免混入日语材料，搜索范围限制在简体中文网页，并令其不包括标点符号）：
表1
排序
英文术语
出现次数
中文术语
1
linguisticgeography（语言地理学）
188000
方言学
2470
2
geographicallinguistics（地理语言学）
81000
语言地理学
169
3
dialectgeography（方言地理学）
46600
方言地理学
47
4
dialectology（方言学）
29100
地理语言学
45
5
areallinguistics（地域语言学）
6050
地域语言学
6
geolinguistics（地缘语言学）
1470
地缘语言学
在英语文献里，“linguisticgeography”最为常用，其次为“geographicallinguistics”；
而在汉语文献里，“方言学”一枝独秀，其他术语均很少使用。
3.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
根据表1，在英语文献里，“dialectology”与“linguisticgeography”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6；
在汉语文献里，“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5︰1。
如果把“dialectology”、“方言学”作为一类，把其余的“linguisticgeography”、“语言地理学”等各5个含义更为相近的术语作为一类，那么在英语文献里，二者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11，在汉语文献里则约为9︰1，两个数据几乎相反。
在西方，“dialectology”远不如“linguisticgeography”类术语常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方言差异程度以及学术传统、研究旨趣有关。
西方学者对方言的研究兴趣更多地是集中在方言的分布状况、地理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方面，在后来的发展中则逐渐转移到方言的社会差异方面。
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早期），西方的“linguisticgeography”类术语是可以与“dialectology”混用的，有时甚至可以代替“dialectology”。
尽管“linguisticgeography”类术语在西方广为使用，“语言地理学”也列为我国的二级学科，但是我国学术界习用“方言学”，而很少使用“语言地理学”类术语。
（比较：
同属于二级学科的“应用语言学”15100次，“社会语言学”2890次，“普通语言学”2020次）究其原因，一，“方言”是中国传统小学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方言研究以历史比较为主要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部分，与西方意义上的方言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果仅仅是叫法上的差异，西方用“linguisticgeography”等，我国用“方言学”，亦无不可。
但如上所述，这两种术语实际上已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
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方言学（或语言地理学）研究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断断续续、低迷徘徊的状态，而这种研究本来可以成为我国语言学的优势和强项，对于发展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我国语言学界重新提倡语言地理学的思想，并大力进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以促进我国方言研究的全面、健康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地理学”，是指一种研究倾向，一种研究途径和方式。
我们呼吁在我国开展语言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想把“语言地理学”建成一个学科，更不是想用“语言地理学”来取代“方言学”。
至于它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科的名称将使用什么术语，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有一天，在汉语方言学界，语言地理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成了大家的基本共识，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完全取消“语言地理学”的提法也无妨。
4.定义
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本文以下统一使用“地理语言学”的名称。
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W.A.Grootaers）曾对地理语言学的基本思想作过一个扼要的阐述（贺登崧2003：
1），今天看来仍不失借鉴意义：
语言地图的特点则在于，依据一份尽量简短的词的清单来搞明白很多问题。
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1）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syntagm），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
（2）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
这时，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3）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4）对地图进行解释。
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是要以上述3项工作为前提的。
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的和文化的地理界线，也能够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本文的定义：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linguistics）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二地理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现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其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
但是，人们发现，标准语的语音演变中总是存在一些不规则的现象，于是推测标准语是混杂体，而乡下方言则是纯粹的、单一的，方言可以证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
1876年（就是AugustLeskien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那一年），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名热心支持者——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Wenker）为了证实“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
文克尔设想，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莱茵河地区的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应该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他把调查结果画成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在地图上，他惊讶地发现：
同一个音变现象（例如[]→[]），在不同词里的变化情况的地理分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反映不同词的音变的同语线往往是不重合的（例如“maken”和“ik”这两个词里的“k”的读音的同语线就不一致）。
这种现象否定了青年语法学派“一种语音变化会以同一方式影响所有的词”的理论。
在青年语法学派的鼎盛时期，舒哈尔德（HugoSchuchardt）强烈地反对音变规律学说。
舒哈尔德的学生吉叶龙（JulesGillié
ron）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开展了对法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他专门训练了一名叫做艾德蒙（EdmondEdmont）的调查者，制定了一份约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由艾德蒙一人赴实地对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进行调查记录，最后编制出版《法国语言地图集》（1902-1914年和1920年）。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
（徐通锵1991：
223-229）
此后，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
例如，1926年，芮德（F.Wrede）编辑出版《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
1928年起，雅伯尔格（K.Jaberg）、俅德（J.Jud）编制出版《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
在日本，1905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发表《音韵分布图》29幅，1906年发表《口语法分布图》37幅。
1930年，柳田国男发表著名的《蜗牛考》。
1966-1974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日本言语地图》6卷（1981-1985年重印），包括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
1989-1999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第5、6卷尚未出版），包括807个地点，267个项目，发音人均为1926年以前出生的男性老年人。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见下文四。
三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1.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1.1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人们对语言进行分类时，主要有发生学（谱系）分类、类型学分类和地理分类三种途径。
地理分类并不是依据地理地形来给语言分类，而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
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主要应该依据地理分类——不过，事实上，我们现在进行方言分区时，往往把发生学（谱系）分类和地理分类合在了一起。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认为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
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认识到，如果区分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
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
1.2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
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者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
布龙菲尔德（1955：
424）指出：
“有些语言特征，现在只保留在残余形式里，从前却分布在广阔的领域：
方言地理学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特别是，一个特征只出现在零散地方，被一片说着占上风的新形式的连绵区域所分隔，那么，这幅地图通常能够这样解释：
这些分散地点曾经是一片完整领域的组成部分。
这样，方言地理学可以给我们揭示语言特征的层积；
”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则说：
“用地理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很惊人的”，地理方法使“比较方法得到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精密性，普遍性和便利性”。
234）
如今，地理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
岩田礼（1995）以对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的研究为例，阐述了地理语言学对研究语言历史的作用，可以参看。
1.3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语言变化是在语言因素和许多非语言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复杂运动。
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变化主要由生理因素引起，当一类音发生变化时，语音定律（phoneticlaws）像机械运动一样，会覆盖所有相关的词。
（刘润清1995：
69）
早期地理语言学的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意在否定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无疑过于偏激。
因为一个词的历史（实际上是指一个词的音变）本身就是某种规律作用的结果，而许多词的历史往往可能受制于某种更大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尚未发现，但不等于不存在。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语言学派的确揭示了语言现象演变的多样性（非线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迫使语言学家去寻找更多的解释途径。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人们在研究德语北部方言的“maken”（作）的同语线时发现，它与南部方言的“maxen”的分界线（俗称“Benrath线”），大致相当于以前Berg和Jü
lich二区的北界；
而北部方言的“ik”（我）与南部方言“ich”的分界线（俗称“Ü
rdingen线”），其南面是Berg和Jü
lich二区，北面是科仑选区，更有意思的是，“Ü
rdingen线”从Kaldenhausen镇中间穿越而过，东区说[ek]，西区说[ex]，原因在于1789年之前，该镇的东部属于牟尔斯郡（新教），而西部属于科隆选区（天主教）。
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是语言变化的结果。
语言变化（例如汉语方言中的浊音清化、尖团合流、入声消失等等）通常都发生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言点。
因此，要观察和解释语言变化，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地点是不够的，而必须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
在这方面，地理语言学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
当我们面对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语言分布状况时，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区划、地形、交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与语言变化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以下问题：
这项变化来自哪里？
它是如何发起和形成的？
它藉由什么途径进行传播？
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扩散结果（分布状况）？
把非语言因素引入地理语言学，大大增强了对方言分布、语言变化的解释能力。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对当时“波浪说”中的语言扩散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方言与文化研究、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言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在这方面，贺登崧（2003）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样本。
430）指出：
“方言地理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到对语言形式的推广传播发生影响的超语言因素，并且，由于残余形式和层次累积的实证，会给个别形式的历史提供许多有关的详细资料。
”他所强调的是本小节第2、3两项作用。
对那些方言分歧不是太严重的语言来说，语言的地理分类（方言分区）可能不是重要的工作，但是对于像汉语这样方言分歧极为严重的语言而言，分区无疑是地理语言学的一项基本任务。
2.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
2.1调查方法
青年语法学派提倡调查活的方言，试图以方言材料来证明语音演变的规律，因此促使文克尔（GeorgWenker）组织进行了一次最早的有计划、成规模的方言调查活动。
此后，方言调查成为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
在调查中所用到的方法有读词表（或字表）、提问、填问卷等。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语言学要求调查语言系统中部分语言项目在众多地点的说法，在选取调查项目和调查地点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一个“抽样”的工作程序。
调查项目抽样和调查地点抽样是地理语言学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
2.2研究方法
在研究阶段，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方法是方言地图，此外也要用到比较、解释以及与历史、地理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
方言地图的基本做法是把调查到的方言材料绘制在地图上，以便直观地表示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
至于方言地图的具体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
或以区块显示，或以单点显示；
或用符号表示，或用同语线表示；
或彩色，或黑白，等等。
方言地图包括两大类：
方言分布和分区图（简称“分区图”），方言特征分布图（简称“特征图”）。
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
在西方地理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地图主要就是特征图。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绘制方言地图时完全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和绘图软件进行自动化处理，而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手工操作了。
（张维佳2004）
四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1.汉语方言学的研究
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
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于1910-1912年调查了二十多种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即1915-192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年出版中译本）。
高本汉的研究以历史比较为目的。
1927年，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赴江苏、浙江调查了吴语33个地点的方言，1928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
此后，在赵元任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两广（1928-1929年）、陕南（1933年）、皖南（1934年）、江西（1935年）、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1940年）、四川（1940年）等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在利用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不小成绩。
中国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1幅“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是史语所在调查两广等地方言的基础上画成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首推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的地图，共66幅（1938年成书，商务印书馆1948年）。
此后，在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以及方言研究论著里，都有人使用方言地图来说明方言的分区或方言特征的分布情况。
同时，还出版了若干部专门的方言地图集，例如：
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1950年完成，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年），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稿）》（1992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1995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集（1999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太田斋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4集（2004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8年）。
此外，应该顺便提到金有景《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语言地图集。
不过，除了少数几种地图集（如日本学者所编的）以外，大部分方言地图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语言分类（方言分区）服务的，很少用于地理语言学其他方面的研究。
（曹志耘2002）
由上节可知，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特点是以方言地图为基础，进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的研究。
而我国的方言研究长期侧重于“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此不赘言；
但与此同时，方言地图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2.贺登崧的研究
贺登崧（W.A.Grootaers），天主教淳心会神父，1911年出生于比利时。
1932年起学习汉语文言，1939年赴中国传教，在北京期间师从周殿福学习汉语语音学和方言学。
1941年7月，贺登崧被派到山西大同市东南、桑干河南岸的西册田村传教，同时开始对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直到1943年3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贺登崧被软禁在北京，在此期间他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两篇论文：
①Lagé
ographielinguistiqueenChine,Né
cessité
d’unenouvellemé
thodepourl’é
tudelinguistiqueduchinois.Premié
rePartie:
lamé
thodedelagé
ographielinguistique.（中国的语言地理学：
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
第1部分：
语言地理学的方法）MonumentaSerica（华裔学志），Peking,VIII,103-166,4maps,2figures.1943.（＝贺登崧2003：
第一、二章摘译）
②Lagé
ographielinguistiqueenChine.SecondePartie:
unefrontié
redialectaledansleNord-estduChansi.（中国的语言地理学。
第2部分：
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MonumentaSerica（华裔学志），Peking,X,389-426,4maps,4figures.1945.（＝贺登崧2003：
第二章）
作者自认为“这两篇文章首次把语言地理学应用于汉语研究”（贺登崧2003：
作者日译本序：
4）。
《华裔学志》为辅仁大学学报。
1945年秋，贺登崧被聘为辅仁大学语言学教授，并主持方言地理研究室的工作。
1946年，贺登崧在《华裔学志》XI上发表Diffé
rencesphoné
tiquesdanslesdialecteschinois.Unexempled’é
volutionlinguistiquelocaledanslesparlersdeTa-t’ong（Chansi-Nord）（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异：
大同方言语言演变举例）（＝贺登崧2003：
第三章）。
1947年7、8月间，贺登崧带领学生赴河北万全县调查民间信仰。
1948年7、8月间，他带领学生赴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
参加第二次调查的学生中有王辅世，他于1950年8月把调查结果写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245页，地图35幅，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
贺登崧则用王辅世的调查材料写了一篇论文，即Linguisticgeographyofthe宣化Hsü
a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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