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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书》和《陈书》
姚思廉撰《梁书》和《陈书》。
《梁书》56卷：
纪6卷、传50卷。
《陈书》36卷：
纪6卷、传30卷。
姚思廉撰《梁书》和《陈书》，一方面依据其父姚察旧稿，另一方面还参考一些旧史，如沈约、谢昊等人相承撰写的《梁书》等。
《梁书》和《陈书》的长处，一是梁、陈二朝历时短，姚氏父子又先后经历过，并任过官职，所据史料多出于史官之手，所以内容充实，史料丰富。
二是，文风质朴，文字简练，崇尚两汉散文，一改六朝浮艳骈俪文风。
所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多采用其文。
（2）《北齐书》
李百药撰《北齐书》。
《北齐书》50卷：
纪8卷、传42卷。
《北齐书》的长处，一是保存了一代史料。
李百药修《北齐书》时，除依据其父李德林旧稿外，还广泛参考其他齐史著作，如隋朝王邵的编年体《齐志》等。
二是内容完整。
《北齐书》是纪传体断代史，按惯例只应写北齐一朝的历史，不应包括东魏。
但事实是北魏的分裂和东魏的建立，完全是高欢所造成的，实际政权掌握在高氏父子手中，东魏孝静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所以《北齐书》包括东魏历史，符合历史实际。
《北齐书》还效法《三国志》的写法。
北齐政权是文宣帝高洋所建，《北齐书》本纪却首叙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然后再叙文宣帝。
《北齐书》的这种写法，一方面追述北齐建国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们了解北齐取代东魏的全过程。
后来，唐修《晋书》，追叙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显然是受《北齐书》影响。
（3）《周书》
令狐德棻主编《周书》，岑文本、崔仁师参与编修，其中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周书》50卷：
《周书》的长处，一是内容以西魏、北周为主，同时兼述南北各朝的更替变化，对与其并存的东魏、北齐，以及南朝梁、陈的情况也作了叙述，便于人们全面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
二是列传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收录了许多重要史料。
如《卢辩传》详细记载了北周官制的改革。
三是叙事简练。
清人赵翼认为：
“《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陔余丛考》卷七）
（4）《隋书》
魏征主编《隋书》。
《隋书》55卷：
纪5卷、传50卷。
《隋书》一开始没有志，成书后把《五代史志》30卷编入《隋书》，称为《隋志》。
《隋书》的长处，一是“以隋为鉴”的明确修史目的。
《隋书》非常注意总结分析隋亡的原因，为唐统治者提供借鉴。
二是《隋书》列传系统记叙各类人物，广泛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如李德林、牛弘、魏澹、裴矩、王邵等传，反映了隋代的史学发展情况。
三是《隋书》文字简练，受到后代史家好评。
《五代史志》
由于“五代史”均未修志，所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当时亦称“《隋书》十志”。
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
《五代史志》包括10志共30卷，10志为：
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
《礼仪志》记吉、凶、军、宾、嘉五礼在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的演变。
《音乐志》记五代乐舞。
《律历志》上卷言律，沿《汉书》例，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权。
中卷言历，“采梁天监以来五代损益之要，以著于篇”，包括梁、陈用祖冲之《甲子元历》等。
下卷为隋大业年间行用刘炫《皇极历》的内容。
《天文志》记天体（包括盖天、宣夜、浑天三说）、仪制（包括浑天仪、浑天象等）、星象、星变、云气等。
《五行志》记各种灾异，附会相关人事。
《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它们以人事为中心，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
《经籍志》是继《汉书·
艺文志》之后，第一次对古代著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其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很大影响。
《晋书》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认为唐初尚存18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任命房玄龄为《晋书》主编，贞观二十二年，《晋书》修成。
包括纪10卷、志20卷、传70卷、载记30卷。
记事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止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共记两晋156年历史。
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纪传的论赞，由唐太宗亲自撰写，故《晋书》题名为“御撰”。
《晋书》的长处，一是保存了一代丰富史料。
唐初修《晋书》时的参考史料非常丰富，既有官修的晋帝王起居注22种，又有私家晋史18家。
唐初史官们参考诸家，撰成《晋书》。
《晋书》列传保存了大量文献史料，如《裴秀传》记载了我国最古的《禹贡地域图》的绘制方法。
二是体例完备。
除一般纪传体所具备的纪传志外，还沿用《东观汉记》的“载记”体例。
《晋书》的“载记”记述十六国政权的兴亡变迁。
在肯定晋的中心地位时，将十六国少数民族的独立政权列入“载记”，较好地解决了晋朝与五胡十六国这段错综复杂、头绪繁多的历史关系的编修难题，既条理清楚，又符合历史实际。
三是集合众家之长，编修者各尽其能。
分工合作，成书迅速，仅用2年多的时间修成《晋书》130卷，充分显示了集体编修史书的优越性。
《南史》和《北史》
《南史》和《北史》是唐朝所修前代史的两部南北朝通史。
作者李延寿，曾参加编修《五代史志》、《晋书》。
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所写基础上，利用史馆工作之便，抄录搜集了大量史料，经过16年，终于修成《南史》和《北史》，共180卷。
于唐高宗显庆四年正式上奏朝廷，高宗大加赞扬，并亲自为之作序，惜序今已不存。
可见，《南史》和《北史》虽为私撰，实与官修相差不多。
《南史》80卷：
纪10卷、传70卷，记载宋齐梁陈四朝共170年的史事。
《北史》100卷：
纪12卷、传88卷，记载北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的史事。
《南史》和《北史》的长处，一是体例全备，统筹南北，贯通各朝。
于南北各朝皆立本纪、列传，力求客观公允地反映八朝历史。
这种编撰体例，既反映了史家大一统进步的思想，也反映了魏晋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是对八书删繁补缺，纠正曲笔，重新编撰，并非简单节抄。
三是叙事简要，文字简洁。
八书共566卷，《南北史》改编为180卷，约占八书卷数的三分之一，字数的二分之一。
唐初修了八部纪传体史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的实力。
唐初官修史书，宣扬天下一家的思想，改变了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互相漫骂蔑称的写法。
唐初官修史书，还确立了修前朝史的传统，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
二、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
于中宗景龙四年（710）撰写的《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
1、生平
《史通》的产生也是与刘知几的家世、经历和学识密切相关的。
刘知几有家学渊源，尤好史学。
从武后长安二年（702），担任史官。
但刘知几不受重用，遭到排斥，“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
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
自叙》）
2、内容
《史通》共20卷，分内篇与外篇。
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共52篇。
其中《体统》、《纰缪》、《弛张》已佚，现存49篇。
3、史学批评理论体系
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
刘知几在《书事》篇首先引荀悦“立典有五志”：
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
然后引干宝主张写史的内容：
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
然后总结为：
“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但有“遗恨”，就是遗憾，因此要增加“三科”：
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
就是增加三方面内容，这样“史氏所载，庶几无缺。
”
关于撰史原则
刘知几在《采撰》篇指出从事历史撰述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每条材料都有其价值，“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对史料也不要迷信，因为有些不真实，“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这样会导致“道听途说之迷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因此要有怀疑精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在《杂述》篇指出对史料的选择辨别的重要性：
“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
刘知几在《序例》篇强调史书体裁、体例的重要：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刘知几谈史书体裁、体例主要集中在《六家》、《二体》、《杂述》。
《六家》把史书分为六个流派，指出史书体裁、体例是不断变化的。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
《尚书》家——记言体；
《春秋》家——记事体；
《左传》家——“言事相兼，烦省合理”编年体；
《国语》家——分国的史体；
《史记》家——通史纪传体；
《汉书》家——断代纪传体。
但《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二家就是编年体、纪传体，称为“二体”，在《二体》篇详细比较“二体”的优缺点。
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纪传体“二体”都是正史。
在《杂述》专叙“能与正史参行”的“史流之杂著”，共十类。
“偏记”——“权记当时，不终一代”，如王韶之《晋安帝纪》。
“小录”——“独举所知，编为短部”，如戴逵《竹林七贤论》、王粲《汉末英雄记》。
“逸事”——补国史之遗逸，如谢绰《宋拾遗》。
“琐言”——“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如刘义庆《世说新语》。
“郡书”——记“人物所生，载光郡国”，如陈寿《益都耆旧传》、周斐《汝南先贤传》。
“家史”——记“高门华胄，奕世载德”，如殷敬《殷氏家传》。
“别传”——记“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如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
“杂记”——这是“求其怪物，有广异闻”，如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
“地理书”——记一方之物产、风俗，如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山水记》。
“都邑簿”——记“帝王桑梓”，“书其轨则”、“龟镜将来”，如陆机《洛阳记》、潘岳《关中记》。
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
刘知几在《叙事》篇强调史书善于叙事是被人赞扬的重要原因：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
善于叙事要“简要”、要“用晦”，“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要采用“当时口语”，要“从实而书”，不失“天然”。
刘知几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也反对文人修史，会导致“文非文，史非史”，强调文史分途、文史有别。
关于史家作史态度
刘知几在《直书》、《曲笔》集中谈史家作史态度。
他通过对比指出，“直书”是“君子之德”，而“曲笔”是“小人之道”。
只有“直书”才有“实录”，而“曲笔”导致“诬书”。
关于史学的功用
《史通》的一些篇章，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都谈到史学的功用。
而《辨职》谈的最为集中：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⑦关于史家修养论
刘知几谈史家修养，主要是“史家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
在《旧唐书》本传，即《旧唐书·
刘子玄传》中，刘知几有明确的阐述：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三、典章制度史的创立—《通典》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杜佑（735—812）撰成《通典》。
杜佑是唐代中后期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
他所编撰的《通典》，是我国现存古代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1、撰述目的
杜佑批评《尚书》、春秋“三传”等史书“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法制”指典章制度。
批评“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
所以指出自己“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
自序》、《旧唐书·
杜佑传》）。
重“法制”、重“施政”是杜佑撰述《通典》的目的。
《通典》继承以往礼书和正史书志的传统而写成。
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唐玄宗天宝之末，个别部分写到唐德宗贞元年间。
共分9门：
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有的书说分8门，因为兵、刑合为1门。
所以称为“分门书”，每门有子目，子目下有细目。
3、特点
分门、会通是《通典》的两个特点。
杜佑在《通典·
自序》中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易》称聚人曰财。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管子》曰：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夫子曰：
‘既富而教。
’斯之谓矣。
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或览之者。
庶知篇第之旨也。
杜佑认为“理道”是目的，“教化”是手段，而“足衣食”是基础。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选举制度和职官制度。
礼、乐是“行教化”的内容和形式，刑是对“教化隳”的纠正，它们都是职官的职能。
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实施的保证。
杜佑《通典》对于典制沿革变化所作的逻辑推理，是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四、通史撰述和其他史学成就
1、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的通史，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以断代史皇朝史为主。
唐初所修纪传体史书，大部分也是皇朝史，其中《南史》、《北史》是相对的通史。
到中晚唐时期，通史撰述出了的复兴趋势。
具体通史有：
许嵩《建康实录》20卷，编年体，今存，记三国·
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
韩潭《统载》30卷，传记体，已佚，“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册府元龟·
国史部·
采撰二》）。
高峻《高氏小史》60卷，纪传体，已佚，“一以《太史公书》为准”（《史略》卷四），下限至唐德宗、唐顺宗。
马总《通历》10卷，编年体，存后7卷，从远古到隋。
姚康《统史》300卷，已佚，“上自开辟，下尽隋朝”（《旧唐书·
宣宗纪》）。
杜佑《通典》200卷，典制体，流传至今。
2、《唐书》和《唐会要》
《唐书》和《唐会要》主要反映了五代时期的史学成就。
《唐书》
《唐书》200卷，纪20卷、志30卷、传150卷。
五代后晋时（941年），赵莹监修，后来由刘昫接任监修一职。
945年书成，题名刘昫等撰。
修成时原名《唐书》，传到宋代，为了与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的《新唐书》相区别，遂称为《旧唐书》。
《旧唐书》编修特点是抄录实录国史原文，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
《唐会要》
“会要”是专记断代典章制度的史书。
《唐会要》的作者是五代后周王溥（922—982），他一直生活到北宋初年。
王溥在唐人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基础上，编撰成《唐会要》。
“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宋史·
王溥传》）。
王溥在编撰完《唐会要》后，又撰成《五代会要》。
（二）[思考题]
隋唐时期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变化？
（三）[参考书]
1．赵俊、任宝菊：
《刘知几评传》，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2．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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