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越阶段的梦想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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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具体指标的制定，采用“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年年争取超过”的方针。
1月南宁会议上，1958年计划指标为：
项目计划指标比1957年增长
钢620万吨17%
生铁720万吨22%
煤炭1.5亿吨16%
发电量220亿度15%
粮食3920亿斤5.9%
3月成都会议上，1958年计划指标又大幅度提高。
将南宁会议指标定为第一本帐，新的第二本帐为：
钢700万吨35.5%
生铁800万吨35.5%
煤炭1.6737亿吨30.1%
发电量246亿度29.3%
粮食4316亿斤16.6%
中央认为，第二本帐确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帐，它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同时认为只要我们继续发扬革命干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可能比苏联更快一些。
我们就可以掌握时机，在比15年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
此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制定自己的第二本帐，层层加码，1958年计划指标越来越高。
1958年5月，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概括提出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同时，计划指标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即建设速度不是一般地超过过去的中国，一般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通过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
下面是1962年计划指标的两本帐。
项目计划指标（一本帐）比1957年增长
钢2500万吨367.8%
煤炭3.8亿吨192.3%
发电量900亿度365.8%
粮食6000亿斤61.2%
项目计划指标（二本帐）比1957年增长
钢3000万吨461.8%
煤炭4.2亿吨223.1%
发电量1100亿度469.4%
粮食7000亿斤89.2%
会议提出的各项指标，分别提前二年、三年、或者四年实现“二五”计划建议的年限。
很显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高速度。
会议期间，毛泽东使用了“我国7年赶上、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提法。
会议之后，人们的热度继续升高。
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提出了1962年产钢6000万吨的新指标，这比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3000万吨又翻了一翻。
毛泽东批示说，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
8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
1958年钢产量由原计划的620万吨提到1070万吨，即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
粮食预计可达到6000—7000亿斤。
1959年速度要比1958更快，钢产量要达到2700—3000万吨，生铁要达到4000万吨；
粮食为8000—10000亿斤。
会议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提高到了空想的程度。
到196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要分别达到下列数字。
第一本帐：
项目计划指标比1957年增长（倍）
钢8000万吨13.9
生铁9000万吨14.4
煤9亿吨5.9
发电量3000亿度14.5
粮食13000亿斤2.5
第二本帐：
钢1亿吨17.7
生铁1亿吨18
煤11亿吨7.4
发电量3500亿度17.1
粮食15000亿斤3.1
不断加码的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和浮夸风，这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面乱报，下面乱报，上面又乱信。
严重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吹遍全国，各地竞相放“高产卫星”，产量越报越高，很快达到荒诞的地步。
这就出现了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日期地区粮种亩产量（斤）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早稻3000
6月11日河北魏县小麦2394
6月16日湖北谷城小麦4353
6月18日河南商丘小麦4412
6月30日河北安国小麦5103
7月12日河南西平小麦7320
7月22日福建闽侯早稻7275
8月1日湖北孝感早稻15000
8月13日湖北麻城早稻36900
9月18日四川郫县早稻84525
9月18日广西环江早稻130434
在这种极度浮夸的气氛下，一些省及国家部门、媒体也陷入盲目乐观状态。
7月23日，农业部发表夏收粮食公报，宣布夏粮总产量达1010亿斤，比上年增产413亿斤，增长了69%。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认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所谓悲观论调已经全部破产。
28日，农业部估计，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00亿斤，翻一番。
8月、9月、10月，安徽、河南、四川分别宣布为千斤省。
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
山东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人提了。
”他们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
一亩地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
他们的措施是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放手密植。
一亩谷子过去只留苗3万多株，现在放手密植到10万、20万，甚至40—50万株。
他们“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
那时，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宣传画：
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
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
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
3年“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合计约1200亿元，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而且后来又用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1957年的产量总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歪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8年，而恰在此时，一些国家如日本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得到迅速发展，我们与之差距拉大，这是一个长时间弥补不了的重要损失。
案例2
落日的辉煌
——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摘自《学习时报》编辑部：
《落日的辉煌》，2000年6月19日
编者按∶江泽民总书记今年6月9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论述全面培养新一代政治家的素质时，提出“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
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都能使自己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学会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始终走在时代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我们的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开拓前进。
反之，无视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就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为帮助大家深入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特发表《落日的辉煌》一文。
该文对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作了历史的反思，这对我们学会敏锐地洞察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势，不无借鉴意义。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
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
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
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
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
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邓小平指出：
“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
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
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
1、盛世辉煌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
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
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
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
“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团》）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
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
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
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
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
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
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
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
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
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
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
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
乾隆末，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
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
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
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
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
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
”（吴敬梓：
《儒林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辩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
2、全球变局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
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
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
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
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
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
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
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
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
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
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
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
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
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
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
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
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
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
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
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
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
”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
”（布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
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
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
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
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
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
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
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
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
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3、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
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
雍正说：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
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
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
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
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
“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
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
（《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
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
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
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
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
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
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
“看亦可，不看亦可。
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
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
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
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
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
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
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
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
“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
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
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
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
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
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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