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观审慎监管的边界及其实现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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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章编号：
1006-1770（2010）011-017-05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因而，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Lo,2009）。
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建议和立法草案，也纷纷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大都要求设立或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行使者，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从而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
本文试图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实现方式及其作用限度加以分析。
一、微观审慎监管缘何失败
（一）监管目标与监管实践脱节，宏观目标形同虚设
纵观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史，在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非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是监管者的主要价值取向。
相关国际组织发布的典型文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2006年修订版）中特别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并不要求单个银行不能倒闭，而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系统性稳定本身就应当是金融监管题中应有之义（参见表1）。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管立法中，保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始终是监管目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就目标而言，传统监管模式（至少在立法条文中）并没有否认或忽视宏观目标即系统性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监管目标中不乏宏观考量，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监管实践中，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单个机构稳健状况的关注，微观实体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地等同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大国博弈而片面从技术性环节对单个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过分强调。
（周仲飞，2009、2010）。
（二）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行为模式雷同，使金融系统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下降
微观审慎监管以安全性和稳定性为重心，以商业银行为重点，主要关注信用违约概率（PD）以及违约损失率，参见图1所示矩阵。
在监管者看来，金融机构应当以由此二者组成的矩阵来比照分析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和消除矩阵中右上角资产，而努力增加左下角资产。
微观审慎监管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两大问题：
一是合成谬误。
具体又存在两种情形：
（1）同样或类似的监管规定使得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趋于同质化，从而在整体上助涨杀跌，客观上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的放大器和助推器；
（2）忽视系统风险的积累。
假设一个银行获得为期一周的存款，然后向其他银行发放为期两周的贷款，后者又向第三家银行发放为期三周的贷款并按此模式周而复始继续下去……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就难以发现这个漫长的资产链条最终系于一笔短期存款上，从而忽视了期限错配给整个系统带来的风险。
二是导致金融机构的分散化投资策略效果减弱。
一个机构的分散化策略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机构的相关策略。
由于微观审慎监管者对“风险”存在着较为狭隘甚至僵化的理解，忽视了风险与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就类似于投资管理中的单一资产管理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的区别。
因而，传统上对微观审慎监管的过度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增加了系统的整体风险，内生性地削弱了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三）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单个金融机构对负外部性不负责任，导致“公地悲剧”
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下，每个机构都承担着风险，但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效地管理这种风险，由此带来了金融系统显著的负外部性。
这些溢出效应不仅随着机构自身的膨胀而加剧，而且机构间的相互传播也趋于频密，并在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形下带来社会福利的重大损失，从而导致“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或“联系太紧密而不能倒”，形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
在金融创新、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科技进步等多因素复合作用下，各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增强和交易复杂程度的提升，使得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对单个机构的稳定状况十分敏感，任何一个小的扰动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类似“蝴蝶效应”的后果，这导致整个系统变得十分脆弱。
比如，2008年AIG、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的重组与破产就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IMF,2009）。
在联系日趋复杂和紧密的网络结构下，假定单个机构风险状况的简单加总就是系统风险的这种线性监管思路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在这种框架下，推行市场自律和基于原则的监管反倒会加剧系统风险的形成，增强系统的脆弱性。
二、寻找“宏观审慎”的边界
金融稳定政策的目标是保证金融业对宏观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供给，比如支付服务、信用媒介和风险转移等，这就要求减少信用和流动性供给过程中产生大的波动（BankofEngland,2009）。
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就是保证金融服务实际供给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既要避免因为金融服务供给的波动引起实体经济的动荡，也要防范实体经济对信用和信贷需求的变化对金融业构成剧烈冲击。
然而，“宏观”意味着一个宏大的概念，其范围最终确定需考虑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间的紧密关联，但是在对具体存在着何种关联的问题上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应当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其延伸的范围边界。
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实体经济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
持前说者进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使命就在于保证金融系统免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其弹性和活力；
持后说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定位于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有效的信用供给，保证实体经济免受金融业波动的影响（FSA,2009）。
在我们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关系，一定要鉴别出先后顺序意义不大，事实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关系也存在着差异。
比如，在经济增长阶段，适当收紧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熨平信用周期就有利于保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平稳增长，从而增加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持续性。
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稳定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用供给目标就可能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相冲突。
此时，如果监管者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就很可能导致信用紧缩，从而客观上加剧实体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利用在繁荣时期储备的资本维持信用的平稳供给。
（二）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尽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叠之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别：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宏观审慎旨在确保金融系统在整体上保持活力，从而保证金融服务的稳定供应。
比如，在过去20年中，英国名义需求的增长与经济的供给能力大体上相一致，商品价格相对稳定。
但是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和海外银行资产增长迅速，从而出现了“不影响通胀目标实现的金融失衡”，货币政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参见图2。
那些认为中央银行应当对资产价格的变动或经济失衡负起更大作用的看法，会在操作中遭遇很多障碍：
（1）短期无风险利率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尚不明确。
尽管在通常情形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风险利差迅速调整时，这种影响的大小就很难确定，也就使得无风险利率对风险行为及风险利差的影响能力大大削弱。
（2）仅仅依赖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防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成本巨大，甚至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并使得物价稳定目标形同虚设（IMF,2009）。
（3）利用利率工具来防范资产泡沫风险会动摇市场的价格预期，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我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处于微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并居间发挥纽带作用：
（1）要保证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的总量要求，就必须考虑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2）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又不同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以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为基础实现其目标。
总体上看，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就要求在经济上升通道中稳定信用供给的数量和成本，而在下行通道时，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作用就需要利用和调整监管资本来保证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借贷不过分缩减。
（三）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其他限制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1）在资本自由流动、跨境借贷日益便捷和各经济体相互依赖深化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来严格控制国内市场的信用总量很难实现。
（2）尽管信用供给主要与银行有关，因而监管银行对抑制资产泡沫、防止金融失衡有一定的作用，但一方面有时泡沫和失衡与银行的信用供给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速，这就会使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难以见效。
比如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的爆发就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推动起来，银行信用并不是它的主要融资渠道。
因此，网络股灾难对传统金融系统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后果，反倒是紧随其后的电信泡沫破灭引发的违约潮对银行业的系统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BankofEngland,2000）。
（3）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不应当偏离或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信用效应。
比如，在全球实际利率降低时，信用就倾向于扩张；
由于全球资金成本的降低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亚洲国家的高额储蓄），这时就不能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平衡这种信用扩张效果，这也同样适用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资本需求膨胀。
但是，在经济基本面导致负债率过度上升时，就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此做出反应。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现：
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分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危机爆发后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思路，比如加强对银行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提高资本质量，引入杠杆率指标，设计国际流动性标准等。
我们认为，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监管工具可以成为完善监管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和便捷方式，理由是：
（1）金融机构的资本是联系风险与资产的枢纽，以资本金为基础进行杠杆化操作，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期和跨境配置是金融业区别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
对资本的定量和定性要求的松紧程度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杠杆率和价格，从而事倍功半地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与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
（2）资本监管历史悠久，监管者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传统资本监管加以修正，完全有可能藉此实现宏观审慎目标。
（一）动态准备金制度（DynamicProvisioning）
危机爆发后，最先于2000年在西班牙实施的动态准备金制度引起了监管界的极大兴趣。
传统准备金制度仅对已出现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是对风险的事后估计，提取比例的差异反映损失程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的利润和清偿能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银行危机，促使西班牙监管当局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自2000年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即在传统的一般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准备，以反映对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
经济扩张时期，不良贷款比例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应建立动态准备金；
经济衰退时，不良贷款比例高，专项准备不足以覆盖贷款损失，动用事前提取的动态准备金补齐差额。
动态准备金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
潜在风险可以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法估计，也可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标准法算出；
实际风险值就是当期准备金。
动态准备每季从损益账户中提取，有助于熨平传统准备金的亲周期波动。
参见图3。
该制度所蕴含的动态性、前瞻性和逆周期性特征，对增强银行业的弹性，促使银行针对特定类型贷款提取准备金很有帮助，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BankofEngland,2009）。
（二）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SystemicCapitalSurcharge）
由于现有的监管制度仅仅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而对系统风险疏于监管，这变相地鼓励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加剧了道德风险和公地悲剧，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隐性政府担保。
为此，BIS（2009）提出，在微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基础上，应当对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机构甚至整个行业征收资本附加费，这种资本要求关注的重心是整个系统的风险承担与信用状况。
类似于“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避免由全体纳税人为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负责。
和动态准备金制度类似，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同样应当具有逆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征收防止信用滥用，在经济萧条时减少对信用供给的阻碍（Tucker,2009）。
附加费的征收应当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行业集中度附加费，即针对不同行业的发展走势和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设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并据此收取附加费，以实现在宏观上调控金融机构对不同行业授信的边际成本，从而有助于监管者提早预防危机的爆发。
（2）机构重要性附加费，即针对那些对可能构成系统性威胁的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
不同于前者，这种附加费并不是根据机构本身的风险状况来征收的，而是根据机构可能导致的负外部性加以收取，其目的是降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促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表，比如缩小规模或者减少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以避免产生可能危及系统稳定性的损失。
确定系统性资本附加费的具体标准需要对收费基准、行业风险参数、系统重要性参数、可能的违约损失、具体行业或机构的额外资本等一系列标准加以确定。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定量依据，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定性判断；
不仅需要单一指标，常常需要根据多个目标综合决策；
不仅需要做出静态的收费指标，而且要根据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动态调整。
（三）监管资本评估制度（SupervisoryCapitalAssessmentProgram,SCAP）
SCAP即通常所谓的“压力测试”，是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9年2月至5月期间对辖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BHCs）实施的监管举措。
该制度假设了一个比预期走势更为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考察BHCs的资本能否支持其继续向具有信用能力的贷款人发放贷款。
那些在评估中被监管者认为资本不足的机构，需要在公开市场或通过财政部的资本援助项目发行强制转换债券凑集并补足。
（弘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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