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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以事其君”，《左传·
昭公七年》说：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都对以等级制维护君主权威作了充分肯定。
以君主为至尊，以王权为核心，以专制和集权为统治风格的向心型政治模式，在西周已具雏形。
诚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指出的：
后世“天子诸侯之分始定于此”。
其三是实行分封制。
将周室子弟姻亲及其在灭商战争中的功臣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王室代理管理这些地区。
在各诸侯国内，诸侯也依例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
各封国虽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和民众，但在政治上要服从王室的统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各封国要自觉承担向王室纳贡的义务，以及为王室出兵以捍卫王室的责任。
分封制的实行，造就了一个向心型的统一大势，形成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
③
二、秦朝：
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确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将三皇五帝的尊称合二为一，自称“始皇帝”，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史上，“皇帝”的称号从此相沿不改。
关于统一后政治体制的确立，秦朝内部有过两种对立的意见。
以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主张在齐、楚等地另设封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以控制边地。
廷尉李斯深知周代分封制的弊端，认为若另设封国，将会重蹈周代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覆辙。
因此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取消分封诸侯的政治惯制，而用赋税赏赐诸子功臣，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皇帝的绝对权威。
秦始皇采纳李斯“置诸侯不便”的建议，开始在全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皇权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司法，从经济到军事，严密而又垂直的官僚机构网络。
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在秦的确立，并非偶然。
首先，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异常稳固和持久。
周秦之际的社会大变革，虽然一度破坏了它的原有秩序，但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相沿未改。
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
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所有权，正如秦始皇在琅玡刻石上所明示的：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①其次，尽管中央集权取代了贵族分封，官僚机构取代了血缘政治，然而，家族伦理本位的社会组织原则，经改容换形而得到继承，以宗法传统制止权力重心下移的本质并未改变。
再次，秦朝建立后借助政治上的一统，大力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币制的统一、书写文字的统一和道路交通的统一等，这一系列文化一统的举措，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虽然，秦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官僚制代替贵族世袭制，顺应了历史潮流，秦朝所确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沿续了2000年之久。
这种政体具有下述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君权至上。
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门只是名义上的权力机构，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如秦始皇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②又如明太祖朱元璋时，“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
”③清嘉庆皇帝说：
“朕亲政以来……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
”④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实行了君主专制下的宰相制，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和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在名义上是分职的，但在实践上，最高执政者却不是行政首脑宰相，而是皇帝，皇帝凭借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垂直型的官僚机构，一统天下。
第二，皇权不可转移，皇位父死子继。
皇帝一旦即位，便终身任职。
皇位的继承严格执行世袭制。
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撤换，而皇帝是不可更换的，除了改朝换代，皇位不可动摇。
第三，官僚系统庞大。
从中央到地方，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员职务分工精致，官员人数数目惊人。
仅据《汉书·
百官卿表》载：
“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今日官冗》条载，景德年间，官万员；
皇祐年间，管二万员；
治平年间，官二万四千员；
绍熙年间，官二万三千五百员；
庆元年间，官四万三千员。
官员与日俱增，官制体系日益庞杂，一方面冗员众多，效率低下，一方面又像一张巨网，对专制王权起到了稳固的作用。
李约瑟在比较了中西政治体制后指出：
“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
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⑤①
事实也是如此，西方的奴隶社会较为发达，封建社会就不够发达；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达而成熟，延续的时间几为欧洲的一倍，资本主义较难产生。
其中原因，既与专制王权及庞大的官僚系统对社会的严密控制相关涉，同时也缘于专制王权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
个体农民一方面受到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一方面又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人身仍有一定的自由，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缺乏社会凝聚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指出：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①②秦朝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朝廷指向地方，一切权力向皇帝集中，民间可以自为的范围越来越小。
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前，由于小农经济沿袭未变，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也为历朝所沿用，对此，谭嗣同曾概括道：
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
”
第二节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政治文化从属于制度文化，由集权制度派生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集权制度的烙印，同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集权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又起着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因为人要生存必然要生产，要分配，从而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关系构成的社会，又产生了个体与公众、服从与支配、权力与制衡、决策与纠误、为官与治理等一系列关系。
孙中山先生曾概括道：
“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
”②③围绕着如何“管理”，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思想。
一、为君之方：
亲贤远佞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认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肯定君主的绝对统治。
在儒家，从来就把权力是否下移作为衡量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准。
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③④法家更是力主君权至上，韩非说：
“道无双，故曰一。
”④⑤道是万物本原，君主就是道的体现者，君主在政治上支配一切。
墨子一方面说：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
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⑤⑥一方面又强调：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⑥⑦既然一切权力归君主，国家命运系于君主一人，那么，为君之方自然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内容。
综合他们的论述，其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二：
其一，强调人的作用。
《礼记•中庸》说：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
君道》说：
“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人”，一是指民，二是指臣。
就臣而言，他是君主的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圣主离不开贤臣的辅佐。
李觏说：
“夫守国之政，行政在人。
人不忠而乱乎政，政乱则国将从之”。
⑦①指出君主不得其人，将导致政乱国亡。
其二，强调为君者要亲贤臣，远小人。
汤斌说：
“自古有为之君，必亲君子，远小人，与君子日亲，自与小人日远。
与小人日远，凡声色货利之欲、土木兴作之烦、奇技巧淫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见，心思所不及谋。
……人君之职，在于安民；
安民之道，在于择相”。
⑧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再倡导“亲贤远佞”、“用忠去奸”、“慎选举”之类的主张，而衡量“贤”、“忠”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道德高尚与否。
事实上，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在权力不加限止的作用下，道德高尚的人也可能腐败。
以何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来防止官吏的腐败，却历来为传统政治文化所忽视，其后果便是“小人乱政”、“权奸误国”在历史上一再重演。
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政治思想家所期望的为君之方，是以“凡君皆圣皆贤”为假设前提的，荀子就说过：
“非圣人莫之能王”，③问题是，理想中的圣人与现实中的君主并非等同，期望一个昏君来“亲贤远佞”，在实践上往往事与愿违。
二、为政之道，倡导德治
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治”、“王道”、“仁政”等理想模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德治主义将政治伦理化，其本质是人治。
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德治以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和身份制度为基础，它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与民主关系基础之上的德治，不可同日而语。
黑格尔认为：
“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君、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
”④传统德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要求执政的官员注重道德修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为民表率。
孟子说：
“以德行仁”，“以德服人”。
①⑤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②⑥都认为只有端正自身，才能去端正别人。
那么执政者如何使自身端正呢？
儒家反复规劝人要克己，以抵御物欲的引诱。
第二，要求执政者以道德教化百姓，以礼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之有羞耻之心，安分守己，服从统治。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③⑦认为唯有文德教化才能服人，如果施以刑罚，百姓不会心悦诚服。
第三，道德教化是为政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传统的政治文化既将德治置于为政的首位，又主张德、礼、政、刑四者兼施。
《孔子家语·
刑政》载有孔子对此的一段表述：
“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
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
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
刑，不刑也。
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先施以德教，再辅之以行政命令，如果教育无效，管理不从，危害社会安定，则可使用刑罚。
事实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无不“霸王道杂之”或“霸王并用”，以此维护专制王权。
三、治国之道：
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
古代中国的“民”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这是农业国家存在和稳定的基石。
一旦农民安居乐业的格局遭到破坏，民不聊生引发民怨沸腾，将导致王朝崩溃。
早在周初，统治者已认识到“保民”、“安民”的重要性。
及至春秋战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更为丰富，以何种措施“富民”、“养民”，也得到具体的阐述。
例如，孟子在比较了尧、舜之所以得天下、桀纣之所以失天下的历史经验后总结道：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类“民为邦本”、“民贵君轻”②等有关“民”的思想，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认同，类似的论述屡见不鲜。
孟子认为，“重民”、“爱民”要落实到“养民”，其具体措施为“制民之产”，即给人民固定的产业，使耕者有其地。
通过劳动，解决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③百姓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就会出现安居乐业的局面。
封建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度，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关系到其生存，而且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安危。
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设想，虽未实行于当时，却代表了传统治国之道的理想模式，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封建统治者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曾提出的各种设想或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孟子的主张实为其滥觞，其实行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第三节传统政治观念向现代政治观念的转化
一定内容的政治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传统政治观念须向现代政治观念转化，以顺应社会主义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建设。
一、摒弃皇权至上观念，提高公民意识
传统社会的行政决策，完全由集权者专断，国家机关只是君权的工具，既缺乏决策的民主化程序，也没有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
行政决策是君主的权力，所谓“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①④臣的职能就是听令，以“奉命而行事”；
民众的社会责任只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
②⑤因此，传统政治只有君权，没有民权，民意不得申张，民众无权参与行政。
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只是君主政令的贯彻执行者，具有社会责任的思想家和政府官员，除了对君主提出为政设想或“犯颜直谏”外，无任何纠误机制约束君主。
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君主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后果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传统政治观念认同皇权至上，现代政治观念则认同政治民主化，即人民有充分的参政权，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不是特权阶层。
权利越界被视为权力侵犯，国家有权力制衡的机构和机制。
在公民与政权的关系上，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公民的权利是由法制规定的，神圣不可侵犯，其政治权利体现在政治参与过程中。
同时，公民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义务。
”①新型民主表现为民主集中制，它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局。
由于传统政治观念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至今仍影响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导致公民意识薄弱，缺乏运用公民权利的自觉和履行公民义务的自觉。
这表明，现代国家法律赋予国民以公民的资格，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公民已具备了的公民意识。
在传统政治观念向现代政治观念的转化过程中，强化公民意识，使公民学会作公民，让公民真正从法律赋予的公民，成为自为的、具有现代道德观念的公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历史任务。
二、摒弃人治，完善法治
传统政治观念以政治伦理化为显著特征，儒家历来把社稷安危系附于圣君、贤臣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对其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希望君主任人唯贤，要求统治者“以德服人”。
历史证明，在没有任何权力制衡的体制下，儒家的规劝与忠告只能成为软弱的空谈。
而法家倡导的“刑治”、“法治”，依然未脱离“人治”的规范，只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集权势和严刑罚来树立君主的权威，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截然对立。
诚然，中国历史上曾制订了各种法律制度，各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法律观点和主张。
例如在世界范围内，《罗马法》是奴隶制法典的典型代表，《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唐律》则堪称封建专制主义法典的典型代表。
但是，有法律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已是法治社会，事实上，重人治而轻法制始终是古代为政的一大传统。
首先，皇权至上是法律思想的最高原则，君主是国家最高的立法者和司法官。
君主“口含天宪”，可以以言代法，令高于律，君主的诏令就是最高的法律，诚如《中庸》所言：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君主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代替法律，更改法律，乃至废除法律，可见对君主而言，法律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体系，而只是一种“术”，即法家所称的“法术”，儒家所称的“辅教之术”。
其次，法律只是道德教化的一种辅助手段，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
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礼法并用，以礼为主，以法为辅。
西汉思想家总结了秦朝“仁义不施”却一味运用严刑峻法以致速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
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
阴者，阳之助也”，④②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
本来，法律是排斥感情而注重理智的一门科学，泛道德主义支配下的“法制”，其实质是“人治”支配下的“法治”。
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礼与刑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古代法系的基本特点。
在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法制的日益完备，要求人们由传统的政治观念向现代政治观念转变。
首先，要维护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法律、法令、法规一经制定，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①其次，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体现法律最根本的特征——平等精神。
第三，要辩证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虽分属不同的范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有相同的价值导向和功能。
自律和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能更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因此，国家既要依法治国，凭借法的强制力来维持长治久安；
又要以德治国，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由于法律的实施和遵守，有赖于公民道德的支持。
就后者而言，传统德治思想中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等，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内容仍值得借鉴。
关键词
政治制度政体向心型中央集权君权政治文化亲贤远佞德治以民为本制民之产公民意识人治法治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思考与讨论
1.周代的政治结构有什么特点?
2.为什么说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在秦朝已经确立?
3.封建中央集权集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有哪些基本特点?
4.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所提倡的亲贤远佞的为君之方有哪些基本内容?
其实践意义怎样?
5.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德治”，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以德治国”有何区别?
6.简要评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
7.为什么说在中国道德史上，公民道德曾经是空白点？
在现代社会，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有何现实意义?
8.试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2.《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刘泽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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