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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四种理论
中外学者提出各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的四种理论是：
1.社会学习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班杜拉（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最早被用来解释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儿童的学习主要来自对他人的观察，儿童观察榜样的机会越多，越容易塑造他的行为，特别是当行为榜样来自跟自己同一性别的家庭成员。
研究表明，儿童观察暴力行为更容易使得他们获得赞成暴力行为的态度，最终模仿暴力行为。
1981
年，贝斯基（Belsky
）提出充满暴力攻击的婚姻冲突为儿童提供了一系列不良的人际交往模式，儿童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及其后果，获得有关人际交往的知识和不恰当的攻击性冲突解决策略。
父母在冲突中的行为和后果间接强化了儿童的错误观念——攻击行为是一种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法，这种错误观念将直接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
儿童将这种负面的技能运用于日常与同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人际交往之中。
卡明斯（Cummings）等人的实验研究也发现，目睹成人激烈争吵后，儿童对同伴的身体攻击或言语侮辱行为增多。
而且，父母之间公开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儿童进行观察学习的机会越多，其产生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会学习理论给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模型，但是儿童是个积极的认知加工者，儿童在模仿父母冲突的行为时，已经有认知因素的参与。
所以此理论不能够很完美地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加工角度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
2.
认知－背景理论（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1990
年，综合分析以往有关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盖瑞（Grych
）和
芬彻姆（Fincham）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
此理论认为儿童在经历父母冲突时，会通过评价、归因和应对等来感知父母冲突，间接影响自身的适应问题。
该理论强调儿童认知评价的作用，把儿童对冲突的认知过程分为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ing）和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ing）两个阶段。
在初级加工过程中，在父母冲突发生时，儿童会经历一系列的害怕体验，他们开始评价自己在冲突中受到的威胁程度。
初级加工过程的评价受儿童本身的特点（如性别、气质）、父母冲突的性质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对冲突过程的期望、当时的情绪等情境性因素影响。
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将决定其感受到的压力水平，由此便进入次级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思考冲突为何发生（原因归因）、谁对冲突负责（责任归因）、自己应作出怎样的反应（冲突应对），即对冲突作出归因，对自己的冲突解决能力及解决方式提出期望。
次级加工过程也受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当时的情绪影响。
儿童在冲突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类型，就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行为结果。
例如经常采用自责归因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抑郁问题，而经常采用受到威胁的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焦虑问题。
该理论主要强调儿童对冲突意义的评价、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威胁程度、冲突归因自责和应对父母冲突的能力，同时也很重视环境变量，如儿童当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及其他压力源对儿童的影响。
它几乎包括了儿童生活中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认为儿童对这些力量的感知是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适应问题的核心。
认知－背景理论在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作用机制的解释过程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该理论过分强调儿童认知加工的作用，而对情绪加工的作用却未给予重视。
据此，有研究者从情绪情感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即情绪安全假设。
3.情绪安全假设
1994年，戴维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以依恋理论为基础提出“情绪安全假设（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强调儿童情绪在感知、解决婚姻冲突中的核心作用。
提出婚姻冲突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威胁儿童情绪安全导致问题行为，其引发机制集中在儿童的情绪上。
一方面，当儿童长期面对具有破坏性的父母冲突时，他们内心否定消极的情感被激发，对抚养者的依恋和家庭的稳定性产生不安全感，加重了对冲突的过多的感知和反应，这会影响儿童情感调节和言语的表达，使儿童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处理情感问题，最终有可能出现人际交往等问题行为。
另一方面，长期的消极情绪状态不利于儿童对婚姻冲突作出恰当归因，也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
除了这种直接影响外，婚姻冲突也可能破坏亲子关系而间接地引起儿童问题行为。
通常，父母间严重的冲突会导致离婚或父母生理、情感上的精力匮乏，并将婚姻冲突中未能疏导的敌意迁移到亲子交往中，从而威胁儿童的情绪安全；
或者冲突使父母忽略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敏感性降低，导致儿童的不安全依恋，引起问题行为。
情绪安全假设认为，情绪不安全感会表现在儿童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认知、情感和应对行为等不同环节上，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过大的压力都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
但这三个环节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会彼此联系共同调节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影响。
例如，儿童在长期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一般认识，当儿童面临冲突情境时，有关父母关系、家庭关系的表征会使儿童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恐惧、痛苦、警戒和明显的敌意等情绪反应，如果这种消极情绪反应长期持续下去则会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
为了减少、消除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儿童会主动调节婚姻冲突在自己面前的暴露程度。
但缺乏情绪安全感的儿童可能会对冲突暴露程度进行过分调节，如儿童过分卷入冲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或者逃避冲突以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增加安全感。
4.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the
ideas
conflict
as
family
system
disruption）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认为婚姻冲突通过破坏家庭系统中的夫妻子系统和亲子关系子系统，从而使整个系统破裂，最终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是冲突“外溢”（spillover）
。
夫妻子系统的破裂是夫妻双方由于子女观念的不一致，使得双方很少过问对方的子女抚养观念而坚持自己的抚养方式，导致抚养质量的下降，间接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教养观念的不一致可能导致更多有关教育行为的公开婚姻冲突。
这类冲突与儿童有直接关系，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比那些与儿童无关的冲突更大，在这类冲突中儿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责、羞耻和恐惧。
另外，婚姻冲突通过破坏父母和儿童间的情感联系而影响两者间的关系。
戈德堡（Goldberg）等认为，在长期的婚姻冲突中，父母的情感和精力被耗尽，从而降低了对儿童情感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使亲子间不易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
亲子关系的质量会影响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缺乏安全、稳固的亲子关系的儿童更容易将婚姻冲突视为对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家庭系统理论还提出了两种外溢的假设：
Erel提出的补偿假说（pensatory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但是父母的抚养行为是积极温暖的。
当夫妻冲突使双方感情不能调和时，情感不能从对方得到满足，从而转向对子女积极的抚养方式和补偿性的爱。
米纽秦（Minuchin）提出的迂回假说（detouring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且父母的抚养行为倾向于过多保护和溺爱，紧张的夫妻关系使得他们将注意的目标转移到子女问题上来，婚姻关系的敌对性和消极性转嫁到对子女的过分严厉和过多保护教养方式上。
二
、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儿童对父母冲突的感知，对研究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至关重要，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如1984年艾米丽和奥利瑞（Emery，O’Leary）发现，经常发生的公开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容易引起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攻击性、不服从、反社会行为、抑郁、退缩及自我概念发展障碍等）。
海瑟林顿（Hetherington）等人也发现只有暴露在儿童面前的婚姻冲突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关，而那些隐蔽的、儿童未感知到的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似乎很微弱。
更早的一项对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更多地来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而在冷漠的不幸福家庭中出现的要少些。
这说明公开的、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可能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
本研究将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分为行为、生理和学业成绩三类。
1.父母冲突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
布拉萨（
Bourassa）对984名法国青少年运用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进行测试，得出了高父母冲突家庭的青少年比没有或者低父母冲突的家庭更容易出现外部和内部的问题。
许多研究都认为高父母冲突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更有可能变得敌对、叛逆、焦虑和抑郁。
我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指向父母冲突可以显著地预测儿童的抑郁情绪问题。
1997年标乐（Buehler）对来自心领域、社会领域的68篇关于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行为问题的348个统计结果作元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冲突和青少年的行为问题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0.32。
计量分析还得出儿童青少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性别都逃不过父母冲突对他们消极的影响。
在大部分的行为研究中，研究者都采用Achenback
1991年编制的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此量表的测量内容包括内部行为问题（如回避、焦虑和抑郁）和外部行为问题（如过失行为、攻击行为）。
虽然男孩和女孩都会受到父母冲突的负面影响，但是由父母冲突而产生的内部和外部行为还是有性别和样本来源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男孩更容易出现外部问题，而女孩更多表现为内部问题，可能是由于男孩更多地去直接干涉父母冲突，而女孩更多倾向于自责。
但是研究者通过计量学分析发现，虽然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来自临床的样本比非临床样本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2.父母冲突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
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冲突影响儿童心理健康，使其出现攻击、敌对、抑郁、焦虑等，但是对生理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我们可以从离异家庭和婚姻满意度这两个侧面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身体健康的关系。
研究表明，那些父母关系不和谐和离婚家庭的儿童比来自和谐家庭和完整家庭的儿童表现出更严重的身体症状（如反常的疼痛、反胃、呕吐、头疼等）。
可见，婚姻结构与和谐度可以预测孩子的身体健康。
父母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呢？
20XX年温迪（Wendy）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母冲突对孩子身体健康影响的模型。
此理论承认芬彻姆（
Fincham）1990年提出的父母冲突对儿童的情感和生理调节因素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还认为抚养行为的变化在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身体健康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由婚姻冲突而产生的紧张感可能危及到父母的抚养行为，弱化了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外溢”（spillover
effect）。
父母照顾力度的下降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
另外，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程度可能通过父母的抚养行为模式的变化而增加了子女攻击和敌对行为的发生率。
此理论认为父母冲突威胁着儿童的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的欠缺可能导致儿童难以面对外界的压力，而且情感、认知和行为能力的赤字可能通过生理途径（如神经内分泌系统、被弱化的神经传递系统）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
3.父母冲突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
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直接和间接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
唐纳德（Donald）等研究者在2000年运用父母冲突量表、青少年感知家庭和谐度量表对115名儿童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表明父母冲突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家庭支持和父母对子女学校事件涉及程度两个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
可能是因为冲突使父母很少顾及到子女的问题，给予其学习上必要的支持与鼓励，使得儿童很少能够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这种感受间接影响儿童对家庭作业的完成、对学校的评价等。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父母冲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三、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途径的研究
父母冲突是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等问题呢？
目前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这种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
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产生直接作用，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通过其他的相关变量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珍妮（Jeanne）等人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结构方程模拟模型，证明父母冲突对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评价在父母冲突和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抑郁是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
还有学者证明了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家庭功能、儿童应对策略、父母教养方式等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学业成绩和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我国学者池丽萍认为，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儿童内部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它能够将两个系统（婚姻系统和儿童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
四、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相关研究
儿童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应对父母冲突，一是情感反应，二是应对策略。
奥布赖恩（O’Brien）等人1995年将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策略分为10种类型：
远离冲突（离开冲突现场）；
转移注意力或者自我安慰以缓解自己的压力；
寻找同伴或者兄弟姐妹；
寻求其他成人的帮助；
直接告诉父母停止冲突；
自责；
动手阻止父母冲突；
冲突后利用父亲或者母亲来解决；
直接的情绪表现（如吵、闹、叫、哭、打等）；
无助行为（如站在一旁自己发呆）。
儿童对父母冲突的反应存在冲突内容、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
根据冲突的内容是否关于子女本身，可分为涉己冲突和非涉己冲突。
研究表明，那些感知到涉己冲突的儿童比非涉己冲突的儿童更加自责和感到有责任去干涉父母冲突。
杰基（Jackie）等人通过模拟的父母冲突场景，观察儿童对冲突的反应，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容易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如寻求别人的帮助，直接解决冲突。
在性别差异上，研究者有不同的结论。
艾美瑞（Emery
）的研究表明，女孩比男孩更可能干预家庭冲突。
凯瑟琳（Katherine）等人的研究指出，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多地提出减少父母怒气的方法，男孩则更多地卷入和干预冲突。
当前国外关于此领域的研究除了探讨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健康和行为的直接影响外，还试图揭示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健康之间其他变量的中介调节作用即影响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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