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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结束的次日,记者采访了三位长期对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教育、文化研究的资深学者、专家。
请他们就目前和今后正在影响或将会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些问题、因素进行探讨分析。
滕星:
经济发展首先要抓教育
在中央民族大学家属楼,记者首先采访了滕星教授。
滕星于1978年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先后获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1982年始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93年在职随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攻读教育人类学博士学位并获博士学衔。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学术专长领域为:
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国外多元文化教育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等。
著有《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族群、文化与教育》;
主编与合著的学术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民族教育学通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中国民族教育50年》、《民族教育经济学》、《20世纪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教育》等。
●记者:
滕教授,您好!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会上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到了这样一个主题:
“共同繁荣发展。
”在其后温总理的讲话中又强调了要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
您长期研究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而教育涉及到人才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也是我们发展的关键所在。
要发展经济就要有竞争机制的引入。
而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不可能和发达地区、和东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起竞争,一起发展。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地理解“共同繁荣发展”?
□滕星:
我认真看过了会议报道和讲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但是作为我个人看来还有一点遗憾。
也许是因为时间短的原因,会上没有把很多民族地区的现状、问题具体地提出来。
这就使得我们不能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有效有利的解决方法。
我是作学术研究的,重视田野调查。
我认为只有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政策、体制才能有效决策,将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
刚刚你说到会议上胡总书记提出的“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我想应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是通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经验总结出来的。
对于“共同繁荣发展”的提出,我想它是基于我们国家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仍旧没有很好解决的几个问题来提出的。
这就是:
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各民族的差距。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竞争是促使社会发展的一种机制。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是讲竞争的,不可能平等竞争。
那么,如何建立一个各民族各地区间互惠互利、互助团结的一种良性机制,来保证这样的竞争,来参与这样的竞争,恐怕就是我们要立即解决的。
在政策中,我们讲对民族地区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补助机制,是讲“帮助”、“照顾”的。
这样对上述提到的问题是解决的一个办法。
但是我们也看到,市场机制是讲“对立”的,它是残酷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繁荣”还有很多难处。
我们还要继续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大差距。
我还想强调,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改革开放虽然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很多发展变化,但同时又拉开了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这些反差。
反差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如果不去解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说到这里,我们就更能理解胡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了。
这是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竞争中出现问题的一种及时、正确的干预。
这个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即“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不是个别民族个别区域的问题。
80年代前,我们国家对民族间在历史上遗留的差距主要通过计划经济的调解来缩小。
但是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所以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又出现了新的民族间区域间的差距。
问题找到了,现在我们来谈怎样解决。
对温总理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就是我们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的基础。
它有两层意思:
一是它要具有使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功能;
二是它要具有保证生产者之间彼此平等互助的功能。
我举一个例子:
中国在教育领域里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少数民族考生高考中被照顾加分的政策。
这是一个权宜政策。
这个政策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的补偿上的。
属于良知道德的行为结果。
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教育的落后,这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的政策是不是一成不变地这样继续呢?
而且,同样生活在民族地区,受到的也是同样的教育,而只有少数民族考生才能享受照顾是不是也欠公平?
在我的调查中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个案,它已经引起了一些民族地区汉族群众的拷问。
还有,民族地区中有较发达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之分,少数民族中又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
如果政策都是不加区分对待执行,在今天实行的收费制度的高等教育领域中,那些落后的、偏远地区的、弱势的少数民族仍得不到政策的实惠,其结果是:
他们之间不仅除了与汉族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同时还与同一地区本民族中的强势族群间的差距在拉大。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回答我们当前民族政策中与我国义务教育法中相互对立的细节和困惑,的确需要我们科学地进行调整、探讨。
否则,类似的问题会在民族地区引起新的族群间的差距和矛盾的产生。
繁荣不是靠照顾就能得来的,这点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清楚。
经济发展首先要抓教育。
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为此甚至要花上几十年时间的努力,踏踏实实从基础教育抓起;
另一方面,政府要对过去的民族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整理、适时制定出一套良性的、平等的、科学的、互动的新政策,以达到为民族地区“造血”而不只是“输血”。
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竞争能力,也才能真正实现与发达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
听说您最近新写了一篇论文探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多样性及族群平等的问题。
我们都很期待听到您的新见解。
这个时候,正好我们又迎来了一年的高考,也迎来了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毕业。
请您结合民族地区教育的问题和现状谈谈您的看法。
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共同繁荣发展都需要人才来实现。
因为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我们今后的民族教育政策要具有灵活性、多样性。
我们看到,一方面我国很多高校毕业生在发达城市做着与他们专业很不符合的工作,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很多学校缺乏教师、缺乏人才。
据了解,并不是毕业生都不愿意去,而是我们的政策制度中还没有保障和激发他们要去的规定。
我有几个建议:
一、制定一些特殊政策,鼓励大中专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后到西部民族地区工作几年。
社会学科的考生在考上研究生后可以先到民族地区支教或参与乡村教育。
在获得一定的经历后再回学校继续攻读学位;
二、大城市里现在有大批优秀的身体素质好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
政府应当有一些政策鼓励他们或定期或短期奔赴民族地区,为民族地区的教育发挥作用。
同时让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骨干有机会来东部地区学习培训;
三、国家通过采取财政补助的形式对志愿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大学生给予优惠政策,在工作一定时间后只要通过外语考试即可继续读研;
四、为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提供充足的资金作田野调查。
恢复上个世纪50年代对民族地区的调查。
这些新的调查报告将作为政府在新世纪新时期重新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的依据,以保证制定出台的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实用性;
五、建立一套与民族政策配套的财政制度,以保证民族政策的实施。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少数民族补助专款制度,还不够明确;
六、思考政策上的新问题。
例如关于语言文化政策的一些规定。
新时期新形式下,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字以及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与主流文化交流的问题;
七、如何在边远贫困地区处理分校、合校的问题。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政策的制定要在不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进行。
在这个前提下,让我们都来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关注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结束对滕星教授的采访,我们又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正在忙碌的张海洋教授。
继续我们的访谈。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
共同繁荣发展包括对民族多元文化的尊敬和保护!
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保证!
张老师,您好!
您一直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研究。
其间到过很多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是一位珍视文化如同生命的学者。
我们曾看到过您去年为追悼去世的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宋蜀华写的悼念文章中的一段话:
“人是文化动物。
每个人都有两条生命:
一条是自然的个体生命,一条是超自然的文化生命。
自然生命有时而尽。
文化生命却能随着单位、学科、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和众生这些超有机体的存在而延续。
只要我们保持对文化、民族、国家、人类、众生和学术的关爱,保持对往圣先贤的怀念即‘思’的能力,就能使自己的文化生命永垂不朽,且能参与天地造化。
”看后非常感动!
我们知道,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长期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动力和基础。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次是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一起召开的。
会议的主题就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请您谈谈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看法。
□张海洋:
5年一次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让我们一直有一种期待。
“两会”的召开使人感到振奋鼓舞。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会议让民族地区的工作者都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中华各民族如何共同繁荣发展?
未来的道路如何走?
依照胡总书记讲的,这是一个在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
为何关键?
就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处于一个需要调整、需要再认识的时刻。
怎样解决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高低阶层的不和谐、地区间差距的拉大?
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应该说,中央和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
并因此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共同繁荣发展。
这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是非常科学的人性化的理论。
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我认为在谈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前,先谈“和谐社会”构建的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前者的实现应当是建立在后者实现的基础之上。
“和谐社会”的概念应该是除了上述我说到的几大差别的消除外,还要包括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和谐。
这是最关键的。
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的中国社会不仅对我们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无形的作用,而且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良好的影响。
它可以弥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竞争中的道德、良知的缺失等问题。
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法律和政策所能解决的。
精神的心灵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使人类互相沟通。
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区。
过去,我们曾有这样一个误区:
往往喜欢用经济的发达与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先进与否,这是很错误的,也是不可取的。
经济并不是万能的钥匙。
在发展中,我们还要多考虑人的和谐也就是精神、内心的和谐。
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民族也许在精神文化艺术方面远比先进民族要好。
我们很多人去过西藏、去过云南、去过内蒙古草原,我们回来后会有一种感动,一种力量,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特有的文化,尽管这些地区经济还很落后,但它的文化、宗教却具有人类精神的先进性。
他能让人的内心和谐、和平。
它能消除很多由于环境差异和历史原因带给我们的差距,能让各民族真正团结在一起。
因此,我们应当借助这次会议,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保护方面作一些制度建设上的研究。
多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学科和先进理论,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地方生态环境。
在发展过程中坚决维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胡总书记提出的“共同繁荣发展。
”
最后我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袁刚明。
袁刚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经济宏观室主任、经济学家)
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差距(矛盾)、族群差距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障碍。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您怎样理解胡总书记说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
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您认为其关键何在?
□袁刚明:
我理解胡总书记所说的关键时期是指我们如果不抓住机会继续深化改革发展就会失去最佳机遇。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对过去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要进行重新思考反省的意思在里面。
同时也提出了我们未来发展方向和决策具有的选择性、风险性。
这些决策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再经过严肃、客观、科学的分析才能作出选择。
记得2004年2月您曾提出:
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取得骄人增长成绩的同时,各种潜在矛盾也日渐突出。
您还列举了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十大矛盾。
今天要谈的内容与您在其中提到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的矛盾、就业增长落后于GDP增长的矛盾、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矛盾、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这四个矛盾有关。
您认为这些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是不是表现的尤为突出?
目前我们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民族问题其实与区域差距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这也是由民族地区的特点决定的。
只有解决好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落后问题,各民族各地区才能谈得上平等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怎样实现?
胡总书记讲话中提出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过去国家在西部资源开发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就不太有利于西部的发展。
油田的开采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以技术优势来衡量谁更具有能力谁就能拥有开发权,无疑东部占优势。
那么这就意味着西部将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和东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
差距、矛盾将会因此加大。
客观地说,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西部(民族地区)为支援东部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甚至是牺牲很多利益。
我认为,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包括人才、资金来回报西部。
带动西部的发展。
这是一种责任。
西部很多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在今天这个资源匮乏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给予珍视和保护。
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科学的、平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区域协调、区域统筹。
如果让我用口号的方式来阐述我的观点,我会比较极端一些。
那就是“保农业、保西部、保弱势群体、保民族”。
不然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差距不但没有消除还会继续拉大。
我们的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统一大局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发展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扶持西部经济,这才有利于我们消除族群差距、东西部区域差距,实现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