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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醒来,就没事了?

  邢仪记得你说过的话:

“我们等着吧,等我们走到那儿,就会知道那边是什么,反正不是无,放心吧,没有‘没有’的地方。

”我一听就知道她一个字也没记错,是你说的。

  陈雷拿来好多好多纸,烧了好久好久,一定要把它们烧“没”。

让它们“没有”,才能去“没有”的地方。

他迷信。

你不回来,我只能跟着他们烧,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你有吗?

  选骨灰盒,他们七嘴八舌的,有很多建议。

  我不认真听,扭头就要问你,才知道,已经与你无关。

  你死了,是真的。

  何东说,走在街上,看见一个人,仿佛是你,就追上去……

  我也走在街上,对自己说,不会的,真的不会,你不可能出现,再像你的人也不会是你。

你死了,世界上确实有死这回事,这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不怀疑,我知道。

但我还是想,你在哪儿?

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哪儿?

我不理解这件事。

每天,我都要反复告诉自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无比正常。

特别是听到别人的死,证明了确实有死这样的事。

既然这样,你也会遭遇这样的事。

这符合逻辑。

  我在经历你的死,是真的,可我一点都没法理解。

它到底是什么?

明明你还在,我天天都和你说话,每时每刻都知道你只是不在我身边,不在家,不在街上。

但是你在的!

要不然什么是我呢?

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你,你不可能不在。

但是你在哪儿?

  从此我将一个人,一个人决定一切,一个人做一切。

你即使看见、听见,也绝不会说一个字。

你死了,就是决定永远袖手旁观。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

死了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必将离开自己所爱的人?

彻底离开,永远离开?

你们死去的人,会看见我们在世上的身影吗?

会知道我们想念你们吗?

会和我们联络吗?

你说过,你要给我发信号的,会尽一切力量去做,让我感知。

可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我去了地坛。

我没有别的方式,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与你相关。

虽然地坛不再荒芜,不再宁静,可那些大树还在,那些曾经长久地陪伴过你的大树还在,在初春的阳光里,安静从容。

我仿佛看见你的身影,你开着电动轮椅一个人远远跑在前面,悠然自得,一会儿又迅速地转回来,告诉落在后面的我们,哪里又添了篱墙,哪里又铺了砖路……

现在我被思念笼罩着,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又到哪里去找你!

我到了地坛,却分明感到你不在!

不,你说过的,你说,只要想到你,无论在何处,你就在那儿,在每一处,在他们想你的地方。

(《读者》2013第6期)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王蒙

  说来有趣,你所喜爱的,你以为旁人也喜爱;

你所恐惧的,你以为旁人也恐惧;

你最厌恶的,你以为对旁人也十分有害。

其实,往往并非完全如此。

  我曾经竭尽全力地把我年轻时候喜欢唱的歌、喜欢读的书推荐给我的孩子,孩子们嘲笑我唱过的“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之类的词。

他们说:

“您那时候唱的歌的歌词怎么这么‘水’呀?

”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觉得他们唱的歌的歌词才不成样子呢。

直到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悟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他们有时会接受一点我的所爱,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所爱。

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下。

  我发现,人的这种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来判断事情的特点,几乎可以上《笑话大全》。

一个母亲从寒冷的北方出差回来,就会张罗着给自己的孩子添加衣服;

一个父亲骑自行车回家骑得满头大汗,就会急着给孩子脱衣服。

父母饿了就劝孩子多吃一点,父母撑得难受了就痛斥孩子太贪吃;

父母寂寞了就责备孩子太老实、太不活泼,父母想午睡了就觉得孩子弄出的噪音令人讨厌;

父母想读书了就发现孩子不爱学习,父母想打球了就发现孩子不爱体育;

父母烦心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一定是看着孩子更不顺眼了。

  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

有多少是以己度人度量出来的?

反过来说,下一代人不是也以自身当标尺吗?

当他们看到上一代人已经发胖、已经不明白许多新名词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失望啊。

可他们怎么不想一想,老一代也曾经大大地火过呢。

英语里有一句谚语:

“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出头日)上了年纪的人与年轻人之间,相互之间需要更多的了解。

  我无意用简单的进化论观点,来认定新的一代一定胜过上一代,但是至少人们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你高兴,认为它越变越好,它会变化;

你不高兴,断定它越变越坏了,它照旧会变化。

你给予很高的评价,它要变;

你评价极差,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全是败家子,它也要变。

这里我不想轻率地对这种变化做出价值判断,前人的许多东西都是需要继承、需要珍惜的,后人的变化在得到进步、得到崭新的成果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好东西,也许还会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想让下一代人不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可能的,只有理解这些发展变化,才能取得教育或影响下一代的主动权,才能赢得下一代人的信赖和尊敬。

同时,年轻人也只有把前人的一切好东西继承下来,才有资格谈发展和创造。

(选自《读者》2013第6期)

 

萤火虫

               [日]安房直子彭懿译

  现在,火车站正是点灯的时候。

  山上火车站的灯光,是成熟了的柿子的颜色,稍离远一点望去,会令人突然怀念得要哭泣。

车站上,长长的货车,像睡着了似的停着,已经有一个小时不动了。

  靠着沿线路的黑栅栏,一郎早就在看那列火车。

那关闭的黑箱子里,究竟塞进了些什么呢?

也许,那儿装着想不到的耀眼的好东西……瞧,像那个时候的箱子……

  一郎想起最近在文娱演出会上,看到的变戏法的箱子。

变戏法的箱子,一开始是空的,可是第二次打开时,却舞起漂亮的飞雪般的花儿,还撒到了客席上。

  “了不起呀,哥哥,是魔法呀!

  那时,妹妹茅子抓住一郎的胳膊,尖声说。

  “咳,什么魔法,是安着装置哪!

  一郎像大人似地侧着脸。

可是,茅子早对变戏法入迷了。

  “我想要那样的箱子!

  用大眼睛出神地瞧着,茅子嘟哝着说。

  茅子昨天去了东京。

她穿上崭新的白衣服,乘上傍晚开动的列车,要过继到东京的伯母家去。

  “哥哥,再见!

  在检票口那儿,茅子不住地挥起小手,就像到邻镇去玩那样地欢跳,不过,“再见”的话里,带着寂寞的语气。

  “阿茅,好好地过呀……”

  妈妈整理了茅子的帽子。

村人们,也向茅子说了亲切的告别话。

只有一郎直挺挺地站着,望着结在妹妹白衣服后面的大缎带。

  结成蝴蝶结的缎带,越来越远,最后被吸进列车里。

然后,列车咕咚地一动,像滑行似地离开了车站……

  现在,一郎靠着线路边的黑栅栏,目送长长的货车,像昨天的列车一样,缓缓地离开了车站。

  到如今,一郎却想哭了。

他睡了一个晚上,又在黄昏来到时,才终于弄明白了,唯一的妹妹到远方去不再回来这件事,是真的。

  往常这个时间,一郎和茅子两人,在等妈妈回来。

五岁的茅子,肚子一直饿得哭。

她哭得把抱着的洋娃娃、布娃娃都扔掉了。

每天每天,老看着妹妹可受不了,一郎曾经想过好多次……可是,没有茅子的傍晚,更觉得受不了了。

在傍晚像洞穴一样的家里,自己一人抱膝呆呆坐着,是这样不愉快和寂寞呵……啊,现在,茅子大概在特别耀眼的城镇,吃着美味食物,玩着美丽的玩具吧。

  突然,无限的悲哀使得他心里很疼,他满含着眼泪。

  长长的货车离开车站后,在那边的站台上,夕阳的余晖正在流动。

种在站台上的美人蕉的花,还在微微闪亮。

  这时,一郎看见站台的正当中,有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行李。

  是谁忘记了的、大得惊人的白色旅行皮箱?

它可能是高级物品,盖得严严实实,银色的金属零件,像星星一般灿烂。

  “谁的行李呢?

  一郎小声嘟哝。

能够把那么大的皮箱搬来的人,肯定是个身体非常好的男人。

但站台上,一点也没有那样的人影。

就好像刚才的货车给“噗”地放下来似的,皮箱被随便放着,睡在那里。

  一郎直眨眼睛。

  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直到现在没有进入眼帘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皮箱上面,端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小女孩,像停在大树上的小鸟,又像一朵花蕾。

  女孩晃着耷拉的腿,似乎在等谁。

  一郎忽然感到遇见了茅子。

这么说来,那女孩的头发,什么地方像是茅子。

耷拉双腿摇晃的动作,穿外出衣服时,那有点一本正经的模样,使人觉得都是茅子。

一郎胸中,扩展起跟小小的茅子一块度过的那酸甜回忆。

他哼着茅子唱的不清楚的歌,想起她握点心的小小白手,那只手,像蝴蝶一般灵活,而且任性……

  尽管如此,那女孩究竟在等谁呢?

已有很长时间,站台上没有人影了,况且也没有新列车到来的模样。

小女孩像被忘了的洋娃娃,一动不动地坐在皮箱上面。

  一郎想:

她莫非是被遗弃了的孩子吗?

  生活困难的母亲,和行李一起……不,不,母亲恐怕很难拿动这么大的皮箱……也许是顾不了孩子的父亲,把她撇在这里的。

皮箱里边,塞着女孩替换的衣服,还有点心、玩具和写着“请多照顾”的便条,消逝了的父亲,已经绝不会、绝不会再回来的吧……

  是的。

那是在报纸上常见的事,不过,在这样的山中车站,是不会轻易发生的事件。

  四周完全黑了,车站的灯显得更加明亮。

  一郎觉得自己似乎在望着奇异剧场的奇异舞台。

沐浴着橙黄色的聚光灯光,那女孩,也许马上就要唱歌。

  刚想到这里,女孩飘然地从皮箱上跳了下来,接着,敏捷地打开皮箱……

独乐与独醒

                  林清玄

  人生的朋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一种是在他欢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我们,只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分担。

这样的朋友往往也最不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只愿别人都带给他欢乐。

他把痛苦都倾泻给别人,自己却很快忘掉。

  一种是他只在快乐的时候才找朋友,却把痛苦独自埋藏在内心,这样的朋友通常能善解别人的痛苦。

当我们丢掉痛苦时,他却接住它。

  一种是他不管在什么时刻什么心情都需要与别人共享,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悲哀不如众悲哀。

他永远有同行者,但他也很好奇多事,总希望朋友也像他一样,把一切最私密的事都对他倾诉。

  还有一种朋友,他不会与人特别亲近,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独自快乐、独自清醒,他胸怀广大、思虑细腻,带着一些无法测知的神秘。

他们做朋友最大的益处是善于聆听,像大海一样可以容纳别人欢乐或苦痛的倾泻,但自己不动不摇。

由于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对别人的快乐予以鼓励,对别人的苦痛施以援手。

  用水来做比喻,第一种朋友是河流型,他们把一切自己制造的垃圾都流向大海;

第二种朋友是池塘型,他们善于收藏别人和自己的苦痛;

第三种朋友是波浪型,他们总是一波一波找上岸来,永远没有静止的时候;

第四种朋友是大海型,他们海纳百川,但不失自我。

  当然,把朋友做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朋友有千百种面目,这只是大致的类型罢了。

我们到底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或者说,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朋友?

  纪伯伦在《友谊》里有这样两段话:

“你的朋友是来回应你的需要的,他是你的田园,你以爱心播种,以感恩的心收获。

他是你的餐桌和壁灯,因为你饥饿时去找他,又为求安宁寻他。

”“把你最好的给你的朋友,如果他一定要知道你的低潮,也让他知道你的高潮吧!

如果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找你的朋友,又有什么意思呢?

找他共享生命吧!

因为他满足你的需要,而不是填满你的空虚,让友谊的甜蜜中有欢笑和分享吧!

因为心灵在琐事的露珠中,找到了它的清晨而变得清爽。

  在农业社会,友谊是单纯的,因为其中很少有利害关系。

在少年时代,友谊也是纯粹的,因为多的是心灵与精神的联系,很少有欲望的纠葛。

工业社会的中年人,友谊常成为复杂的纠缠,“朋友”一词也浮滥了,我们很难和一个人在海岸散步,互相倾听心声,难得和一个人在茶屋里,谈一些纯粹的事物了。

朋友成为群体一般,要在啤酒屋里大杯灌酒、在饭店里大口吃肉一起吆喝,甚至在卡拉OK这种黑暗的地方,唱着浮滥的心声。

  从前,我们在有友谊的地方得到心的明净,得到抚慰与关怀,得到智慧与安宁;

现在,朋友反而使我们混浊、冷漠、失落、愚痴与不安。

现代人都成为“河流型”“池塘型”“波浪型”的格局,要找有大海胸襟的人就很难了。

  在现代社会,独乐与独醒就变得十分重要。

所谓“独乐”是一个人独处时也能欢喜,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就是一下午静静地坐着,也能安然;

所谓“独醒”是不为众乐所迷惑,众人都认为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往往不一定适合自己,那么,何不独自醒着呢?

我们只有能独乐、独醒,才能成为大海型的人,在河流冲来的时候、在池塘水满的时候、在波浪推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包容,并且不损及自身的清净。

1.用水来做比喻的话,朋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2.本文主要运用的论证方法是、、。

3.什么是“独乐”?

什么是“独醒”?

4.

  答案:

1.河流型池塘型波浪型大海型

2.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

3.所谓“独乐”是一个人独处时也能欢喜,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就是一下午静静地坐着,也能安然;

4.

你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

                  林语堂

  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怎样。

  关于人,最难了解的事情终究是他对工作的观念,及他指定给自己做的工作或社会指定给他做的工作。

世间的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

  当我在这里坐在我的书台边时,一只鸽子在我窗外绕着尖塔飞翔着,毫不忧虑午餐吃什么东西。

我知道我的午餐比那鸽子的午餐复杂得多,我也知道我所要吃的几样东西,乃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工作的结果,需要一个极复杂的种植、贸易、运输、递送和烹饪的过程,为了这个原因,人类要获得食物是比动物更困难的。

虽然如此,如果一只莽丛中的野兽跑到都市来,知道人类生活的匆忙是为了什么目的,那么,它对这个人类社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疑惑。

  我们的危机是在过分文明,是在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苦,因而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失掉吃东西的胃口。

  我每次看见都市的摩天楼或一望相连的屋顶时,总觉得心惊胆战。

这真是令人惊奇的景象。

两三座水塔,两三个钉广告牌的铜架,一两座尖塔,一望相连的沥青的屋顶材料和砖头,形成一些四方形的、矗立的、垂直的轮廓,完全没有什么组织或次序,点缀着一些泥土,退色的烟突,以及几条晒着衣服的绳索和交叉着的无线电天线。

  我俯视街道,又看见一列灰色或退色的红砖的墙壁,墙壁上有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阴暗的小窗,窗门一半开着,一半给阴影掩蔽着,窗槛上也许有一瓶牛乳,其他的窗槛上有几盆细小的病态的花儿。

人类便居住在这里。

  他们怎样居住呢?

每一家就住在这么一两个阴暗的窗户的后边吗?

他们做什么事情过活呢?

说来真是令人咋舌。

在两三个窗户的后边就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像鸽子那样地回到他们的鸽笼里去睡觉;

接着他们在早晨清醒了,喝过咖啡,丈夫到街上去,到某地方为家人寻找面包,妻子在家里不断地、拼命地要把尘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干净。

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们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的身体再上床去睡。

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还有其他生活水平比较小康的人家,住在较好的公寓里。

他们有着更“美术化”的房间和灯罩。

房间更井然有序,更干净!

房中比较有一点空处,但也仅是一点点而已。

较没有经济上的烦虑,债务也较少,那是真的。

可是同时却较多情感上的纠纷,较多离婚的事件,较多不忠的丈夫晚上不回家,或夫妻俩晚上一同到外边去游乐放荡。

他们所需要的是娱乐。

  天啊,他们须离开这些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砖头墙壁和发光的木头地板去找娱乐!

有些人的确有着欢乐的生活,但其他的人却没有。

可是在大体上说来,他们也许比那些工作劳苦的人更不快乐;

他们感到更大的无聊和厌倦。

然而他们有一部汽车,或许也有一座乡间住宅。

啊,乡间住宅,这是他们的救星,这么一来,人们在乡间劳苦工作,希望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你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

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

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

母亲走了

                 老愚

  母亲在昏迷了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73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婆51岁就猝死了。

那年,她一听到崖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的命令,浑身便开始筛筛子般地战栗。

她年轻时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地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

往往等丈夫和伙计吃饱后,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

她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好光景,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了。

突然间乾坤倒转,丈夫被打上了“地主”的烙印,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被瓜分了——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

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

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

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后,外婆一夜之间变老了。

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地白了。

咋办呢?

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

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

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

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了。

偶尔来个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

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生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

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

赶紧出来浇地!

  因为终日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

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

冬天里,公社干部大兴土木,征调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他吸入冷气,大口大口地吐血。

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洞里挨着日子。

  1976年夏天,母亲利用晌午的歇息时间,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

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眯着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

我没话跟他说。

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

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

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

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

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墙塌房倒,外祖父也死了,享年61岁。

  1991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溢血而亡。

几年后,小姨也死于同样的病症。

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只能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

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

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

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

之后,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

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

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

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

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

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

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

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

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

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

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

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

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

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

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

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

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选自《读者》2013第1期)

我的老师

                 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

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

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

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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