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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革命阶级；
第三，占农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第四，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党；
第五，十月革命是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分裂成为两个敌对阵营，彼此忙于战争和互相消耗而不能认真干涉“俄国内政”和积极反对十月革命时开始的。
而列宁的回国、列宁四月提纲的公布、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则是对十月革命产生决定意义的事件。
苏联派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沉重打击了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它为俄国摆脱战争、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飘扬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它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先进的样板，成为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强大后盾。
苏联派评价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为基本原则的：
第一，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它最权威地证明了马克思所发现的并由列宁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的普遍的历史规律。
第二，在十月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布尔什维克。
从二月革命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处于领导地位，它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清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把贫苦农民吸引过来结成工农联盟，领导了十月革命。
第三，苏联的历史发展证明，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机确实已经成熟，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惟一的、必然的选择。
[2]
苏联派以列宁的思想为出发点，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
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界都认同苏联派对十月革命的观点。
2.自由派
自由派对苏联派在十月革命研究中的每一条重要原则都予以否定，认为苏联派所依据的不是对历史证据的学术性分析，而是十月革命后政权的需要。
自由派完全否定苏联关于十月革命开辟了全人类必走之路的观点。
自由派学者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同苏联派截然相反。
他们主张：
第一，不能将历史进程只归结为阶级斗争，阶级差别是必然存在的，但阶级斗争决不是历史的第一决定因素。
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矛盾超过了阶级斗争并降低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在这些矛盾中居首位的就是民族矛盾。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它的观念、文化、宗教完全可能在解释社会政治发展方面起决定作用。
因此，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一些同阶级斗争关系最少的因素。
第二，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认为革命远不是俄国阶级斗争加剧的结果，而是产生种种原因的巧合。
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最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俄国的混乱局面。
第三，从根本上认为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次要的，强调政治领袖的关键作用和自主性。
在自由派看来，当时恶劣的物质条件可能决定了俄国人民要造反，但动手的时机和导向则取决于领袖人物的行动。
自由派在研究中所依据的资料比较狭窄，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发表的、反映自由派观点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领袖以及外交官和记者等的回忆录。
这些资料在指导西方的研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3.自由意志派
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并不标志着1917年革命目的的实现，而是标志着革命目的的落空。
扫除了沙皇制度和临时政府的那场群众运动被列宁和他的政党所操纵、控制并最后摧垮。
这也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
他们关于十月革命的看法对苏联派和自由派的基本论点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
自由意志派历史学家认为：
第一，在十月革命中，居于俄国革命舞台中心的是人民群众，革命应归功于他们，是他们把沙皇的、资产阶级的、温和社会党人的权威一律推倒。
而十月革命的标志是：
权力开始从群众手里转移，接着迅速全面地转入了一个决心实行自上而下控制的组织手里。
第二，二月革命后立即开始建立的工人农民自治组织代表了俄国无产阶级接管生产过程的愿望，但是布尔什维克使这个愿望破灭了。
第三，布尔什维克政权所代表的是具有知识分子真正野心的“知识工人”阶级。
革命后这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对工人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同西方资本家一样残酷。
长期以来，自由意志派的观点始终不为苏联历史学家所承认，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也认为它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4.重评派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得到缓和，苏联与西方一些国家订立了一系列文化交流协定，便利了西方学者查阅苏联的图书资料和部分档案材料，于是在西方历史学家中出现了“重评派”。
重评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开始“从底层”研究俄国革命，追溯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目标的变化；
第二，研究普通老百姓对当时的政局所起的作用，认为在俄国革命期间人民群众对政治领袖们所起的作用同政治领袖们对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一样大；
第三，重新阐释革命的社会因素，即重新认识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民众骚动的原动力、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走稳定的资本主义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第四，对十月革命的后果进行评价。
重评派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从每一派传统思想中吸取某些具体的东西，但却取代了所有这些传统思想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重评派的研究方法与自由意志派的方法的共同之处最多，即强调必须从下而上地观察事件，但由于他们运用了自由意志派所没有触及到的资料，对1917年群众激进化的发展动态进行了更多的探索，从而对群众激进化和布尔什维克胜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重评派追溯了导致群众激进化的过程，强调工人、士兵和农民干预的自主性和合理性，指出这种干预对临时政府和温和派社会党人的命运所起的决定性冲击，阐明布尔什维克党由于能对民众的渴望和焦虑做出反应，所以获得了力量。
[3]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评派关于十月革命的一些重要评述开始在苏联翻译发表，他们的很多观点在西方专家中也赢得广泛赞同。
二、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及研究状况
十月革命自发生之日起，就成为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否定十月革命之风由来已久。
早在1917年，普列汉诺夫就把列宁关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称之为“梦话”，宣称“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
他在同年5月20日写道：
“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
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
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
”而俄国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918年，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也针对十月革命写道：
“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夺得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才成为可能。
“在一个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4]
当时俄共领导层内对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也有分歧。
在1917年10月10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言反对起义并最后投了反对票。
但后来他们分别对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并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后还高踞要职。
列宁后来在“遗嘱”中把这件事叫做“十月事件”[5]。
苏联解体前，苏联党和国家把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将这一评价作为绝对真理，不容怀疑。
苏联解体后，这一评价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人们在寻找“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根源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十月革命上。
不少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卫士变成对这一革命的抨击者和审判者。
有人直接把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攻击十月革命犯了“原罪”，认为这是少数人搞的“武装政变”，挑起了流血的内战，建立了残暴的“恐怖政权”，等等。
俄罗斯史学界开始屏弃苏联时期史学研究中的各种清规戒律，对十月革命进行彻底反思和重新评价。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国内围绕着“十月革命究竟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的错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1.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之争
反对派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当时所经历的现代化危机的“不幸产物”，布尔什维克利用当时国内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结果给民族带来灾难。
[6]
另一种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搞早了，俄国当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国内也不具备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内在条件。
[7]
还有人提出，十月革命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
似乎十月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有一个“光明的过去”，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也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8]
左翼学者则认为，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真理，并没有错。
因为，在12年的时间里，俄国发生了三次革命，参加革命的有几千万人。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用个别政党、派别和团体的行动来解释。
三次群众性革命从客观上证明，俄国的变革已经不可避免，已经成为活生生的发展趋势，成为国内大多数阶级和群体的要求。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炮制出来的，也不是“一小撮狂热的恐怖分子”强加给人民的。
革命已经酝酿成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9]虽然当时俄国面临着种种选择。
资产阶级也曾经试图实行改良，但却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广大人民群众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自觉选择了苏维埃的道路。
有学者认为，在俄国走纯粹西方的发展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过于薄弱，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数太少，自由派在社会上没有牢固的根基。
而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应该发展议会制，把苏维埃制度同议会制度结合起来，这才是符合俄国历史现实的选择。
当时有60%的居民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选择是现实的。
[10]
还有的学者提出，1917年秋俄国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在克伦斯基政府继续掌权、准备召开立宪会议的情况下，国家沿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发展；
二是布尔什维克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这两种选择的客观因素都存在。
但某些主观因素促使事件向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向发展，使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成为可能，并且势在必行。
[11]
总之，左翼学者认为，俄国人民做出的最后选择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2.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之争
苏联解体后，很多人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提出种种看法。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在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带有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架的工业化社会的变种。
[12]这种观点依据的是列宁对俄国当时形势特点的表述，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这里指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列宁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是仅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言，“已经完成”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不属于这个类型。
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因此，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的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革命。
它为间接地向国家市场的、和谐的后工业化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开辟了道路。
称它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很高。
称它是国家市场的，是因为社会化是通过国家组织的市场经济机制实现的。
称它是后工业化的，是因为后工业化生产力是经济的物质基础。
称它是和谐的，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阶级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因此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在和谐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某个社会集团明显起领导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
十月革命直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国家无产阶级工业化的社会主义。
[14]
一些左翼学者认为，虽然俄国当时并不完全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文化条件，但十月革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端。
[15]列宁在论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时，着重分析了导致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具体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家的落后，并且认为，既然国家落后、战争和经济破坏已经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而在社会中又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就应当以革命的方式改变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即不要等待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完全成熟，而是首先推翻不能保证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然后在这一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所以，列宁的方案不是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逐步采取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
更多的左翼学者则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胜利的革命。
[16]苏维埃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但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
3.关于研究十月革命的新视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摆脱了“把十月革命研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做法，将“红色十月”作为“正常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中采用五花八门的研究方法。
[17]一些学者主张将苏联派和重评派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的客观性为基础，站在真正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用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俄国革命。
这种做法可以有助于不同学派史学家的工作。
他们提出以下几种新的研究方法：
（1）在研究革命的前提问题时，把1917年革命和1917—1922年国内战争看作是帝国危机的一部分。
此外，还要考虑一些全新的因素：
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群众意识中的主要成分，多维的社会冲突“被简化”为“上层”和“下层”、“外来的”和“原有的”、“旧的”和“新的”矛盾。
（2）在研究危机迫近与加剧的进程时，把危机划分为几个“层次”（时期）：
伦理时期、意识形态时期、政治时期、组织时期、社会时期、暴民政治时期和理论复兴时期。
（3）重视对1917年革命的社会心理解释。
1917年的临界点不是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
因为对那些尚未摆脱家长制政权观的群众的行为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权崩溃这一事实，而不是由谁来接管政权。
（4）要看到对危机升级的结构性反作用。
因为，1917年同时进行着好几种社会革命——士兵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民族革命。
这几种革命的合力决定了十月革命这一“无产阶级—平民”革命的面貌。
所有这些革命基本上都具有为生存而斗争的防御性质。
（5）从制度上对政权同人民关系的危机进行分析，对“两个政权并存”的看法作出更准确的说明。
第一，这种并存的时间很短；
第二，是政府同反对派的非对抗性模式；
第三，二月革命后，各地几乎没有了并存的迹象。
（6）要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认真反思，百般赞美和破口大骂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绝境时渴望对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思想。
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不是冒险，而是利用人民迸发出来的热情有意识地“超前行动”。
革命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是一种富有生气的行动，是对旧世界不道德行为的反应。
总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真空中的思想混乱状况。
三、中国学者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探讨
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史学界的重点。
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人们思想的转变，新的研究成果及各种不同观点也纷纷涌现出来。
[18]
1.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
”[19]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
谈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时，中国学者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的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激励下进行的。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最大作用是启蒙，是给在探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世界观，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
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了一条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道路。
[21]
2.史学界普遍认可“十月革命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观点
有的学者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客观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在特殊有利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以及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汇合在一起，集中在比较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身上，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取得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决不是西方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纯粹的历史偶然现象。
[22]
有的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阐释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十月革命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矛盾的必然反映。
俄国国内外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激起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抗）是十月革命爆发的直接因素。
俄国现代化进程要求冲决以沙皇专制为代表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生产关系，而俄国国内外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
因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是不言而明的。
[23]
还有的学者从俄国的特殊国情和主观条件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如同任何其他社会革命一样，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熟，但它又不是纯粹的经济生活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所有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同时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它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充分发挥革命首创精神的体现。
[24]
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要有客观条件，但更主要的还要有主观条件，这要看各派政治力量做了怎样的选择，这些选择又是怎样互相冲突和斗争的。
如果几方面的选择构成另一种格局，恐怕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是不可避免的。
[25]有的学者指出，任何社会在它的任何时期的发展，实质上都存在着选择和竞争。
历史发展中是不存在注定不可避免的道路和方式的。
十月革命是具体的历史发展加上人为因素的共同选择。
[26]
3.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翻了掌权的资产阶级，因而是社会主义革命。
[27]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并不意味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要解决的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但由于俄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它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社会主义一些最初步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在于此。
[28]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政治内容上看，十月革命确实是一场无产阶级向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从经济和文化内容上看，十月革命又带有明显的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从整体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只能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
[29]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十月革命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指出，从俄国革命前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列宁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和规律性来看，十月革命也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30]有的学者提出，笼统地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未必妥当，就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这一点而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就十月革命后面临的社会改造任务而言，则仍然是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
因此，与其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31]
4.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不能忽视和低估[32]
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的胜利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时代。
[33]而革命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类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纪元的标志。
[34]
学者们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
首先，它保持了俄国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崩溃的状态，领土被肢解，执政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完全丧失了管理国家的能力，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保存民族国家的惟一现实的机会[35]；
第二，它冲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始形成“一球两制”的世界政治大格局，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36]；
第三，它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推动了这一斗争的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鼓舞着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37]；
第四，它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从西方发展到东方[38]；
第五，它加速了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使俄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向实现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39]
注释：
[1]参见《三种传统观点和重评派观点》、《重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载于《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128页；
《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8月第32卷第4卷；
《评西方重评派关于十月革命的若干观点》，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参见《联共（布）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版；
《十月革命不可避免》，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
《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载于《科学中国人》2004年第8期。
[3][6][7][9][10][11][12][14][15][16][17]《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128页，第304—309页，第4页，第7、8页，第175—194页，第46—57页，第345—367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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