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11页Word文件下载.docx
《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11页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11页Word文件下载.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典注释问题和中国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是分不开的。
我这篇主要是想通过一个具体问题来看创建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经典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大不同的中国解释学）的种种困难。
1998年12月在广东道教圣地罗浮山的黄龙观召开了《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G·
Wager）教授提出僧肇有《道德经注》的问题。
由于我曾注意过僧肇的老师鸠摩罗什的《老子》注?
问题，听到瓦格纳教授说僧肇有《老子注》，自然对此很感兴趣。
在罗浮山没有来得及和瓦格纳教授交换意见，也没有来得及问他说僧肇有《老子注》所据材料。
会后，我本打算从各种《老子道德经》中的注疏去找僧肇《老子注》的材料，但由于其他的事一直没有能着手作。
庚辰年春节稍有空闲，我把《道藏》中的《道德经》注释粗粗翻了一遍，发现在元赵秉文的《道德真经集解》中确录有僧肇的注语（刘惟永的《道德真经集义》中也有一条，详后）。
这样不得不使我去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一开始我就觉得《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注中的”肇曰：
有所知，则有所不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
小知，大知之贼也”，好象在《肇论〉中有类似的话。
经我一查，此”肇曰”确实在《肇论》中有。
于是我想，赵秉文《道德经集解》所引僧肇的话是否都可以在僧肇的《肇论》或他的其他著作中找到？
下面是我查找的结果：
（一）《道德真经集解·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注中有如下一段：
”肇曰：
有所知，则有所不知；
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
小知，大知之贼也”（刘惟永《道德经集义》同有此条），应是出自《肇论·
般若无知论》，其文为：
”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
以圣心无知，故无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
”“小知，大知之贼”为原文所无，很可能是赵秉文据《般若无知论》中的一句”若有知性空而称净者，则不辨于惑知”所加，或者是赵对僧肇所说的理解加上去的。
（二）《天下皆知章第二》注中有如下一段：
有无相生，其犹高必有下，然则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也。
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无之表者以祛之。
”此见于《涅槃无名论》，其文为：
”有无相生，其犹高下相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
然则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也。
此乃言象之所以形，……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
”按：
”有无之表”即”涅槃之宅”，非有非无，乃得中道。
（三）《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注中有如下一段：
真者同真，伪者同伪，灵照冥谐，一彼实相，无得无失，无净无秽，明与无明等。
”查僧肇《维摩诘所说经注·
见阿闪佛品》中有：
”……是以则真者同真，伪者同伪，如来灵照冥谐，一彼实相，实相之相即如来相。
”且《阿闪佛品》经文中有”一切无得无失”，肇注：
”无得故无失”；
有”非净非秽”，肇注：
”在净而净，谁谓之秽；
在秽而秽，谁谓之净”；
有”明与无明等”，肇注：
”法身无相，体顺三脱，虽有三明，而不异无明也。
”且《肇论·
涅槃无名论》亦有”是以则真者同真，法伪者同伪”，”未尝有得，未尝无得”等语。
《道德真经集解》引僧肇语出自《维摩诘所说经法》僧肇之注的拼凑当无可疑。
（四）《宠辱章第十三》注中有如下一段：
”赵曰：
肇云：
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此则二乘境界。
谈道者以不_惊t宠辱，遗身灭智为极则，岂知圣人之旨哉！
”这中”肇云”是赵秉文引用僧肇的话，不能据此以为是僧肇的《老子》注文。
查《涅槃无名论》中有”子乃云：
圣人患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
劳勤莫先于有智，故绝智以沦虚。
无乃乖乎神极，伤于玄旨也。
”此中前四句是僧肇引”有名”的话，后面两句是僧肇批评的话。
又僧肇《维摩诘所说经注·
方便品》中有僧肇的注曰：
”二乘恶厌生死，怖畏六尘”云云。
这些大概是赵秉文引”肇云”的所据。
按：
僧肇认为”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只是声闻、缘觉二乘境界，故《方便品》注谓：
”二乘恶厌生死，怖畏六尘”。
（五）《绝学无忧章第二十》注中有如下一段：
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然则绝学之外，向上犹有事在。
”此当出自题为肇著的《宝藏论》中：
”夫学道者有三：
其一谓之真，其二谓之邻，其三谓之闻。
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
”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
”又金赵秉文《道德经集解》引有所谓肇公之《老子注》，其中有’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诸句（禅宗书〈碧岩录〉五引此诸语，则谓出于《宝藏论》），实《宝藏论》中语。
论中亦并颇有道教理论与名辞（如虚洞、太清、阴符等），则似此论为中唐之后，妄人取当时流行禅宗及道教理论凑成，托名僧肇。
而所谓肇公之《老子注》，同是伪书也。
”⑴
按：
上引前四条当系赵秉文取自僧肇他书以注《老子》，而此第五条则系取自伪托僧肇之《宝藏论》，因此不可作为僧肇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此问题，就唐宋以来《道德经》的集解中所引用的各家语看，决不能认为注中引有”某某曰”就以此认为某某有《老子注》，如董思靖的《道德真经集解》中多次有”程伊川曰”，但程颐并无《老子注》之书，而是董思靖引程颐的话以注《老子》。
就以上的分析看，应可得出僧肇没有《老子注》的结论。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查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序”中列举注《道德经》者六十余家，其中有”沙门僧肇，晋时人注四卷”等语。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
老子序说》全录了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又在《集义大旨》卷中述杜光庭义谓：
”……诠注疏解六十余家，言理国则严氏、河公，杨镳自得；
述循身则松灵、想尔，逸轨难追；
其间梁武、简文、僧肇、罗什、臧、陶、顾，盖霞举于南朝……”云云，其中也说到僧肇。
在同书卷上有”道德真经集义诸家姓氏”一项中有”什法师、肇法师、陆希声、司马温、太平光师、圆师、秉文、叶氏，已上八家系集注中所引”一段。
这说明刘惟永并未见到过所谓僧肇的《老子注》，而是转引自赵秉文的《集解》。
⑵又查在题为四卷《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前有《道德真经外传》一篇，其中也开列”古今签注者多矣，见行注者六十余家，开列于其后”所列与《广圣义》全同。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广圣义》抄《道德真经外传》的，还是《外传》抄《广圣义》的？
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引《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谓：
是篇”其非玄宗御制”，是有充分根据的。
⑶因此，开列《老子》”古今签注”六十余家总是在中晚唐时才有的，《广圣义》与《外传》谁先谁后无关宏旨。
我们再回到讨论《广圣义》中存在的另一问题。
在《广圣义》卷一《叙经大意解疏序引》有如下一段：
”……诠注疏解，六十余家。
言理国则严氏河公，杨镳自得；
述修身则松灵，想尔，逸轨难追。
其间梁武、简文、僧肇、罗什、臧、陶、顾、孟，盖霞举于南朝……”。
在《广圣义》卷五”第四宗趣旨者”中有一段与《序引》文大同而小异，如谓：
”……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符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照理说僧肇应是罗什一派，属”明事理因果之道”者，然与《序引》不同，未列僧肇之名，且查《广圣义》中亦未见引有僧肇之语，不知何故。
据我推测，无论《广圣义》或《外传》并未自己见到所列六十余家注之全部，盖因其中所列之人并未都注过《老子》。
这里我可举出一条确凿的证据。
《广圣义》与《外传》的注者中均有”南阳何晏，字平叔，魏驸马，都尉”，然何晏实无《老子注》，据《世说新语·
文学篇》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
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
’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
’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
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
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这两段文字虽有小异，但可知何晏论《老子》只存有《道德论》，而不存有《老子注》，这点也可以证之张湛《列子注》所引何晏语。
《世说新语·
文学篇》?
“裴成公作《崇有论》条，注引”《晋诸公赞》曰：
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云云。
王维诚《〈老子旨略〉通考》在引用上面那段《晋诸公赞》后说：
”窃谓魏世诸公著《道德论》，当皆论说《老子》旨要，其义本与注解《老子》相通。
”这或者也说明，我国古代的所谓”注”，并不都是随文注，对一些经典的论说，如何晏的《道德论》、《无名论》、王弼的《老子旨略》等，后人亦可引以为注。
⑷据此，我们可知《广圣义》或《外传》所列六十余家并非均有《老子注》也。
至于赵秉文之《道德真经集解》，大概是他因僧肇有些思想可以为解释《道德经》利用，而用以为注。
⑸至于僧肇是否另有一《道德论》的著作，查隋唐以前各种目录均没有著录，各种《道德经》的注中也未见引用，故僧肇也没有作过《道德论》应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知道，中国在注释经典时常常要注意到”版本学”和”目录学”的问题。
在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未见著录的大概可信度很低，今查《隋书·
经籍志》、《唐书·
艺文志》以及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的《补晋书·
艺文志》，吴士鉴、黄元逢的《补晋书·
经籍志》等均未见著录有僧肇之《老子注》者。
这从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僧肇未尝注有《老子》。
⑹
以上我们讨论僧肇《老子注》的问题与”创造中国解释学”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本文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在《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已说到研究中国经典解释问题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例如应具有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的知识。
在这里我们将讨论”目录学”与”考据学”与经典注释的关系问题。
”目录学”对于判定一书的真伪及其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在本文上面已经谈到，各种《艺文志》、《经籍志》中均未见著录有僧肇《老子注》，同样也未见著录有其《道德论》，并且我们查找到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所引”肇曰”（肇云）的五条有四条见于《肇论》或《维摩诘经注》，这已经大体可以断定僧肇未尝注过《老子》，也没有著过如何晏等的《道德论》。
特别是《集解》引所谓”肇曰：
“?
习学谓之闻……”一段，我们查到见于所谓的僧肇著的《宝藏论》，而《宝藏论》非僧肇之作品甚明。
为了把问题弄得更清楚，我又查找了佛教的目录书，自《出三藏记集》至《开元释教录》各种目录均未见著录有僧肇《宝藏论》。
那么何时何种佛教目录才把《宝藏论》作为僧肇的书呢？
在《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才著录有”《肇论》一卷；
《肇论文句》一卷；
《宝藏论》一卷”⑺，在这里没有说《宝藏论》是僧肇的作品。
想来此时在中土目录中也有类似情况，或已有《宝藏论》为僧肇注之说。
这点还要做详尽之考查。
在目录中首次出现僧肇著《宝藏论》大概是朝鲜僧义天的《新伦诸宗教藏目总录》；
其第三卷著录有”《宝藏论》一卷，僧肇述；
注三卷，法滋注。
⑻“于此大约同时日本兴福寺沙门永超集的《东域传灯录》中有”《宝藏论》一卷（校刊记注：
甲本头注曰：
私僧肇撰。
）”⑼由此可见在唐大中前可能还没有把《宝藏论》视为僧肇的著作，把《宝藏论》作为僧肇的作品当是以后的事。
据我推测，大概是因圆珍在”目录”中把”《宝藏论》一卷”排列在”《肇论》一卷”、”《肇论文句》一卷”后，而使后人误认为《宝藏论》亦为僧肇所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录学”对于判定某书之真伪与价值有重要之意义，故而于研究经典注释时不可不注意。
既然《宝藏论》非僧肇的作品，说僧肇有《老子注》就更难成立了。
对于经典解释所用之材料，必定会遇到材料是否可靠的问题。
说僧肇有《老子注》，就首先要证明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中引用的五条材料是否确实是僧肇的《老子注》文。
现经查考，这五条所谓”肇曰”（或肇云）有四条出自《肇论》和《维摩诘经注》，另一条”习云谓之闻”云云则出自非僧肇所著的《宝藏论》，这就证明僧肇并未注过《老子》。
这种对”材料”一一查找的作法虽很烦琐，但却很必要，否则会出错误。
⑽未经考证，就轻易判定某材料可靠或不可靠，容易发生错误。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在《道藏》中有题为”青溪道士孟安排集”的《道教义枢》，但在历史上有两个孟安排，一是梁朝的孟安排，另一是唐初的孟安排。
有学者认为《道教义枢》是梁道士孟安排所撰，而非刊于《湖北通志》卷九十六唐圣历二年陈子昂《荆州大崇福观记碑》，所载武后时的道士孟安排所撰。
⑾但查《道教义枢序》中引有：
”儒书《经籍志》云：
’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一长段，这一长段除个别字外尽录自《隋书·
经籍志》。
而《隋书》为唐初魏徵等所撰，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道教义枢序》为后人所增加（我认为如无新材料发现，要证明《序》为后人所增加是不可能的），那么《道教义枢》为唐孟安排撰则无疑了。
⑿这就说明，考证材料之真伪、判定论断之是非对研究经典注释问题至关重要。
就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中国解释学（或对中国经典作系统的历史梳理），必须具有一定的”考据学”知识。
最后，必须说明，虽”目录学”与”考据学”与经典注释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但要想真正创建”中国解释学”，更重的是要在借鉴西方解释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经典注释作系统地历史梳理才有可能，而”考据学”、”目录学”等的知识只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已。
注：
⑴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2～333页。
⑵按《道藏》中之《道德真经集义》仅存17卷，所集各家注至《老子》第十一章止，故刘惟永《解义》仅存所谓僧肇注一条，其文为：
”拾遗肇曰：
有无相生，……”，可见刘惟永自己并未见到所谓的僧肇《老子注》。
⑶参见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⑷可参见拙作《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
王维诚文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号。
⑸如果能找到比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更早的《道德经》注疏中引有僧肇语，大概也和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的情况相同。
⑹今存《正统道藏》有许多书都需详加考订，所收《道德经》的各种注疏，常有不实者，这点蒙文通先生在_《梳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中已指出，可参考。
该文收入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的《古史甄微》中。
⑺见于《大藏经》55卷第1100页，此目录为圆珍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所录。
⑻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作于1090前后。
⑼《东域录》是”宽治八年（1095）永超自校正献青莲寺”。
《大正藏》收录的《东域录》有”原本”，是镰仓初（约12世纪初）写嵩山寺藏本；
”甲本”为大谷大学藏写本。
《大正藏》中所据”原本”为万_历22%年（1584）增上寺报恩藏本；
”甲本”为宝永五年（1708）宗教大学藏本。
⑽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检索来查找所需的资材，但并非所有的古籍都已输入电脑，既使都输入了电脑，还得知道在什么范围中去查找，这也并非任何人都能作的。
⑾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二页。
⑿参见拙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页。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