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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就业”牵扯出的高校就业率造假，到各种大学排行榜背后的利益链条，再到号称“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的教授，这种种事件，与招生乱象一样，都反映着教育功利化的迷思。
大学是创造社会理想的地方。
当津津乐道于“分数线”、“状元数”，当为了“掐尖”而不惜掐架，高校不妨问一问自己：
我们的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大学？
说到底，高校追求的不应是“分数化政绩”，而应是文化传薪人、社会守望者的使命和责任。
2011年07月05日用透明解开公路收费之“结”
缺乏公路建造成本、资金来源、收费去向等信息的披露，收费清理只会囿于各方“口水仗”
从京藏高速公路大堵车，到郑州黄河大桥等“名桥”违规收费；
从一些地方公路超期收费，到高昂物流成本助推蔬菜价格上涨……公路收费问题引发舆论持续关注，换来相关管理部门积极回应：
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
日前，山东省率先公布实施方案，明确8种公路立即停止收费。
相关部门严格要求，各地积极响应，收费公路的清理相信能“给广大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但也要看到，违规收费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清理执行仍有难度。
种种问题背后，是在收费问题上的各执己见。
公众抱怨收费数额高、时间长，加剧了交通拥堵；
主管部门却解释贷款尚未还清，公路维护费用高昂，不收费反而造成交通拥堵。
而在争议最大的“收费还贷”上，审计报告显示部分公路早已收回成本，如首都机场高速1993年修建时贷款7.65亿元，到2005年底收费就已达32亿元。
但数据也显示，公路贷款加重地方债务负担，到2005年底18个省份收费公路银行贷款余额高达8000多亿元，被透支的“公路收费权”一旦停摆，将影响到地方财政状况。
公路收费问题成为难解的结，从根本上都指向这一笔“糊涂账”——缺乏公路建造成本、资金来源、公路性质、收费标准以及收费去向等信息的详细披露，只会使公众与主管部门、运营企业争执不清，难以清理。
只有实现收费相关信息的公开，才能防止公路变成“私路”，沦为少数部门和个人损公肥私的工具。
按《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的车辆通行费，“必须全部用于偿还贷款和有偿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而媒体披露部分地区百公里公路养活400余人的消息，却让人怀疑：
高额过路费有多少真正用于指定用途？
这暴露出，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和企业内部可能存在效率低下、利益交换等深层次问题。
如果没有公路收费信息的公开，公路成了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和“政绩工程”，修路冲动还会加剧。
如此一来，大修大建会导致债务问题更加突显，增加金融风险隐患和民众负担。
应该说，当前全面取消收费公路并不现实，政府部门很难有足够的资金确保现有庞大公路体系的建设与养护。
然而，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过高的物流成本推高物价，已然与宏观调控方向相悖。
相关主管部门和企业更应结合专项清理工作，及时公布收费公路有关信息，全面接受社会监督，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要规范公路违规收费，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必须推动公路收费相关信息的彻底公开。
唯有如此，才能还民众以知情权，还公路以公益性，还地方政府以应当之角色。
2011年07月06日治理者如何面对“失当批评”
如果不让讲错话，就不会有人讲真话；
如果拒绝接受“失当批评”，就会逐渐滑向拒绝接受一切批评
近日，河南南阳一市民在“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抱怨该市“交通整治行动”变为“罚钱”行动，鼓动市民“闯红灯”。
对此，有关方面回复称，该市民的想法和呼吁“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公安机关将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是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
”
尽管后来该市民承认言语过激，有关方面也回帖表达歉意，但这样的互动还是让人感慨良多。
公允地说，尽管此次回复有点“雷人”，但南阳有关方面的网络问政还是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
不同于有些地方的漫无期限，在一个小时内就做出回复；
也不同于屡屡复制的“万能回复”，仔细查阅市民留言并逐条回应。
然而，如此的“雷人回复”却让人“伤不起”——不管是对政府努力还是民众热情。
南阳有关方面之所以“霸气外露”，大概与留言“无端谩骂”、鼓动违章有关。
毋庸讳言，现实中尤其是网络上，民众表达有时比较率性、夹杂情绪，甚至“捕风捉影”。
因此，比关注个案更值得探讨的是，治理者如何面对这些“失当”乃至“错误”的批评、质疑。
现实中，有极端落伍“跨省追捕”的，有看似超脱“置之不理”的，有兴之所至“霸气外露”的。
南阳这一事件显然属于第三种。
受发帖者的情绪感染，与网民扳腕较劲，却惟独缺少深思：
网络互动的初衷为何？
过激情绪的根源在哪儿？
政府工作是否完美无缺……倘若能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反思，回应时就能少一些火气、减几分霸气，有效引导民众理性看待问题。
所谓无风不起浪，民众的某些批评或许带有情绪，但情绪的背后往往潜藏着真实问题，治理者如果只盯住表面情绪，只顾“以牙还牙”，就无法见微知著，从更深层次看问题；
更不能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纾解民忧、化解民怨。
其实，参与就是认同，牢骚意见里往往包含着民众的信任期待，而这恰恰是宝贵的治理资源。
正因如此，重庆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表示：
“凡是针对合川的骂帖，一律不准删除。
”也正因如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坦言“不怕群众发脾气，不怕群众骂娘”，强调网络问政应该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
进一步讲，即便批评真的失当，只要不是诽谤造谣，治理者同样需要宽容对待。
一方面，相对于有关部门而言，公民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毕竟有限，使得批评监督不可能绝对准确；
另一方面，批评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政府接受批评监督，也包括接受不准确的批评监督。
如果拒绝接受“失当批评”，就会逐渐滑向拒绝接受一切批评。
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所言，“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治理者只有正确面对“失当批评”，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失当言行”，从而更好地培植信任资源、夯实治理基础。
2011年07月07日对事故瞒报必须“零容忍”
我们或许永远也做不到“零事故”，但对重大事故的瞒报迟报行为绝不能留下容忍空间
渤海湾，840平方公里的清澈海域，相当于一个城市的面积，一夜之间一类水变成劣四类。
7月5日，国家海洋局通报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造成的初步后果。
此时距6月4日海底溢油事件发生已过去31天。
虽然中海油方面称“没有瞒报”，但一个月时差或许折射出企业对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逃避，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漠视。
《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
事故之后，须“及时向可能受到危害者通报”。
看看中海油方面的“事故之后”吧，不是以沉默应对媒体，就是以删帖应对网络，而对于水污染程度如何、水产品是否被污染、会不会对人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况，被动公开都谈不上，更遑论向沿岸渔民、社会公众主动通报了。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安全重于泰山”，但在很多领域仍难实现“零事故”——包括漏油事故。
正因此，及时通报尤显重要。
如果说，发生事故确是“成因复杂”，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但之后采取瞒报，则完全是一种“人为因素”，性质当有所不同。
近年来，对于突发事件、公共事件的早报、快报，已基本成为共识。
然而一些大型企业在信息公开方面还非常欠缺。
2010年7月中石油大连新港漏油事件、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等，都是如此。
这背后自然是特别简单的利益考量：
一方面，披露事故造成股价下跌，形成巨大的直接损失；
而另一方面，瞒报缓报、多方公关把大事化小，“捂盖子”收益惊人。
“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出准确结论”，有关方面如此解释这一个月“时差”。
但我们看到，早在6月21日，已经有网友微博爆料，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真假传言甚嚣尘上，管理机构如果一味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置之不理，既不利于以正视听，还可能激化事态。
查清原因、给出结论固然需要专业严谨，但事实的及时发布、过程的及时公开有时候更为重要。
如果结论一时无法得出，难以评估事故造成的风险，为此而做的调查、采取的防范措施、应有的公共预警等，更应及时告知公众，给公众一个明白，还社会一个安心。
而且，也只有及时公开相关情况，才能形成强大的外力监督，促使问题尽早查清、更好解决。
这几年，面对舆论，不少企业甚至管理部门常会采取“鸵鸟战术”或“羊群策略”：
面对舆论把头埋进沙里，希望时间长了风头过了；
实在挺不住，让小羊先出来叫几声，老羊躲在后面观风声。
这样的策略实质是逃避责任。
其实，在信息时代，鸵鸟也好、羊群也罢，不过是掩耳盗铃，最终，只会危及公众切身利益，影响企业长远发展，损害政府无形资产。
面对这样的结局，当深思之。
2011年07月08日谁来填补高温关怀的“制度真空”
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和保障，高温下的权利只能是望梅止渴
高温又至！
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
7日，浙赣闽湘渝川等地气温已蹿至38、39摄氏度。
开公交的司机、马路上的交警、蹬三轮的送水工、拌水泥的建筑工……这些烈日下的劳动者又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温下的劳动保障，已经不仅是“体面劳动”的问题，更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必然措施；
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权利。
遗憾的是，现实中情形往往是：
一方面是基层劳动者的权利在高温中常常难以落实，另一方面是相关监管部门的“高温保障零投诉零受理”。
矛盾背后，暴露出极端天气下社会劳动管理制度的“真空”。
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暂行”了51年，不具备强制效力，已不适应社会发展。
而无论是《劳动法》、卫生部等四部门2007年联合下发的通知，还是广东、浙江等省份的相关规定，也都模糊而缺乏操作性。
什么是高温天气？
中暑是否算工伤？
高温怎样延时休息？
高温补贴如何制定怎样发放？
谁来监管和问责……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和保障，这些问题永远只能以问号方式存在；
而高温下的权利，永远只能是望梅止渴。
一个各界呼吁多年的“民生”法规，为何就千呼万唤难出来呢？
必须承认，社会高速发展、急速转型，法律的完善与补充任务繁重，每一部法律的出台也都需要大量调研、论证，相关部门“力量有限”也是客观存在。
如此，带有“时段性”的高温立法，难免湮没在众多“很需要、很急迫”的法律法规中。
但制约“立法提速”的另一因素则当引人深思。
据业内人士介绍，高温下的劳动保障涉及单位部门较多，像工伤保险，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
劳动安全，属于安监部门管；
劳动卫生，则由卫生部门分管……“九龙治水”极易造成“群龙无首”，一项论责任要各方分担、论利益却与部门无涉的工作，常常会由于缺少强力的调配、精确的协调和统一的部署，失去推动力。
也因此，要填补高温关怀的“制度真空”，从长远看，当然立足于立法提速；
从现阶段看，或许可以“外力驱动”，先简再繁。
比如，立法部门可联合相关部委，制定高温条件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单行规定；
各省也可通过行政行为，进行制度设计，或把高温条件下的劳动保障作为民生政绩的一个考核要素，或推出面向一线劳动群体的高温休假、高温津贴、高温疗养措施。
同时，还可以通过听证会、网络问政等形式征集民意，积极为全国性高温立法做好基础性工作。
高温立法立的是社会规则，清凉关怀则是我们心中良知的法则。
在我们呼唤“道德利润”、“民生GDP”时，希望更多的劳动保障、劳动权利，能像凉爽的清风一样，吹到每一个炽热的盛夏、每一颗滚烫的民心中。
2011年07月11日“最美妈妈”激发社会向善力量
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
连日来，接抱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引发了海内外的集体感动。
日前，杭州市授予其“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三八红旗手”称号，称她的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性大爱”。
吴菊萍不计后果的爱心托举，不仅给坠楼女童妞妞带来了生的希望，也激发着全社会的向善力量。
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妞妞居住的小区点燃爱心蜡烛，为妞妞祈福；
因受伤无法哺乳，一位孩子刚满两个月的年轻母亲要为吴菊萍哺育孩子；
北京企业家夫妇专程赶到杭州，分别为妞妞和吴菊萍捐出10万元爱心款；
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正在全力抢救妞妞和“最美妈妈”；
而吴菊萍也获得了自己所在公司的20万元奖励，并被允许带薪休养……
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从媒体的积极传播到守望爱心的制度回应，因吴菊萍义举而激发的爱心接力，折射着人性的光辉，引导着社会向善。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有什么比这更能抚慰人们的心灵呢？
而因“彭宇案”一度让人不相信“还有好人”，也不敢轻易行善的社会，正在变得温暖明亮，爱意涌动。
“爱的世界没有力学”。
网络上，年轻的80后、90后正在热烈地讨论吴菊萍爱的力量源自何处。
的确，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就不会仅仅把爱心局限于自己，局限于家人，就能感受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无限的生机。
回顾近来种种感人的爱心救人事件，无论是杭州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还是深圳无惧危险以“天使之吻”救下轻生男的“最美少女”，或是为救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少女弃考捐骨髓的湖北大学生杨力伟（化名），他们都这样回应社会的赞誉——鲜活的生命就在那里，我不能什么也不做，看着他（她）消失。
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
尊重生命，护佑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最有价值的地位。
这样的生命意识激发社会向善力量，于个人言，是对自身生命的备加珍惜，对生活的信心；
于他人言，是通过爱心善意可以帮助改变妞妞、轻生男、白血病少女等个体的命运；
于整个社会言，则有助于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群体的命运。
这于当下尤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能多一些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花季少年就不会轻易地选择轻生，年轻夫妻便不会轻率地让刚刚出生的孩子成为“愤怒的牺牲品”，药家鑫带给他人与自己的“生命之痛”可能不会发生；
如果那些道德沦丧的毒奶粉生产企业、利欲熏心的煤矿业主、热衷强拆出一个“光辉GDP”的地方干部，能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我们的社会就能更加和谐，才有美好未来。
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中国的人命》中写道，只有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贵，人命贵于一切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80年后，在“最美妈妈”用爱托举生命的感动中，在素不相识的人们护佑生命的爱的接力中，再次咀嚼这段话，感受着这种前行的力量。
2011年07月13日高铁，仅有速度还不够
只有服务意识、保障水准、管理制度同步“提速”，高铁才能成为“世界领先”的表率
京沪高铁的开通，着实让全国媒体兴奋了一回，“安全、舒适、环保”，“工程质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一切让人憧憬。
从此，我们无须掠过天空，只要在地上奔跑，仅用四五个小时便能在京沪间穿梭。
这美妙的感受迅速催生了一批“铁丝”——高铁“粉丝”。
一时间，“高铁”成了热词。
我们有理由自豪。
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财政投入、建设用地、技术创新、经营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中国成为了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的国家，甚至连西方人都评价“中国真的是领先世界”。
然而，自6月30日正式运营以来，京沪高铁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
7月10日下午，京沪高铁19趟下行列车晚点，旅客在闷热断电的车厢内焦灼不安。
原来是山东省境内雷雨大风惹的祸。
时隔两天，7月12日中午，京沪高铁宿州附近又因供电设备故障，再度造成部分列车晚点。
这令人们对乘坐高铁添了几分不安与责怨。
票务也闹心。
刚刚新鲜体验了只需动动手指、甚至不用纸制车票便能轻松购票、刷身份证登车的快感，一些旅行计划有变的旅客便开始叫苦不迭：
买票容易退票难，哪怕提前数日退票，仍然要支付高达20%的退票费；
而在网上或在自动售票机上购票的乘客，还非得到始发地车站，手持身份证和银行卡才能退票，否则，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看来，对于拿到了运营里程世界第一的中国高铁而言，仅有速度远不够，还得扪心自问：
异常天气的应急预案是否足够充分？
应对突发情况的技术设施是否足够安全完善？
一旦发生断电、晚点时，如何安抚旅客、损失共担？
票务服务能否更加人性化？
高铁运营的制度化安排是否做到了一丝不苟？
而数量不少的、没有承受能力也不愿“被高铁”的人，他们的权利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们可以在短期内让火车提速，但是，服务意识、保障水准、管理制度的“提速”却未能保持同步。
铁路目前还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部门，这固然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集中资源办成大事，但也容易使铁路部门欠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意识，让消费者只能无奈地呼之以“铁老大”。
在“铁老大”面前，旅客的弱势地位一直难以改观。
其实，不管是欢呼还是抱怨，公众对高铁的强烈关注，恰恰是铁路部门最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铁路改革、改进的强大动力。
高铁投入巨大，是全国人民的心血凝成，如何让高铁成为让乘客感到安全、舒心、方便的出行方式，从“速度高铁”转向“舒适高铁”，是当下及今后需要尽快“提速”的重点。
对公众而言，已在世界领先一步发展的高铁，需要更好地以人为本，在“又好又快”方面成为表率。
2011年07月14日土地违法如何不再“此起彼伏”
只有坚持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才能打消更多地方的侥幸心理。
这是公众的殷切期盼，也是土地问责的威力所在
问责的板子重重地打了下来，打在了违法用地者身上。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698名违反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相关责任人被移交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追究责任。
依法拆除违法构建物486.8万平方米，没收违法构建物1181.3万平方米，收回土地1.8万亩，罚没款8.6亿元……
板子打下来了，痛不痛？
当然痛。
被问责的人痛，土地在痛，老百姓更痛。
违法用地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明知故犯”。
河北香河“以租代征”，坑了农民的同时，也坑了开发商。
坑了庄稼、坑了耕地的同时，也坑了一些官员，更坑了香河的发展动力，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都明白，违法用地是死胡同，行不通。
但前事已忘，后事不师，违法用地还是屡禁不绝。
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发现违法用地行为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27.8万亩，违法用地行为同比上升8.0%，涉及土地面积增加14.8%，违法用地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地政府“心切”——地方发展心切，对土地收益的追求心切，对GDP的器重心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使然。
当前，在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就达到9.6%。
但由于生产要素竞争力在各地分布不均，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
按理，各地当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但在经济增长几乎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各地对待发展心态，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东部要超越自己，中部要迎头赶上，西部更是等不得。
要发展，什么最直接？
什么最快？
什么最简单？
大家的心思都绕着土地打转转儿。
不少地方干脆把发展的第一要务放在土地上，道理很简单，“种房子”肯定比种庄稼值钱；
出售土地收益率高，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可以比从事任何产业都要划算。
于是，违法用地在各地此起彼伏，按下葫芦瓢又起。
如果大家都站在局部立场上，都是算自己家的账多，算国家的账少，难免看不清全局，认不清形势，干出糊涂的事情来。
国土资源部近年来一直在加大土地违法问责力度。
用卫星定位检查来震慑，以“约谈”主要负责人对地方“施压”，从这次问责对象看，一线城市不敢公然铤而走险，没有出现在问责名单中。
然而，总体不断上升的违法用地行为表明，“保卫土地”的任务相当艰巨。
尽管问责力度不断增强，但面对“问责力度难以完全遏制违法冲动”的局面，尤其是人们对“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重重顾虑，除了继续抬高违法成本，还应看到，只有坚持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才能打消更多地方的侥幸心理。
这不仅是公众的殷切期盼，也是土地问责的真正威力所在。
2011年07月15日清除“任期政绩”异化的土壤
“赶任期”现象，说到底与不科学的政绩观有关，与不尽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关，也和“官本位”观念有关
常闻一些建设工程“赶工期”现象。
由此，赶成半拉子工程，赶成豆腐渣工程，搞得质量打折，形象受损，危害长远。
而在政绩方面，同样也存在“赶任期”现象，不少地方急功近利的所谓政绩工程即是。
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委全会，就批评了这一现象，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
正值各地党委换届，广东省委的这番告诫可谓振聋发聩，不仅点出了当前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往上走的心结，也道出了一些政绩工程频出的症结。
饱受批评的政绩工程，除了具有眼睛朝上、拍脑袋决策、“吊高胃口乱许诺”、“轰轰烈烈胡乱上”等特点外，还有一个期限特点就是“任期内”。
不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背后都有这样的“任期之痒”在抓心挠神。
这种心态，容易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甚至“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把好事办坏。
这种心态，说到底与不科学的政绩观有关，与不尽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关，也和“官本位”观念有关。
如果所谓的政绩只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自己提拔用的，群众利益肯定就被抛到一边。
如果考核评价机制只重GDP增速，不管民生幸福指数，这样的“指挥棒”肯定无法指挥演奏出科学发展的和谐乐章。
如果“官本位”观念顽疾不除，升迁提拔的“压力”很大，也容易造成干部的“近视效应”。
今天，我们已进入改革深水区、矛盾凸显期，攻坚克难的任务更加繁重，发展的“硬骨头”也更加难啃。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从具体而微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从事关群众长远利益的事情做起，耐心踏实地啃好每一根“硬骨头”，既谋一时,也谋万世；
既谋一域，又谋全局。
“不努力不行，但急于求成更不行”,只有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才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有大胸怀和长远眼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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