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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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美国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金砖”概念提出者）
梅默里·
杜比（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约尔根·
米歇尔（德国巴伐利亚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赵江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
戴维·
斯托克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索尔特·
达瓦斯（比利时著名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总体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世界经济正走在平衡木上。
如何研判今年世界经济总体态势？
陈凤英：
世界经济虽然走在平衡木上，但并未掉下来。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报告初步估计，世界经济今年增速为2.6%，略高于去年的2.5%，但低于年初预期的3.0%，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失望。
具体而言，美欧日经济都出现季度性收缩，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明显低于预期，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也差强人意，特别是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长降到1%以下，而大宗商品价格受需求疲弱与美元升值影响持续走低，国际油价则在供大于求、欧佩克（OPEC）与美国的市场博弈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下，一降再降，使国际社会担忧石油大战殃及国际贸易与投资，加大全球低通胀或通缩风险。
苏巴齐：
2014年世界经济并没有因美国经济复苏而变得更加稳定，欧元区开始感到通缩压力，日本“安倍经济学”毫无动力，国际油价急剧下跌。
世界经济表现虽然相对平庸，但并非没有亮点。
这包括中国在没有给其他地区带来负面溢出效应的前提下，成功放缓增速；
美联储退出量宽并未对全球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地区紧张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尚在可控状态等。
蒂斯：
今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影响经济复苏体现得较为明显。
叙利亚危机、乌克兰问题及伊拉克冲突带来了连锁反应，如德国等国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影响到欧洲经济复苏。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更多的可能是供给层面的问题，如投资不足等，各国政府可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动经济更快增长，如加强结构改革、鼓励创新等。
美国
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表现相对抢眼，与欧日形成反差，这种复苏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博斯特：
2013年底，美国的信贷萎缩已经回到正增长空间。
信贷萎缩是经济的巨大拖累，拖累不在，美国经济可望实现更快增长。
美国经济在危机后经历的去杠杆化过程大体已经结束，虽然家庭负债仍然很高，但短期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会太大。
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金融风险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
不过，这种风险存在于特定地区，并非系统性的，一些地方政府违约不会引发全面恐慌。
罗奇：
应该正确看待美国经济所谓的加速增长。
美国今年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起大落，难以令人兴奋。
目前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为疲弱的一段时期，消费者去杠杆化的过程漫长，消费开支依然是经济复苏中的薄弱环节。
今年9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4.8万。
虽然就业报告令人鼓舞，但仍不足以弥补此前数月的低迷，美国仍深陷现代史上最差的就业周期之中，为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了新阻力。
李向阳：
在徘徊数次之后，2014年10月美联储正式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退出实施数年的量宽政策，标志着美国经济复苏已步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包括：
稳定的消费增长、国际油价下跌、再工业化开始取得成效。
此外，美国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的改善与其也有一定的关系。
近期，IMF与经合组织都预测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达到3.1%，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从目前经济走势看，2015年美联储很有可能步入加息轨道。
这些因素会促使长期利率回升。
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早退出量宽的，其他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会抵消美联储政策对长期利率的影响。
此外，美国经济复苏在发达国家内呈现出一枝独秀局面，其财政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趋势还将会持续。
这些因素会导致美国长期利率在一段时期内还将维持在较低水平。
美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将是一个缓慢过程。
退出量宽是美国迈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针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争议在于何时结束短期零利率政策。
一旦开始提高利率，还会有很多变数，它对外部世界的溢出效应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刘东民：
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仍面临重大挑战。
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在巨额财政压力无法真正缓解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将很难为再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公共资金支持。
如果未来美国无法实现新的重大技术突破，再工业化进程将缺乏后劲。
欧盟
IMF称，欧盟经济复苏乏力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哪些因素制约着欧洲经济复苏？
丁纯：
欧洲经济正处在超低通胀甚至通缩背景下的虚弱复苏阶段，速度异常缓慢，可谓“病去如抽丝”。
从内部因素看，欧债危机导致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间的差异扩大，不同的经济表现、发展状况使得各自政策诉求大相径庭，出现“刺激增长”和“紧缩财政”之争，其背后是各国利益的考量和成本收益的权衡博弈，导致各方僵持不下，在跨国家的欧盟层面，难以出台统一有效政策，分歧严重动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使复苏变得缓慢乏力。
外部因素则包括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影响。
从短期来看，囿于财政赤字纪律的约束和难以在购买问题国家国债、发行统一欧元债券等关键性问题上出现机制性突破，欧洲结构性改革难以取得可见的成效，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也是欧盟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欧盟去杠杆化的速度明显慢于美国。
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
推进欧元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欧元区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内容。
然而，由于区域内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体化进程的谈判与落实都较为缓慢，欧元区距离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通胀率仅为0.3%，创下了5年来新低，这一数值与欧洲央行设定的“接近但略低于2%”的通胀目标相去甚远。
欧盟已下调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率预期。
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异常缓慢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危险。
辛恩：
欧洲经济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南欧。
欧元的引入催生了南欧国家的通胀信贷泡沫，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导致其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经济成本不断上升。
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推行集体分担债务的做法可以减缓痛楚，但也该停止了，这样相关国家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推行改革，使降低工资和价格成为可能，重拾经济竞争力。
日本
今年日本经济连续下滑，陷于衰退。
“安倍经济学”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困境？
徐梅：
货币和财政双刺激，是“安倍经济学”前两支箭。
从近期经济表现看，日本政府虽表示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状态，但已连续调低对总体经济的评估。
日本海外产业转移及经营本土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的效应，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通过出口和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
从日本国内来看，提高消费税导致物价上涨，但工资水平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设备投资增长的持续性也有待观察，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显不足。
IMF预测，2015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仅为0.8%。
长谷川克之：
“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前，日本的通胀率是负数。
现在，价格指数从紧缩转为膨胀，从这个方面看，“安倍经济学”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扣除消费税影响后通胀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日本央行10月底决定继续扩大量宽。
量宽政策旨在树立企业和个人对通胀的预期，提升资产价格，以促进投资和消费。
然而，仅靠货币宽松摆脱通缩实现经济复苏非常困难，实现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结构改革的效果。
庞德良：
日本陷入长期通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供给不足，而是总需求不足。
总需求不足与日本少子高龄化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这一社会趋势性特征从内部决定了日本经济的潜在规模和潜在增长力。
少子高龄化降低了日本潜在劳动生产率，导致预期经济增长率下降，降低了企业预期收益和消费者的预期收入，设备投资增长缓慢，消费水平下降，抑制了总需求的增长。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内需主导型经济迟迟难以建立，对内对外投资市场的失衡导致国内经济的空心化，企业活力不足、创新力低下，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因此，与货币、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相比，解决这些制度性、结构性的问题才是摆脱衰退的根本。
不进行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变，即便实施更大规模的货币供给，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困境。
然而，结构改变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战略内容泛泛化和空洞化使其有效实施存在较大困难。
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增速也明显遇冷。
您是否认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遭遇“中年危机”的判断？
朱民：
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显著放慢，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因为在当今全球经济活动中，这些经济体占到一半之多。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目前正趋于稳定，但不要期望它们的增长率能很快反弹到过去10年的高水平。
新兴市场国家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支持经济增长的几个有利因素正在消退。
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支持了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速已从长达10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的平均水平；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周期已结束；
第三，从历史标准看，极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已开始消失，全球利率在上升；
第四，国际贸易在总产出中所占比例已下降，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比例会出现显著逆转、再回到过去10年的上升趋势。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正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根本性影响。
此外，在可预见的将来，金融市场可能波动不定，主要因为非常规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有序退出面临着多重艰巨任务。
为了跟上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
对于许多依赖资本流动的国家而言，其当前的国内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
另外一些国家的公司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
政策形态和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供给方面的约束（包括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定的不足），抑制了亟须的投资。
人口压力（包括老龄化）以及紧张的产业关系也构成不利因素。
改善需求管理是必要的，但仅靠需求管理不足以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
政府还需推动生产率大幅增长，措施包括营造创新环境。
格洛斯：
并不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陷入了“中年危机”，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依然保持强劲，但可能面临分化：
一些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直接导致其经济脆弱，另一些国家拥有健全的宏观经济、财政和政策基础，正积极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保持经济增长动力。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放缓，从外部看，是因为国际资本螺旋式回流，从内部看，经济结构失衡、教育科研投入的不持续以及国内政府管理质量不高等导致国家无法从经济萧条中反弹。
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对新兴市场国家持乐观态度。
奥尼尔：
金砖国家的确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自2011年起，金砖国家加权平均增长率6.5%，尽管比上一个10年的7.9%要低，但仍高于此前20年的增长率，而且金砖国家的经济总和已经接近美国。
到2015年底，以市场汇率计算，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GDP总和将与美国相当。
所以，即便增长放缓，也没有改变金砖国家经济影响力仍在上升的大势。
那种认为金砖国家已成为明日黄花的看法是不客观的。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必将进一步提升这一集团的影响力。
杜比：
据IMF预测，到2015年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世界总量的60%。
摆在金砖国家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金砖国家目前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向发达经济体过渡期内均需迅速解决因自身经济快速发展而积累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制造业低端、贫富分化等。
值得庆幸的是，金砖国家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中国。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一挑战，采取措施深化改革并亲力亲为。
可以看到，中国在这一年中宣布的各项政策将有效地推动改革，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
中国的成功经验将带领和帮助其他金砖国家找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点，使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平稳致远。
徐秀军：
金砖国家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对金砖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随着金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结构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内需增长空间将会扩大，要素供给质量将相应得到提高，从而创造一些拉动增长的积极因素。
此外，金砖国家之间日益深入的经济合作亦将成为推动金砖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
中国
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步入新的运行轨道。
您如何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外溢效应？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大原因是一种自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即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及由制造业和建筑业支撑的超高速增长，转向一种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
我相信，中国转向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经济，不仅对自身非常有利，对亟须增长动力的世界其他地区，也是重大机遇。
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对外需减弱的新回应，而且是一剂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药方”。
新的增长模式将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失衡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延续着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
消费和服务引导的增长模式，能减缓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的压力，进而减轻环境压力。
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崛起为中国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不平衡：
美国和中国的共同依赖》一书中预计，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可增长约12万亿美元，其中约4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服务业产值是可贸易的，对于发达国家的服务商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金矿。
我们欢迎中国经济增长的小幅减缓，因为中国当前的过高投资水平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在今后3到5年内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几个百分点，这一做法是正确的。
中国降低对投资的依赖，这种经济再平衡过程将对许多国家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
米歇尔：
欧元区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欧盟经济需求疲软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只要中国购买力强大的中产阶层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就会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的这一转型过程正平稳进行，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预见，随着内需的增长，中国服务消费所占的比重将升高，而商品消费的比重会相应下降，这将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产生影响。
赵江林：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这种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产生多方面的正向溢出效应，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机会。
第一，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世界产品需求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将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第二，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发生变化，即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为依靠技术创新。
为迅速完成工业化任务，同时解决环境、资源等现实问题，中国对世界技术的需求也将急剧上升，那些拥有技术资源的国家将通过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而获利。
第三，通过投资、贷款、援助等方式扩大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持。
2013年，中国与东盟商定，今后8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中国还将启动新一批专项贷款，扩大与东盟间投资与产业合作等。
这都将有助于发展和深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促进区域内成员经济的同步增长。
第四，通过改善内部结构，中国将逐步增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为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资本流动
全球货币政策相背而行，是否会造成国际资本的新一轮无序流动，为2015年世界经济增加变数？
美联储将在未来一年择机提息，由此可能引发美元进一步升值，全球资本撤离新兴市场国家而回流美国。
无论美联储以何种方式提息，都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经济金融混乱和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国家受冲击难免，三类国家冲击较大：
一是杠杆率高的国家。
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大量举债，致使负债率不断上升。
二是“双赤字”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经济减速最为严重，且同时拥有规模庞大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
三是资源型出口国家。
美元进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尤其是石油价格下挫，使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面临巨大支付困难，经济将面临一次大调整。
斯托克顿：
美国退出量宽，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小。
主要因为市场预期已久，美联储很好地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了其政策意图。
更重要的是，量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刺激的结束，美联储并没有真正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目前，日本在扩大资产购买计划，欧洲正在推出新的宽松政策工具。
但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共同担忧是其通胀率太低。
因此，美国以及经济表现稳健的英国将会以缓慢和谨慎的方式收紧货币政策。
达瓦斯：
由于各自面临的经济形势有很大不同，造成美欧日货币政策背道而驰，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变得相对复杂。
但总体而言，这种货币政策的分化不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也不会改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首先，市场参与者已做好准备；
其次，在欧洲仍在采取负利率政策及量宽措施、日本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状况下，美国要想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不会希望加息带来美元的过度升值。
因此，美联储强调将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较低水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利率上升导致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大幅撤离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三，与前几十年相比，现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有着十分强劲的增长前景以及不断增强的风险抵御与化解能力。
力避“新平庸”
2015年世界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趋势？
我们将如何应对？
拉加德：
2014年即将过去，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面临三个根本性选择：
谋求经济增长或接受经济停滞；
着力提高稳定性或受困于脆弱性的风险；
合作或单干。
对全球经济而言，2015年注定是生死攸关的一年。
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过后，实现增长和创造就业是支持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
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3%，2015年为3.8%。
一些重要经济体仍在与通缩做斗争，全球超过2亿人失业。
世界经济存在陷入“新平庸”的风险，也就是低速增长和就业乏力的长期化。
为打破经济停滞，我们需要重启政策议程。
如果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达成的改革举措得到执行，那么，到2018年前，这些举措将把全球GDP提升2％以上，相当于全世界新增2万亿美元的收入。
另外，到2025年前，如果实现性别鸿沟缩小25％的目标，1亿妇女将会找到工作，这一值得称赞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IMF被授权监督这些增长战略的实施。
除了结构性改革，新的增长议程也要求调动所有可能，支持全球需求。
只要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宽松性货币政策就仍有必要，虽然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潜在的溢出效应。
财政政策应将重点放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上，同时保持中期财政的可信度。
就业政策应继续注重技能培训、负担得起的儿童福利以及工作岗位的灵活性。
在考虑稳定性和脆弱性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我们这个日益关联的世界变得更安全。
自二战以来，金融一体化程度已上升了十倍。
经济体之间彼此交融，市场情绪的变化可能在全球掀起巨大波澜。
完成金融部门改革至关重要。
所幸，我们已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在银行监管和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问题方面。
但相关国家必须执行这些改革并提高监管质量。
我们也需要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更好的规则，收紧影子银行监管，完善金融安全网，提高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透明度。
弥合金融部门的数据鸿沟也是迫切要求，以便监管者可以妥善地评估金融稳定风险。
最重要的是改变金融文化。
金融的首要目的是为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
应尽可能地促进和实施行业道德，以此为起点，重建人们对金融业的信心。
第三个选择——合作还是单干，最为关键。
没有哪个经济体是孤岛。
全球经济一体化处于空前水平。
试想50年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仅占全球GDP的1/4，今天，它们创造了全球一半的收入，而且这一份额将继续上升。
新的现实要求新的应对，我们必须携手更新、适应和深化我们的工作方式。
基于业已存在的有效合作机制，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鉴于国际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像IMF这样的国际机构，应被赋予更大的代表性。
2014年是艰难的一年。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一系列危险的地缘政治风险浮现，灾难性的埃博拉疫情暴发。
2015年可能同样艰难，但也可能是美好的一年——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导的一年。
新的全球贸易议程可以帮助世界释放投资潜力，我对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抱有期待，也对明年达成一项全面的气候变化协议抱有希望。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如能尽快批准IMF份额改革方案，将向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传递一个迟来的积极信号——在寻求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上，世界看重他们的声音和资源。
增长、贸易、发展和气候变化：
2015年将是一系列重要多边倡议的结合点。
我们承担不起让这些倡议失败的责任。
让我们做出正确抉择。
（本报记者吴成良、陈尚文、吴刚、黄发红、田泓、白阳、王欲然、刘栋采访，马小宁、王新萍整理）
图片说明：
图①：
2014年12月8日，美国迈阿密加油站。
主要产油国伊拉克降价，国际油价继续下跌。
人民视觉
图②：
2014年12月10日，行人经过日本东京一处股价信息显示屏。
当日东京股市低开低走，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收盘时暴跌2.25%。
新华社发
图③：
2014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
图④：
2014年12月12日，受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和俄罗斯经济前景恶化影响，卢布兑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
图⑤：
2014年11月1日，希腊雅典，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外举行反紧缩集会，抗议低工资和失业。
图⑥：
2014年美国就业形势整体向好。
图为游客在纽约华尔街的铜牛雕塑前合影。
图⑦：
2014年10月10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版式设计：
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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