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闭到开放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及启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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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日本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甚至出现了较明显的负增长。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人口开始走向老龄化，而过多的老龄人口将意味着社会储蓄的消耗殆尽，投资的枯竭。

为了抵御劳动力数量锐减给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封闭的劳动力市场被迫开始向世界开放。

分析和把握日本劳动力市场从封闭向开放发展的基本动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为我国劳动力外输政策的确立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字：

日本经济，劳动力市场

　　一、劳动人口锐减：

日本封闭型劳动力市场的终结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算，从2007年开始，日本人口将由1.2778亿的高峰按年率为0.56％递减，到2050年减至1.005亿，到2100年减为6737万人。

其中，15-64岁的有效劳动人口将由1995年8726万人的高峰，按年率1％递减，2050年减为4980万人，2100年减为2776万人。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剧，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将从2007年的15％开始逐步递增，2014年将增加到25％，2034年将增加到30％，2049年将增加到35％。

在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2025年日本的劳动力年均投入量将会减少0.6％。

这一估算意味着，不久的未来，日本将陷入劳动力极度匮乏的局面。

　　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就考虑到劳动力人口锐减可能给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起，针对劳动力的减少，日本历届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

例如，试图花费巨额财政成本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通过教育结构的改革，加强人才的培养；

推行人才派遣体制，以之作为有效利用企业外部人才的途径；

从农林水产业、运输业、通信业、批发零售业等产业的非效率部门释放过剩劳动力，以充实其他劳动力紧缺行业等。

尽管上述每项政策的实施都有不同的现实背景，但是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劳动力市场上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

以加强人才培养的政策为例，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面临着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

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共计缺乏220万技术人才，其中包括近20万高科技人才。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才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结构改革，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

1963年，日本政府还在日本经济审议会上正式推出了《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其目的无非还是为了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以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数量上的短缺问题。

再如，人才派遣体制的建立，从微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似乎是“企业不愿增加正式员工而希望有效利用派遣员工这一合理化意识的需要，以及作为具有某项专长的人才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经验，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诚然，当企业准备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往往会遇到企业内部无法供给必要的人才，同时进行人才培养又需要花费较多时日的情况。

另外，伴随着业务内容的高度化以及企业经营决策迅速化的需要，如企业引进高性能的计算机，马上就需要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软件工程师、程序设计者、穿孔员、操作人员等。

这样当企业内部的人才储备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时，企业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有效利用外部具有立即应战能力人才的战略。

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视角分析，就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有效供给的不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政府树立了“科技立国”的新政策，开始试图通过先进技术的引进，以技术的优势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而且在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中，明确地把人口素质和科技振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

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指出的，只有劳动力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才能创造价值；

技术的更新无疑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技术的更新并不能取代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

同时，这些行政化的经济发展指令，并不能阻止人口增减的自然规律。

快速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力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

此后，日本政府又试图通过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将国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至海外，同时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将劳动力锐减的不良经济影响遏制在最低限度。

　　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制定与实施的上述政策都是以保持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为前提的，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基本上取自本国人口。

这些政策的悖论也恰恰在这里，颁布与实施这些政策的根本原因是本国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而要这些政策实施的前提却是要保证只能在本国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结果，从实际效果上看，所有这些政策都未能解决由于劳动力短缺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考虑是否要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让更多的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

2005年，法务省向内阁正式提交了关于输入外劳计划书，要求内阁“认真考虑”放宽输入外国劳工的政策。

报告还敦促政府优先接受能说日语的外国劳工。

其中，由于农业和林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尤为严重，将优先考虑新外劳进入这两个行业。

该计划的宣布，意味着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日本劳动力市场走向终结，开放之势已成必然，接下来的只是如何开放的问题了。

显然，导致日本封闭型劳动力市场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还是日本国内有效劳动力的锐减，而不是政府政策的变更。

　　二、研修生制度：

日本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肇始

　　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过研修生制度输入外国劳动力。

本来，日语里的研修二字和中文意思基本相同，即指培训、进修等，并非是简单劳力的代名词。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日本企业开始单独引进研修生。

此时，引进研修生的主要是进驻海外的国际企业和合资企业。

可以说，日本研修生制度是打着教育和培训的国际交流之名，行输入国际劳动力之实，借以保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

因此，我们认为研修生制度可以说是日本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肇始。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由于日本经济陷入泡沫危机，研修生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研修生大多从事的是日本人不愿从事的“三K工作”（危险kiken，肮脏kitanai，吃力kitsui），工种也集中分布在服装制作、金属加工、农耕等行业。

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看起来美丽的研修生制度也逐渐变为“低薪劳动力提供源”的代名词。

由于研修生在日本不被当作劳动者看待，因而不受日本《劳动基本法》的保护。

如今，研修生这一数量激增的弱势群体在日本社会生存状况恶化的事实已无法掩盖。

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显示，2006年违反最低薪金规定，强制实习生进行长时间劳动的违规事件就有229起，三年间增长了2.5倍。

仅今年4月至7月，在日本意外死亡的研修生就多达15名，其中9名为中国研修生，死亡原因主要是交通事故、急性心脏病等。

此外，失踪的研修生人数也在不断攀升。

2006年，日本全国失踪研修生、实习生共计1849人，2007年达到3314人。

对于接受外国研修生和实习生制度，日本政府将其定位成“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实际上是把外国研修生／实习生视为弥补日本下层产业劳动力不足的单纯劳动力，所采取的是一种引进廉价劳动力的变通做法。

但是，由于在早期法律制定上的缺陷，外国研修生不能成为正规的劳动者，最终导致了外国研修生／实习生的雇佣和使用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从2005年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光明正大”地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引进国外劳动力的问题。

　　作为政府发布的白皮书，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5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首次公开地具体阐述了劳动力市场开放问题。

日本法务省在2004年底和2005年3月分别推出了《第四次出人国管理政策恳谈会的报告书》和《第三次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案》，提出了接受高水平人才和具有世界通用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劳动者的方案。

2005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今后接受外国人的计划》，开始承认将外国研修生和实习生当作单纯劳动力使用，而又不能保障他们与日本劳动者享有同等权利的研修生实习生制度有失公正性与合法性。

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正议案，例如，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首先与研修生签定劳动契约，把他们作为劳动者引进。

如果根据两国间协定，他们事先能在日语研修机构中学习，他们持续就劳的条件还可以放宽。

即雇主给予研修生与同等技能的日本人相同的工资，承担起接受外国劳动者所必须负担的社会成本。

除了修正议案之外，《计划》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外国劳动力的设想，但接受单纯劳动者仍是禁区。

不过《计划》在“单纯劳动者”中又分化出“中位劳动者”这样一个部分，也就是拥有一定技能、技术的技术工人也在引进之列。

同时，为了促进外国劳动者在日滞留的长期化和安定化，《计划》还要求接受外国劳动者的机关担负起保障外国劳动者和子女在日生活基础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并在接受教育等方面要与日本人有同样的权利。

　　2006年，由经济界和部分学者构成的经济连携推进国民会议郑重要求政府扩大在留资格行业，降低资格门槛，进一步接受外国劳动者。

然而，在2006年2月8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时任总理的小泉在回答议员咨询时表示：

“简单地通过大量接收外国劳动力来填补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做法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外国劳动者增加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引发日本国内的社会冲突。

因此不能因为劳动力不足就通过简单办法大量接收外国劳动者。

”此外，小泉还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开放接收外国劳动力的政策，即使确保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但外部劳动力的涌入可能会导致社会犯罪率上升，最终结果可能是“本利全无”。

小泉的态度无疑给正在兴起的日本劳动力市场开放“运动”泼了一瓢冷水。

然而，面对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的严峻现实，小泉的“冷水”并没有阻止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之势。

2006年7月中旬，日本自民党外国劳动力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扩大接收外国劳动力的方针。

该方针要求政府新建一项可以接收具备一定日语水平和技能的“优秀人才”的制度，并明确指出，要重点接收具备职业技能或资格的外国劳动力。

对于有可能导致简单劳动力大量流入日本的现行外国人研修·

技能实习制度，要求“要防止其定型化”，并提议将现行实习期由三年延长为五年。

　　然而，针对研修生制度进行的修修补补的工作，毕竟难以解决日本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即日本经济存在的高龄少子化和适龄劳力不足的问题。

在日本，NEET现象就是一个例子。

NEET（noeducation，noemploy-ment，notraining）即无教育、无职业和未经过培训的人群。

这些人到了就职年龄仍呆在家里，不愿工作。

但对于那些只想着引进单纯劳力的公司来说，研修生制度便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因为日本政府从未出台任何鼓励引进单纯劳力的政策。

2007年5月，日本前法务相长势甚远提案要求日本政府“废除研修制度，建立最长为三年的单纯劳动力引进制度”。

随后，日本东京入国管理局前局长坂田英德在公开场合声称，支持彻底废除研修生制度，并且称“现有的制度已经无法改变日本劳动力市场萎缩的现状”。

坂田还提出了日本在未来五十年内引进1000万移民的计划。

除了可能修改移民政策之外。

加强吸引留学生也提上了日本政府的议程。

　　三、未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启示

　　时至今日，“偷偷摸摸地”开放劳动力市场的研修生制度已经事实性地“崩溃”了，但日本经济存在的高龄少子化和适龄劳力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给日本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未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走向只能是扩大开放的范围，积极引进各个层次的单纯劳动力。

　　从封闭到开放是当代日本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向，而这一发展过程再次阐明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关系。

首先，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

劳动力的质与量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

相反，数量对质量的替代作用则较弱。

所以，一般而言，劳动力的质量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然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动向给人们展示了，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

劳动力的“质”必须是在一定量上的“质”，而劳动力的“量”也应该是一定质上的“量”，二者不可偏废，要保持相对平衡。

这正是我国提出“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这一宏观战略的理论依据。

　　其次，沿着劳动力的“量”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增长率的过度下降，不利于较高经济增长率的维持。

我国学者李通屏就曾指出，人口增长率的过度下降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一方面为给老龄人口提供足够的养老福利，必将导致社会积蓄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适龄劳动力供给不足又会抵消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

因此，在低生育水平下，刺激经济增长必须容忍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这正是日本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生育以及坂田英德提出修改移民政策以吸引移民的理论依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修正也应该充分地考虑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的要求，要考虑到怎样的一个人口结构才能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人口结构优化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抑制问题。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劳动力必将走向国际化与全球化，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只是或迟或早的问题。

日本在以保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的前提下，制定与实施的各项政策的失败便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开放的范围，积极引进单纯劳动力是未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走势。

从这个基本走势判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解决当前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一条途径。

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据相关统计，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2.6％，2006年的平均就业率为70％，2007年的平均就业率为71％。

我国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如拓宽就业渠道的政策、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的政策以及鼓励创业的政策等，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在我国高层次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日本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

显然，如何有效地向日本劳动力市场输出我国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理应进入当前政府相关决策的视野。

当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例如，在向日本劳动力市场输出劳动力的过程中如何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高层次劳动力过度输出问题，如何实现劳动力的有效召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