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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国界」逐渐向内陆移动，造成近代「都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的隔绝，破坏了传统的城乡一致性，使近代城乡趋于两极化（urban-ruraldichotomy），城乡开始对立。
这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转型，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一大变革，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大动荡，而传统城墙都市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直到清末（1911），中国境内各类城垣及城墙都市超过2000座。
本短文仅选取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近代重要的港埠城市为例证，观察分析历史上筑城与近代拆城的动机、过程与特征意义。
全文只是一个论纲性质，较详细全面探讨近世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及其转型特征，惟有俟之来日。
一、上海
上海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目前所辖17区及1县（崇明）实已包括清代松江府全部及太仓直隶州大部分地区。
但直到清末，上海城市范围及行政建置仍属县城的层级，其上司是松江府（设于华亭、娄县兩个附郭县城）、江苏巡抚（驻苏州府城，亦即吴县、长洲、元和三个附郭县）、兩江总督（驻江宁府城，上元、江宁兩县附郭）。
上海设县于1292年（元至元29），置县261年后，迟至1553年（明嘉靖32）始筑城。
在此之前，上海地区曾有阖闾城、沪渎垒、筑耶城等古城，惟已荒废难考。
唐宋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上海逐渐崛起于历史舞台。
1077年（北宋熙宁）设上海务（征商税）；
1149（南宋绍兴）置市舶提举司、榷货场；
1267（南宋咸淳）置上海镇；
1277、1287元政府设市舶司及都漕运万户府。
以后置县筑城，建立衙署，确立城市规模。
明至清初，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1684-5年（康熙23~24）设江海常关，1730年移苏松道驻上海（1736改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此即上海道台之始。
1843年上海成为开放的第一批通商口岸（treatyports），旋于1854年后由外人管理海关（洋关），并设立工部局（MunicipalCouncil）、会审公廨；
直到此时，上海的行政地位始终很低，它属于松江府管辖（府城设于华亭、娄县两个附郭）；
到清末，它仍是县级的建制（1911年始将自治公所改名为上海市政厅）。
中国城市真有“市”的建制是在1920年代以后。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上海设置特别市，始正式称市。
上海置镇设县源于经济发达，聚落人口日渐成长增加，行政管理之需要；
筑城则为了防御外力入侵，也具有与四野乡村分隔界限的意义。
东南沿海自宋代以后，大致兵革不兴，承平无事。
宋金交兵、元军攻宋及明初与张士诚之战，上海微受波及，但“闾里晏然”、“素无草动之虞”，依然无恙。
但明初倭寇入侵东南各地，嘉靖（1522-1566）之后日益严重。
1552年倭船犯境，大肆抢掠，县署民房被焚，知县潜逃，上海官绅始有筑城之议。
1553年邑人顾从礼奏准筑城（見收录文献一、二），知府方廉集众筹议，勘定基址，征集捐赋，督工筑城。
上海绅民踊跃捐输，拆屋献地，倾囊助役，竟于兩个月中筑成一座周9里，高2丈4尺的城垣，辟有6门（朝宗、跨龙、仪凤、晏海、宝带[即小东门]、朝阳）及水门3，“环抱城外，通接潮汐”。
1598（万历）加高城墙，护以巨石，增开水门一座，抵抗太平军时又加开障川门。
城垣之建，固定了上海旧城区的基本格局。
上海开埠（1843）后商业日盛，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租界的成立（1845英，1848美，1849法租界；
1863年英美合并为公共租界），其兴盛繁荣对华界影响冲击日大。
租界内辟马路大街、筑码头堆栈、建华屋丽宅、兴办洋行银行商场店铺，开设各种娱乐场所，“租界鱼鱗历国分，洋房楼阁入氤氲，地皮万丈原无尽，填取申江一片云”。
十里洋场出现于旧城北郊，城市中心由百年老城移转到新兴租界内。
清末邑人李钟珏（平书）论上海云：
其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长夜，事诚无足称道。
通商以后，帆樯之密，马车之繁，层楼之高矗，道路之荡平，烟囱之林立，所谓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
中外百货之集，物未至而价先争，营业合赀之徒，前者仆而后者继，所谓商战世界者上海有之。
然而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闇然也；
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
租界洋场的兴旺对照着上海县城的没落。
上海城垣此时城基砖泥堆积，老旧颓坏日甚，城门低隘，车马壅塞，行旅不便。
加以租界非法扩张，越界筑路日渐严重。
法人即有将上海县治移设闵行镇，拆毁县城，以其地并入法租界，“填沟渠以消疫疠，修道路以利交通”之议。
“与其为他人口实，不如先自拆之”，1900年上海邑绅李平书等人即已有拆城之意念，他极力主张“拆城垣与筑周围之马路，填城濠设轨道以行汽车，与租界衔接”。
1906年地方士绅姚文枬領衔具禀上海道呈请拆城，得到上海道台袁树勋的支持。
但拆城之议在当时却引发一场争议。
守旧派反对拆城，以为祖宗之物不可毁，城垣之设可以保全地方，消弭隐患；
成立「城垣保存会」，呈文督抚请禁拆城。
1908年上海道台蔡乃煌召集拆城、保城兩派士绅议决，终以增辟城门、筑造马路的折衷方式解决。
1909新辟三城门，并将原有城门三处拓高放宽，至此上海县城共有10城门。
惟此时城垣仍为障碍之物。
城西、北、东北三面为租界，无以发展；
城南和东南通道有限，外依黄浦江，内逼城垣，难以拓展回旋。
1905-1914年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时期，特别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09）、「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1909-1911）成立的六年中，以李平书、姚文枬等为首的绅商在上海城市建设与地方公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市政建设、市民社会与城市民主的先驱。
拆城工作与上海自治运动关系密切，是当时上海开明士绅的重要主张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士绅姚文枬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市政厅组成「城濠事务所」，筹款集役，于1912年初开工拆城，先拆东南兩处城基，后沿西北顺城而拆，城濠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其上修建马路。
1913-14年筑路工程完成，取名民国路与中华路，加上陸续兴建的新马路，将旧城与租界、城外华界紧密联系起來，融成了近代上海的核心市区。
附:
有关上海筑城与拆城的重要文献史料
文献一：
《同治上海县志》，2/1〈城池〉
城周围凡九里，高二丈四尺，门旧六新一，凡大小七：
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晏海。
跨龙门迤东为小南门，曰朝阳。
朝宗门迤北为小东门，曰宝带。
晏海门迤东为新北门，曰障川。
水门四：
东、西门者跨肇嘉浜、小东门者跨方浜、小南门者跨薛家浜，堞三千六百有奇，箭台二十所。
濠环抱城外，长一千五百余丈，广可三丈。
旧从肇嘉浜、薛家浜、方浜分流灌注。
今西商于方浜北新开一浜，又于城西沟通周泾焉。
元建县［1292年］后二百六十余年犹无城。
故前明倭寇数躏焉。
嘉靖三十二年［1553］，邑人顾从礼疏请建城，知府方廉始筑之。
文献二：
﹝明﹞顾从礼<
请建上海城疏略>
（《同治上海县志》2/1b）
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县，治原无城垣可守。
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
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
钱粮四十余万，四方辐辏，货物尤多。
而县门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
所以嘉靖戊子等年，屡被贼劫烧，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
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
伏望轸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哀苦，敕工部会议，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
文献三：
﹝明﹞潘恩〈筑城记略〉（《同治上海县志》2/1b~2a）
上海故未有城，嘉靖癸丑，海寇肆虐者数矣。
群凶觊觎，攘臂首至，民无固心，受祸尤酷。
郡侯方公﹝知府方廉﹞忧之曰：
“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乃建议城之。
公以忠诚之心，集众思之益，酌以义，布以公，发以果。
于用，取田赋之裨益者；
于工，取佣民之受直者；
于费不足，附以钱库之羡者，计日商工劝分，庀役不愆于素。
故大功遄举，民罔告劳云。
文献四：
（《上海县续志》）2/1a〈建置上‧城池〉
城旧制高二丈四尺，本不足此数，而内外城根，复日壅积，砖泥仅存一丈四五尺；
月城洼下，跨龙、晏海等门潮大时辄涌水，堞及箭台多脱落。
旧有之门既低隘，鲜能通车马，咸苦不便，议拆未果。
爰添开三门：
东北曰福佑，西南曰尚文，西北曰拱宸。
其寳带、朝阳、晏海三门亦扩张之，均高一丈五尺，宽一丈八尺，视旧约增三分之一。
濠常淤垫，北半城尤甚。
缘濠内地尽庐舍，濠外地即租界，无处储泥，不易浚治。
前志﹝《同治上海县志》﹞所称于方浜北新开一浜者，已由法公董局填塞；
其于城西沟通周泾者，亦已填作马路。
文献五：
光绪32年（1906）2月上海绅士姚文枏呈请拆城文
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
推原其故，租界扼凇沪咽喉，地势宽而展布易；
南市则外濒黄浦，内偪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
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至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
绅等朝夕筹思：
舍自拓商市，无由抵剧烈之竞争；
舍亟拆城垣，无由期商业之自立。
窃维城垣之设，所以防盗贼而限戎马，表治所而卫仓狱；
欧洲古制，亦复相同。
近数十年，策军事海防者，多注重炮台，而不尚城守，埃及罗马之名城，视同古器；
柏灵、巴黎之都会，即藉市场；
参互而观，可为明证。
且天津拆城，而商市骤盛；
汉口拆城，而铁路交通是。
即以中国设城之本意言之，亦正可仍其意而不必泥其法。
（《上海市自治志》，1915，公牍甲篇，页27a）
文献六：
光绪32年（1906）上海道台袁树勋呈请拆上海城垣文
城垣之设，本古人重门击柝御暴之意，原无轻议拆除之理。
惟上海为通商总汇，城厢、租界同在此二、三十里之中。
而租界则商务日盛，地段则日推日广，南市则以城垣阻隔，地窄人稠，无可展布；
非唯有碍商务之进步，且益外人以轻视之心。
盖所赖于城垣者，无非谓藉此可以保卫人民、衙署、仓库、监狱起见。
今租界洋行林立，人民﹑公署、银库、监狱较华界倍形吃重。
彼只倚巡捕、团丁为之戒备，而我顾专恃城垣以为防守，使外人见我并无防御土匪之实力，殊为非计。
且沪城本不高厚，砖名无实，徒形其陋而已。
况考察租界之所以兴盛，则以有马路交通之故。
今我自治之地，仅城厢、南市一隅，马路仅只两条，中间复有城垣间隔；
车马既不通行，行旅苦不方便；
仕商巨富固无城垣居住者，即在租界觅食小本经纪，亦都不吝租金以寄居于租界之中。
以致城内﹑租界地价房价相去数十百倍，一盛一衰之故，内轻外重之情，其显著逼切若此，若不及时变通，与民更始，日后市情凋敝之象，将更不可胜言。
窃思…拆城筑路，非唯无弊，且有四益：
就城基改作马路，东西南北环转流通，外而南市沿浦，内而西门外一带，马路可以联络照应，一也。
清理城内河浜，填作马路数条，徐图扩充收效，二也。
填河应筑大阴沟，可将城砖代用，有余更可修沿河破岸，三也。
房地市价增涨，民情振奋，收捐以办善后，事能持久，四也。
目前筹计，已有此四益，日后利赖自更无穷。
是拆城筑路一事，即属创举，亦应毅然为之。
况天津业有成案，商务兴旺，民情安谧，尤为明证。
（《上海市自治志》，1915，公牍甲篇，页27）
二、天津
比起黄河流域各地城邑的悠久历史，古代天津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城市聚落的出现显然较迟。
天津位于海河及大清、子牙、卫河、南北运河的交汇点及入海口，自來河海要冲地位巩固。
东汉末年曹操曾在此区开凿河渠，转运军粮；
唐代此地出现“三会海口”名称，与北平郡相提并论，显现其重要性。
但直到13世纪女真人统治时，始有直沽寨出现（1214），从此天津成为北方国都所在的重要附属城市。
没有金、元、明、清北京的建都，便没有天津的形成与发展；
而没有天津的转输、供给与保障，北京也不能发挥帝国首都的职能。
元朝于直沽设漕运都指挥使，1316年置海津镇，1404年设天津卫，次年筑卫城，这是天津城垣之始，直到1902年拆除。
清于1662年，设户部钞关于卫城北门外河畔；
1725年改卫为州，属河间府，旋升直隶州，1731年（雍正9）再升为天津府，从军事城邑变为地方行政中心，另设天津镇总兵及海防同知。
1668年长芦盐政由北京移驻，1677年盐运使司衙门也由沧州移驻此地，而河道总督也于开府同年，由山东济宁州移驻天津。
天津置卫时，即在今南运河与海河之间的小直沽营建卫城，费时一年，为土筑。
城垣周长9里，呈矩形，俗称“算盘城”，辟有4门，以河为池。
卫城之筑主要是军事上的考虑，但也具有保护漕运及经济发展的效果。
永乐年间（1421）正式迁都北京后，天津更成为拱卫明朝都城安全的海上门户。
由于天津地势低洼，常有水患，城垣屡遭浸泡冲击，年久失修，已多坍塌。
弘治6年（1493）加以重修，甃以砖石，并筑城楼，重修后“平看俯瞰，回出尘垢”，更为壮观。
明清战乱之际，卫城破坏严重，断壁残垣比比皆是。
1653-54年又連续遭水患，淹及城砖十八层，洪水倒灌入城，城内低洼处甚至可以行船。
康熙13年（1674）天津总兵赵良栋再次重修，近城周围民房尽行拆除，在離城三丈外另筑城垣，
加深城濠，并筑石闸引海河绕城四面，改善了城内居民的用水问题。
1725年洪水又淹达城砖十三层。
为了防洪抗洪，再次重修，主要由盐商安尚义、安岐父子出资捐修，巩固城基，加厚城墙，疏浚城濠，工程极浩大，雍正皇帝特将卫城西门赐名为卫安门，或有褒奖安家父子之意。
乾隆年间（1736-1795）曾先后9次修城，惟工程较小，只在城角加筑城楼而已。
清以前城内为土路；
清初于北、东门内外修石板路。
1739年又修筑北门外及沿海河迭道以捍卫水灾，方便行旅，并渐建设桥梁、渡口。
明代天津中心市区沿海河西岸上下延伸，在此区域，“百货交集，商賈輻辏，骈填逼侧”，“素封巨室，率萃河干”。
做为统治权威的卫城，除军政衙署外，“屋瓦萧条，或为蒿菜”，城四角尚为水洼。
弘治（1488-1505）年间有10个市集，城内5个不見发展，城外沿河则集市日旺。
虽筑有城垣，却不具城垣城市的封闭性质，反而拥有无城垣城市的经济特色。
至18世纪（乾隆年间），天津城垣可說已沦为象征性的饰物而已。
1822年直隶总督为招集团練，在天津城内外修筑18土堡，设义民局与保甲局，为地方性半官方社会管理系统。
二次鸦片战争后，偏安一隅的旧天津城无法保卫城市，僧格林沁奏请在城外增筑濠墙（1860年），做为城市防卫工程的城外之城，长36里，距旧城3-6里不等，大致符合当时天津城市的基本范围，但旋即在英法联军逼迫下被废弃。
天津也在1860年开放为通商口岸，九国租界区陸续建立。
清代后期天津几乎完全摆脱旧城的束缚，沿运河、海河自西北向东南发展，整个城市沿河分布，初步形成了条狀城市雏形。
城居人口、城市小区大致依地域区块分布。
根据1846年版的《津门保甲图說》，此时天津县人口442,334人，其中近57%的绅衿，近96%的盐商，近80%的应役，75%的铺户和55%的负贩，集中于城内，而铺户和负贩又占县城内户口数的53%，可谓“逐末者众”。
海河干流为城市发展主轴，因此东南地区村镇集中，人烟稠密，人口与户口数仅次于城区（城区人口估计约有25万）。
开埠后，人口激增：
1895年天津城市人口达587,666人，1903年为326,552人，1906年356,503人（租界人口68,053），1917年为600,746人（租界人口119,150），1936年达到1,081,072人（租界人口173,624）。
1900年八国联军占領天津时，列强成立「都统衙门」（TientsinProvisionalGovernment）对天津城和濠墙周围地区行使管辖权，以后更扩大范围至城市安全、市政工程、道路建设、河道疏浚等。
尔后兩年中，陸续拆毁城墙，改建环城马路，全长4.5公里，宽达24米，7条路线遍及天津旧城区及租界。
并扩建城内街道，铺设碎石大道，改造租界内外道路，计划修筑穿越各国租界之中立马路，主持下水道改造工程（用拆下的墙砖建造大型砖砌暗沟。
后來天津地方政府也下令将城内四街旧渠改筑砌砖明沟），增建沿河码头，疏浚海河，管理城市卫生。
1903年引进汽车（上海于1902年引进），1906年比商电車电灯公司开设有轨电车。
电车、汽车及人力车为市民提供方便交通工具，扩大市民活动范围，加速人流物流节奏，也沟通新旧市区和租界的联系。
天津城墙是根据辛丑和约规定，被迫于1902年拆除的，这使天津名符其实成为一座无城垣的开放城市。
这是近代拆城的先驱，也成为同时期上海拆城运动的范例。
三、汉口（武汉）
武汉地区城邑的起源，不是因商业，也不是因统治阶级设立政治中心的需要，而是为开疆拓土，屏障都城而形成的军事堡垒。
最早的盘龙城，距今3500年，在离今市区5公里的黄陂县，为长江流域第一座商代古城。
东汉末年在汉阳筑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城堡之始。
三国时孙权曾以鄂城为都，在今武昌蛇山依山筑夏口城以拱卫之（223年）；
唐代扩大，改修砖城；
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再扩修，有九道城门（这位江夏侯对于明代东南沿海各地城垣的修筑有很大贡献，堪称为筑城专家）。
隋唐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军事性的城堡转化为镇邑，武汉双城阶段（武昌、汉阳兩市镇）逐渐形成：
直到明清兩代，江夏县与汉阳县分别是武昌府（省城）及汉阳府的附郭县（首县）。
武汉双城到明成化（1465-1487）年间进一步演变出汉口，呈现三镇新格局。
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天）启、正（崇祯）之际」，明初为无人居住之芦苇荒洲，成化年间汉水北移，汉阳一分为二，南岸为汉阳，北为汉口。
正德元年（1506），明政府定汉口、长沙为漕粮交兑口岸（后增设荆州、岳阳），同时淮盐亦以汉口为转运港口，以后汉口经济迅速发展，取代了昔日商务繁荣的汉阳刘家滆，明末清初终形成三镇鼎立。
汉口晚出，但后來居上，号称「九省通衢」，为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一。
作为漕粮、淮盐、茶葉等主要转运中心，商品流通量巨大。
武昌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汉阳则为地方行政中心，以手工业及早期军事工业著称。
汉口的行政地位很低，不能与武昌、汉阳相比。
汉口向來是汉阳县辖地，明中叶（有认为是嘉靖21年，1542）始设汉口镇巡检司，雍正5年（1727）分为仁义、礼智二司；
汉阳府同知、通判移驻汉口，行政地位始提升。
1861年正式开港（据1858年天津条约），次年江汉关成立，由移驻汉口的汉黄德分巡道兼理；
直到1899年，汉口专属行政建置夏口厅才正式成立，但仍隶属于汉阳府。
民国改为夏口县，至1926年设市政委员会，1927年成立武汉特别市，以后汉口为院辖市；
现在为湖北省省会武汉市（武昌、汉阳为所辖之区名）。
从汉口的发展过程來看，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城垣城市」（行政中心的武昌省城、汉阳府城当然都筑有城垣）。
明崇祯8年（1635），汉阳通判袁焻在汉口镇北修筑「袁公堤」，以防后湖之水南浸，堤外掘土成深沟，即为玉带河；
加以长江、汉水沿江堤防的修筑，汉口渐形成四面设防的市区。
从此北岸水患大减，聚落、商业迅速发展，超过南岸。
1862-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钧为抵制捻军，加强防务，在汉口后湖一带筑土堡，长11里，堡基为木椿，堡垣砌红石，开辟7门。
这项工程主要由汉口绅商胡兆春、熊建勲、刘璘等集资25万兩协助建成。
此堡之兴建，抵挡了水患，堡内低洼之地尽填平为民居，而堡内原有袁公堤已失去挡水功能，遂被填平改建街道（今市区长堤街），使市区扩大不少，为汉口沿江发展奠定基础。
明代至清中叶，汉口处于木船航行时代，码头和街巷大致沿汉水分布。
1861年开埠之后，汉口进入轮船时代，以长江为主航线，沿江码头仓库林立，形成新的滨江市区。
5个外国租界的相继成立，使汉口东北沿长江以下原來荒芜之狭长地带，逐渐形成一个有规画的现代城市。
汉口对外贸易发展，北岸玉带河、后湖一带日渐繁荣。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建长堤，号为「张公堤」，全长23.76公里，高6米，宽8米，耗费80万兩，由地方绅商集资协建。
堤成后襄河故道的后湖地区十几万亩低洼之地上升为陸，使市区扩大7倍；
加以京汉铁路于1906年通车，城区开发同步进行，原先的堤堡（1864年建）已失去防卫及防水功能，乃于1907年拆除，旧基修建为后湖马路（现为汉口闹市中心中山大道至江汉路段），此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
汉口从沿河走向沿江发展的近代市街格局大致形成。
武昌城墙于1926年底始议拆除。
武昌市政厅成立拆城委员会，拟定分期分批拆城，估计全城3000余丈，需工费27万元，拟招商办理，惟成效不彰。
后來地方政府主动办理，武昌市民亦自动拆城，直接原因是北伐期间，军阀军队凭借城墙顽抗，造成重大伤亡。
但内在深层原因还是商业发展、市区扩张以及武汉三镇合一的趋势。
千年以上的武昌城垣是传统官僚行政统治的标帜，对近代工商发展和城市建设形成障碍，也形成三镇互不统属的壁垒。
拆城实为大势所趋。
四、重庆
重庆是目前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42万，下辖19区、17县、4自治县。
夸大的說，它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重庆是古代巴国的国都，已有城邑。
秦灭巴后，314B.C.张仪筑城江州，为巴郡首府。
三国蜀汉都护李严筑江州大城（226年），周16里，面积2平方公里。
晋、隋、唐为渝州，政治地位不如益州（成都）。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渐提高，北宋置恭州，南宋1189年为重庆府。
嘉熙3年（1239）彭大雅筑重庆城，较旧城大2倍，这是防御需要，惟旧城外街市发展之安全保障，以及城外新区对城市的作用，均是扩城的原因。
可见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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