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学基因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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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以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

“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用以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创造性观念的提出，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历程。

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创造性观念的提出，推动了中国几千年国学史上一次最深刻的划时代的革命，从而使国学传统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达到了新的水平，走向了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丰富的体系。

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毛泽东思想

包涵着丰富的国学精髓，表现在其思想体系的各个领域。

毛泽东的远大志向中的儒家使命感基因

毛泽东很早就立下了非凡的志向，这与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毛泽东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儒家文化素来具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传统，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在毛泽东的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宋代大儒张载的一段著名格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最醒目地体现了毛泽东所崇尚的历史使命感。

毛泽东也欣赏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

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意识基本上来自儒家传统。

孟子说：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与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高远情怀一脉相承。

爱国主义是国学思想之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情结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里，铸造了炎黄子孙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反对侵略的民族魂，唤起了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而奋斗不息的优良品格。

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髓，并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

不仅克服了历史上爱国精神与忠君意识融合在一起的局限，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这就使民族的爱国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基因

毛泽东哲学思想尽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但它毕竟是在20世纪中国的这块土壤中孕育和培养出来的。

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便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毛泽东熟读古书，领悟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并能透视现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其著作中，更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例。

中国国学传统中，知行关系历来受到重视，古代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

《尚书》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强调知行的互动。

宋元明清时期，人们开始讨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及判断真善美的标准等问题。

如程颐、朱熹强调“以知为本”、“知先行后”的思想。

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后来，王夫之批判继承了朱、王的思想，把知行统一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兼行”的观点。

以上这些古代的知行观，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都有较大影响。

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主要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国学中的知行学说相结合，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认识论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他提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这些与墨子的观点——认识的来源是“闻知”和“亲知”是一致的，并且用词相近。

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中的古代民本思想的基因

民本思想是国学文化的精华之一。

重民、保民、惠民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家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

民本思想一直为一切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所推崇，成为国学的一种基本精神。

毛泽东也毫不例外地重视民本思想。

他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的观点是十分赞同的。

毛泽东思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充分估计古代民本思想的意义和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把反映了某些社会真实的民本思想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思想的萌芽加以改造和吸收。

这样，不仅使传统的民本思想发生变化，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进而升华为人民民主思想，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彻底地诉诸实践，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成为现实。

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政”，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来治民。

毛泽东曾借用“施仁政”一词来说明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他强调要教育群众，教育人民。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将其提高到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

毛泽东“农业为基础”思想中的古代“以农为本”的基因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来靠农业养活众多的人口，“以农为本”是国学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因此农本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并一代一代传下来。

从西周的虢文公到近代的孙中山，都主张“以农为本”，从《周礼》对农政的详尽论证到《汉书》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从《管子》把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看作治国的原则到《汉书》“民以食为天”的朴素思想,以及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都深刻阐述了必须重视农业的思想。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农本思想一直居于支配地位。

这种传统的重农思想对于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来说，其影响之深，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思想植根于国学经济思想中，在批判地继承国学传统时努力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同时代精神相契合。

毛泽东的时刻心系农民、心系农业、心系农村，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繁荣中国农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在革命之初就十分注重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认为没有农村的变革和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的巩固。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断言：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从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上思考农业和农村问题。

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毛泽东时刻把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曾说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他反复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

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中国传统经济一般是轻视实践，鄙视科学技术，不重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把手工业视为“奇巧末技”，而毛泽东特别重视总结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重视科学种田，他在强调农业生产的同时，没有排斥工商业的言论，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

传统经济思想把粮食生产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认识到不生粟亡国。

毛泽东认为粮食是基础，曾提出过“广积粮”的口号，强调重视粮食生产和贮藏粮食。

他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深知中国农民的苦难，他强调关心照顾农民的利益和改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党夺取革命与建设胜利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古代兵法基因

中华国学宝库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兵法典籍和战争史籍，既有《孙子兵法》、《管子》、《司马法》等军事名著，又有《东周列国志》、《资治通鉴》之类的记载大量战例的历史典籍，还有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毛泽东早年曾广泛涉猎过这些国学典籍。

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这些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大量引用了古代的军事理论和著名战例。

毛泽东军事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吸取了中国古代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从而大大超越了历代战争。

毛泽东在深入钻研中国古代战史战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并使之成为其军事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核心。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知己知彼认识过程中相互联系的若干环节及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从而把《孙子兵法》提出的军事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升华。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对国学遗产中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导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话剧。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中的传统道德基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来重视伦理问题、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

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中国古代道德传统进行革命的改造和辩证的融合，形成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独具特色的道德理论和伦理学说。

毛泽东思想将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发展成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在中国历代思想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

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自省”、“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等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国学基因

毛泽东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雄视千古，成就非凡。

他的文艺思想与国学传统中的文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一方面强调“文以载道”，文艺为封建统治服务。

《礼记•王制》中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说明文艺也具有下情上达的功能，王者可以通过文艺所表达的思想，一叶知秋，了解天下形势。

另一方面，古代文艺思想又抛开现实政治，主张抒发胸臆，吟咏情怀，所以比较强调对“气”、“韵”、“意境”等的心领神会。

毛泽东对这两方面都有吸收和创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内外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把文艺看作发动群众，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重武器，他把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定为文艺的第一要义，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特殊时期的这种做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收到了特别的效果。

毛泽东的诗词是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化转化的光辉典范。

由于他亲自驾驭了“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所以他的诗词题材新颖，意境高阔，平添了一种吞吐宇宙的磅礴气势；

加之其中贴切地运用过一些古代神话和典故，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使古典诗词形式恢复了活力、焕发出奇光异彩。

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学基因，还体现在他的共产主义观和古代“大同”理想的联系中，体现在他的实事求是思想与古代经世济用思想的联系中，体现在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自强不息”精神的一脉相承中。

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将就这几个话题展开充分的探讨。

总之，毛泽东对国学精华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全方位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与他善于从传统国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密不可分。

毛泽东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了创造性继承与弘扬传统国学智慧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学基因，是毛泽东思想历久弥新的奥秘之一。

很多人对在毛泽东主席逝世30余年后，“毛泽东热”持续不衰的现象难以理解。

其实，类比从老子、孔子、孟子、孙子等传统国学泰斗辞世后两千多年年仍旧被世人仰慕推崇的事实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富含国学基因的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主席本人成了和老子、孔子、孟子、孙子比肩的国学泰斗。

“毛泽东热”持续不衰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