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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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

雅嘉拉达（yajialada）

    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

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

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

“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

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

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

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

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

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

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

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

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5]论的制造者。

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40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

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

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种激进方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

而且，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

    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

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

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

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

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不住。

”[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

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唯一标尺，也难免陷入偏狭。

然而，这类批评由此出发，终于发展到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真实性与典型性的质疑：

“使人怀疑那不是中国”。

[12]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论：

        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

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

[13]

    虽然论者承认《边城》人物的真实性，但由于那“不是普遍的”，因而是非典型的。

这显然是一种被简单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即便如此，在这类批评文字中，同样得到普遍承认的，一是沈从文创作呈现的独特风格。

“风格的独异的奇趣”，“不变的独特作风”，是屡见不鲜的考语；二是沈从文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

”[11]

    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

较之上述评论，她的《沈从文论》显然高人一筹。

她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

”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

“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

”[14]而对沈从文“文体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界定，又堵塞了其进一步探究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底蕴之路。

尽管如此，苏雪林对沈从文作品艺术特征概括——“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练，富单纯的美”，“第三是造语新奇”，却颇有见地。

其二、从艺术欣赏出发，忠实于自身的艺术感觉的批评模式，即所谓的艺术批评模式（既非形式主义批评，也非纯粹的感觉主义批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西渭的批评。

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15]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

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

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

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

因为沈从文的艺术制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感觉，想，回味，是不免的步骤。

”因此，在论及《边城》时，刘西渭说：

      人世坏吗？

不！

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

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

    在这里，刘西渭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的另一切入角度。

同时他在实际上提出了另一意义上的真实论，即所谓“真实”，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感觉上的真实。

    尽管刘西渭给予《边城》以极高评价，但这种批评模式同样限制了对沈从文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以至沈从文自己在谈及刘西渭的批评时说：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

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

[16]

    以上是对早期沈从文研究简单大略的概说。

                                  二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如果掐“头”去“尾”（这“头”，是指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尾”，是指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沈从文研究的空白。

在此期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没有。

虽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继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又有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

然而，在这两种文学史中，除了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中，完全移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在《斥反动文艺》、《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中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外，在全部有关文学创作历史的描述中，则完全抹去了沈从文的踪影；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配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沈从文及其相关言论，仅作为附录列入反面教材与反面人物榜。

这种情势的出现，无论是当时编者的一种自觉认定，抑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都同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相关。

    唯有在作为这一阶段序幕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及作为尾声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给予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一席之地。

无论如何，这都是难得的。

然而，作为文学史，对一个作家，无论是单独以章以节、还是与一些作家杂揉于一节之中叙述，都意味着对其历史地位的一种给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这两种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只能属于“小家”之列。

而且，或由于初创，或由于几十年沈从文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两种文学史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述，都留下了明显的史料方面的错误或作品内涵把握上的偏失。

例如，前者在评述了沈从文带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品如《黔小景》等之后说：

“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

”（事实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发表于1928年，尚属其早期创作，而更多成熟的乡土题材作品，包括《黔小景》，都发表于他的这些题材“写穷了”之后），后者则将《边城》中的顺顺称为“团总”（其实并非团总，在小说中团总另有其人），指《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

”——使人明显感到对作品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倾向。

    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

在这样三个方面，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

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列作家专章方式，《中国新文学史》则以不同时期各文体发展状况为原则设章，各章又集中介绍作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作品集，但在这两种场合，能进入相关章、节的作家与作品集均屈指可数，具有明显可见的主观选择性。

在夏志清那里，沈从文得以以上万字的篇幅被介绍，而在司马长风那里，沈从文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先后七次进入相关章节。

并且，在其阐释中，二者皆毫无保留地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

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

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