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古道恭门河峪汉摩崖石刻考DOC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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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懷遠人歲豐積爾有□□□□□□□其後[九]
吏民追思渥惠□□□□□□□□□□□□[十]
伊君德詢絕旅播□□□□□□□執以懷遠[十一]
合功實配往古勒□□□□□□□□□□□
□□□□□□□□□□□□□□□□□子
□□□□□□□□□□□□□□公素儉約
□□□□□□□□□□□□□□財費邽[十二]
……陽趙億建造
[一]刻额，目前仅存一“汉”字，见（照一）。
题字的上部，尤其是“汉”字两边，似早有损毁、刻面脱落的现象，甚至对两边严重部位，用水泥进行了人为的修补，故对额刻有待于进一步考查和释读。
[二]“和平元年”，东汉桓帝刘志的年号，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公元151年改元“元嘉”，即汉代“和平元年”仅此一年，距今一千八百多年。
[三]“故汉阳太守刘君……”“古、故也。
”[2]古，引申为古旧，汉代史籍、碑碣、摩崖中常用来称呼离任的原官宦。
“故太（泰）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
[3]汉故益州太守杨府君讳宗字德仲墓道”[4]“汉”字，前人均释读为“阿”字，误也。
阿阳，汉代县名，东汉属汉阳郡，因郡守方可称为太守，故此处应为“汉阳”。
太守的姓氏，前人都作□处理，根据原有残字推断应为“刘”字（图2）。
根据文献和上下行文关系判断，这行后面残缺的文字，应为刘福的籍贯郡望，据《汉书·
诸侯王表》记载：
汉景帝封少子刘舜为常山宪王，刘舜后，其长子刘勃嗣王位，因触犯刑法，徙往汉中郡房陵县；
其次子刘平在真定嗣王位，也就是后来的真定国，建武十三年（37年），省真定国隶属常山国；
其少子刘元被封为泗水王。
随着王莽篡权和东汉鼎革，刘氏后裔的命运多舛，真定王一系，曾一度活跃于光武前期政坛，但很快以“期服既疏，不当袭爵为王”为由，降为候，[5]逐渐失于史载。
根据后面残字、述祖到刘舜，以及汉代人对门阀观念的重视，推测刘福为刘平的后裔，故残缺部分应为“常山真定人也”，例如：
刘虞为东海恭王之后，文献记载为“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
”[6]
[四]“其先汉景帝少子……浮阳令”。
“昴毕野”（图3、4、5），《说文》：
“昴，白虎宿星，从日，卯声”。
[7]又《尔雅》曰：
“月在甲曰毕”。
[8]同样《诗》：
“有捄天毕”，朱熹注曰：
“天毕，毕星也。
”[9]《汉书》记载：
“保障氏掌天文，以星土辩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视吉凶。
……昴、毕，冀州。
”[10]即古代天文学有二十八宿，昴与毕为其中两宿，同属白虎七宿，且古人以“昴毕”为冀州的分野。
“
，通野，字出秦《绎山碑》，其篆作‘
’，汉《居延简》有此字”。
[11]汉代常山隶属于冀州，故以“昴毕野”，代称刘舜的封地常山国。
“君……浮阳令”，根据“浮”字，推断应为“浮阳”，秦置县，两汉沿置，为渤海郡治所在地，隶属于冀州，故此残句的意思是刘福曾经做过浮阳县令。
[五]“幽州刺史所在宾济民之……宽仁”（图6、7、8、9、10）。
这行主要叙述了刘福还做过幽州刺史部僚属官，具体职位不明，据《后汉书》记载：
汉桓帝时，幽州“连岁荒饥，灾异数见，……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
[12]故刘福在幽州任职时，不管是出于上面的旨意，还是自我的意识，都能从大局出发救济百姓，施行仁政。
[六“有虑深远之羌导尔难迨……得萌”（图11、12、13、14、15）。
羌，“会意兼形声字，从人，从羊，羊矣声，表意偏旁人是人体之象，表示羌的本意与人有关。
”[13]据文献记载，西羌所属无常，逐水草而居，其种族经常活动于深山峡谷之中。
[14]故有深远之虑，成为后汉边防之大患。
“《集韵》：
氓，通萌”。
[15]又《说文》：
“氓，民也。
”[16]即萌为民。
“羌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引起了老百姓（萌）极大的怨忿。
[七]“忿瑕荒之不柔数離怨旷，……不修”（图16、17、18、19）。
“
，通荒。
”[17]汉武帝时，“更置凉州，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18]即凉州之名源于此。
又《孔子家语》：
“南山有竹，不柔而直”，[19]柔，通揉，使木弯曲变直的工艺叫做揉。
这里指政府对西羌战略政策的失败，致百姓妻离子散，激发民怨。
[八]“乃眷西顾，命君守之，于是……”（图20、21）。
“乃眷西顾”，语出《诗经》[20]。
眷同睠，该句常被引用于碑碣、石刻中，予以说明仍然眷恋关怀着某一地方。
“巴蜀作寇，侵我边疆，乃眷西顾，董统雍凉。
”[21]“魏武君臣失和，乃睠西顾。
太祖清扫关辅，以俟銮跸。
[22]“宣宗启运，乃睠西顾。
太保东归，□平之义。
河西克复。
”[23]故此行说明凉州虽处暇荒，饱受兵祸之难，但朝廷也非常关注凉州状况，因而调刘福到汉阳，处理羌患及其他郡内事务。
[九]“术怀远人，岁丰积而有……其后”（图22、23）。
术，同述，“共术韩君德政，《隶释》云：
‘以术为述’，按：
《礼记·
祭义》‘结诸心诸色而术者省之。
’郑玄注：
‘古文述者皆作术。
’”[24]引申为“申述，叙述。
”
[十]“吏民追思渥惠，……”。
渥惠，深厚的恩惠，《汉书》载有：
“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明之盛明。
”颜师古注：
“渥，厚也。
”[25]这句和前句主要追述刘福调任汉阳太守后，汉阳出现百姓丰积而安乐景象。
[十一]“伊君德，询绝旅，播……执以怀远”（图24、25、26、27、28）。
“伊君德”
见《武斑碑》：
“伊君遗德，亦孔之珍，故立石铭碑，以旌明德焉。
”[26]意思是饮水要
思源，刘福的恩德必将会永远流传下去，以旌其德。
[十二]“……，财费邽”（图29、30）。
“，同因，古文之大部，隶变多有譌作
土者。
”[27]如：
“君讳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
乃迄于周，……，□□氏。
”[28]“钦
春飨，导物嘉会，述修壁雍，社稷品制。
”[29]“邽”，《史记·
秦本纪》记载：
“（武公）
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
”[30]对于邽地，《清水县志》“清水”条下云：
“桓王十四
年，秦武公伐邽戎，取其人来，因名邽县，汉武帝始名清水，属天水郡。
”[31]邽县有古城
遗址，在今张家川县恭门城子村一带，1953年前，恭门属清水县管辖，故有“清水之说”。
二相关问题探析
1.汉阳太守刘福。
“刘”字已残缺模糊，仅见其名。
徐日辉疑为《西狭颂》中提到的“李翕”，依据是《西峡颂》与河峪摩崖石刻年代相差不远，但李翕字与石刻中的“伯喜”不一致，基本排除了李翕的可能性。
梳理文献，名“福”且与和平元年相近者，为贾福，即永和六年：
“罕种羌千馀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32]且文献中贾福的史实仅此一条。
汉阳乃当时防卫诸羌、拱卫京畿之要地，贾福以太守之职平调汉阳的可能性很大。
况且是凉州内部的调任，例如李翕，桓帝时，任张掖居延太守，灵帝时调任武都，这样事例比较多，但是考察石刻姓氏残字，不可能是“贾”字，也排除了贾福的可能性。
另与和平元年相近，且任汉阳太守者，乃汉桓帝之际的张贡与张惇，即“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破之。
[33]“张惇，敦煌渊泉人，盖顺之际，任汉阳郡太守。
”[34]从这两条史料归纳出：
公元143年张贡任汉阳太守，第二年调任护羌校尉。
接着张惇于（144-146）年任汉阳太守，此后汉阳太守之人未见于史传，严耕望先生力作《两汉太守刺史表》也空缺未载。
再从上下行文关系来看，第二行后仅六字脱落，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转述到另外一人。
再与第三行“其先汉景帝少子”相比较，这两行主要追述汉阳太守的郡望门阀，这在汉代碑刻中很常见，“君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东人也。
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后。
”[35]“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
其先盖周之胄，”[36]刘舜为汉景帝少子，封为常山国，即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
随着汉末王莽篡位，东汉鼎立，刘舜的后裔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但随刘舜后裔人数增多，可能为普通百姓，也可能为拥有少数土地的封君，所以从上下文关系以及残留姓氏字体来看，此处应该为刘福更合情合理。
关于刘福的事迹，由于石刻残缺严重，据残留的文字推测，曾经做过渤海郡浮阳令、幽州刺史的僚属官，在任职期间，为政宽仁，赈灾济民，颇有政绩，故调任汉阳太守一职。
对于刘福失于文献记载，我认为理由如下，其一，从政治层面看，汉景帝时采取打压异姓王，封宗亲为诸侯王的政策。
为了防止“七国之乱”的历史重演，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
随着政权的交替、鼎革，东汉时刘舜的后裔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也就失去了政治话语权，无异于普通人，不见于史载也就不足为怪，毕竟古代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普通人成为配角也极其奢侈。
其二，从人的发展轨迹看，刘舜的后裔经历了一段政治沉落期，客观上增加了造就政治能人的几率。
东汉后期，刘舜家族没落，刘福出现，贵族的气质，基层的磨练，使他的政治能力得以凸显，最终被提拔为汉阳太守，这也是有先例的，如东汉末年的益州牧刘焉，幽州刺史刘虞等，也是这种人生发展轨迹。
其三，从文献角度来看，史书记载的汉阳太守，未见史载，除了东汉后史学者修史的史料来源缺陷外，加上南北时期，西部政治焦点地位下降，作史者对此也有所忽略。
2．石刻建造者：
赵亿。
有“赵亿即赵壹之说”，出于赵壹籍贯、声望的判断。
“赵壹,东汉辞赋家，汉阳西县人”。
[37]河峪摩崖石刻属东汉晚期，又在汉阳境内，与赵壹情形大致吻合。
且“汉阳”恰是赵壹时代天水郡名，东汉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为汉阳郡，由这几点判断“赵亿”为“赵壹”，与各方情形相一致。
但是，学者赵奎夫从文献角度否定了这种说法。
[38]首先，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億，亦同臆，同抑。
同噫。
”[39]而文献中未见“亿”同“壹”之例。
从文字的演变过程来看，亿不可能变为壹，字形相差太远。
其次，石刻中，建造者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子写错，同样史书中不可能将人的名字写错，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都作“赵壹”，没有作“赵亿”者。
另外，历史上的赵壹，以恃才傲物、孤傲自负、蔑视权贵而著称，不可能为达官显贵歌功颂德，更不要说建造石刻。
所以此“赵亿”非彼“赵壹”。
3.凉州的“羌患”。
《风俗考》谓：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
[40]“羌患”是东汉政府在内政和国防上的重要问题，因而《西羌传》专述之，可见东汉人对西羌的认识比较深刻，是以“羌源于西戎之说”比较可靠。
战国晚期，凉州就有西戎人活动记录。
[41]也意味着有羌人居住。
王莽败亡时，凉州就有诸羌屯兵及征兵的记录，后来，被迫内迁、自愿内附的羌人，也先后迁居到金城、陇西、天水（汉阳）、扶风等郡，羌、汉杂处，由此引发“羌患”问题。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而与汉人杂处，西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位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42]“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
”[43]
由此可见，“羌患”的根源在于羌人的生存空间与东汉的国防安全之间的矛盾。
另外，“将吏守宰，以至黠人的侵渔”也是引发羌、汉矛盾、冲突因素之一。
长期频繁的“羌患”，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东汉王朝的腹心地带—三辅也是屡历兵燹之灾，五次大的“羌患”，有四次均波及三辅，而汉阳首当其冲，成为抵挡羌人的桥头堡。
东汉后期主要“羌患”简表
时间
涉及西羌部落
波及地区
来源
77-101年
烧当、封养、烧何等
陇西、汉阳、金城
《西羌传》、《章帝纪》
107-118年
戍羌、勒姐等
陇西、北地、安定、汉阳、
三辅、汉中、武都、上郡等
《西羌传》、《安帝纪》
140-145年
且冻、傅难、巩唐、烧何等
金城、陇西、三辅、武都、
北地、武威、安定、汉阳
《西羌传》、《顺带纪》《冲帝纪》、《桓帝纪》、《马贤传》等
159-169年
烧当、先零、烧何、牢姐、勒姐、当煎等
陇西、张掖、金城、酒泉、
汉阳、武威、三辅、安定
《西羌传》、《桓帝纪》、《灵帝纪》、《段颎传》、《张奂传》
从上表可以看出，77-169年，羌人为了生存而抗争，不断地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但145-159年期间，东汉政府与羌人无大的战事记录，可以说对西羌的经略还算比较成功，可能与“招诱叛羌，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皆诣并降，陇右复平”[44]有关，也可能与地方官吏积极有为的民族政策相关。
长期的“羌患”，给羌、汉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
王符曾这样描述战乱后的凉州：
“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
”[45]崔成也提到：
“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
[46]
“羌患”也给东汉政府带来了重大的经济负担。
文献屡有记载：
“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八亿。
”[47]“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而未有功效，劳费日兹”。
[48]“自羌叛十余年间，……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并凉二州遂致虚耗”。
[49]而大多数财费耗费在汉阳郡，特别是故邽县，故摩崖中有“财费因邽”之说。
4．陇道及陇道的修复。
自古以来，陇道不仅是控扼关中、西出陇右的重要通道，而且是关中到四川的另一通道。
周王室封非子于秦亭，除了利用非子的技能，获得马的欲望外，其也是周室布置在陇道要塞的一枚棋子，以对付西戎对关中的威胁。
而秦人借此休养生息，在与西戎不断斗争中，势力坐大，穿越陇道而霸天下。
秦汉时期的陇山道多有岔路，但主要分南、北两道，两道也有重叠部分。
北道，张天恩先生称此道为回中道,其走向由今陇县西北行,经火烧寨、新集川,在今华亭县南翻越六盘山至张家川。
[50]在张家川河峪分岔，向西通今陇城，折南经恭门至清水。
王学礼又称此道为汉回中道,他通过考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走向,即沿汧河西进,从今陇县至曹家湾、固关、唐河,进入甘肃华亭县的麻奄乡普沱（古遗址）,再由普沱向南上陇山,沿梁脊西进（今尚有古道遗迹）至四岔河,由大屋脊下陇山至今张家川张棉驿。
[51]相对于陇山诸道，北道位置偏北，路途迂回漫长,但相对平缓易行，故此道开通较早。
秦汉时期，此道明确见于史载，据记载：
“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52]汉武帝曾多次西巡，其中，“逾陇”和“西登陇首”各一次。
如此频繁地西巡，行幸陇山一带，足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南道由陇县西行，经大震关（固关）、秦家塬向西南分岔，经分水岭（老爷岭）至马鹿。
由于大震关又称为陇关，故称此道为陇关道，该道至马鹿后，经河峪至恭门，与陇关道北道重叠，向西至陇城，折南至清水、秦州。
光武帝建武六年，“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53]隗嚣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
[54]“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
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觽围来歙。
”[55]顾祖禹说：
“以上数处，皆陇道要口也。
”[56]即东向西穿越古陇道的四条岔路。
其中，陇坻，即陇关道，秦初开辟，秦国的先公经由陇坻，东到汧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秦国早期的城邑秦亭（今张家川县城西南）和秦邑（今陕西陇县东南）就在这条道路的两端。
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
”说的就是这条道路，汉阳郡治所在冀（今甘谷），凉州刺史部治所在陇县，陇县，古县名，西汉置，在今张家川，据《水经注》载：
“秦水西迳降陇县故城南，”很显然，古陇县位于秦水（牛头河支流，今张家川后川河）北面，即今张家川县县城，[57]可见战略地位的重要，现恭门段古道痕迹依稀可辨，残宽3米，残砖断瓦俯拾皆是，有汉绳纹板瓦。
[58]
东汉永初以后，西羌频繁叛乱，屡断陇道。
安帝永初元年夏，“先零别种滇零与锺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
”[59]“永初二年冬，先零率诸羌种寇抄三辅，断陇道”；
“元初元年，号多退走，还断陇道。
”[60]当羌、汉民族和平相处时，太守的职责是要修复道路，加强关中和西域之间联系，故该摩崖主要记载汉阳太守刘福修复陇道的事迹。
三、结语
河峪摩崖石刻是陇右摩崖石刻的重要代表之一，它是古丝绸之路关陇古道西段现存的重要文化遗产。
因此，该石刻对秦汉史、古丝绸之路交通史、以及西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都有非常重要学术价值。
残存的文字信息可以补史、证史，并为古代交通史、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
钱大昕曾为毕沅《关中金石记》作序时说：
“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
……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
手钞板刻，展转失真。
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61]由于古代印刷成本昂贵，保存下来的史料较为简单，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失与记载，或记载较为简单，留下许多谜团。
且很多珍贵典籍文献，都是以传抄的方式保存，通过传抄和传阅，往往会出现内容错漏和残缺不全。
这时，作为第一手材料，碑刻显得相当重要。
汉阳太守刘福，史籍未载，此石刻则可补其阙，也是正史、文献失于记载历史事实的确凿证据。
历史记载有秦武公十年，讨伐邽戎，设立邽县，但对于邽县的具体位置，史学界争议较大，其中张家川“恭门说”证据有古城遗址，而河峪摩崖石刻所包含“邽”的历史信息，为“恭门说”增加了文献佐证。
东汉末年，汉、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多次发生于汉阳，屡次断陇道，威胁到京畿、三辅以及政府对凉州的有效控制，并影响到了东汉政府和西域的往来，也影响到了汉、羌人民的正常生活。
怎样处理两族之间的关系，考验着东汉政府和汉阳郡本地的官吏，在渴望和平的背景下，通过东汉政府的努力和地方官吏开明统治，凉州终于出现了两族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的短暂局面，即145-149年，凉州无大战事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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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古代石刻艺术》，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
王成科：
《关山深处藏奇珍》，《关山文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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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永峰：
《陇右摩崖石刻最古之珍--东汉和平元年<
河峪关驿颂德碑>
考释》，《书法赏析》2015（4），第51-56页。
[2][7][16]许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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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2][14][32][33][37][42][43][48][49][53][54][55][59][60]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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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长史武斑碑校释》，香港大学中文系主编：
《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一册），香港大学中文系，1964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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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2]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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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周广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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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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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张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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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王学礼：
《陇山秦汉寻踪
（二）》，《社科纵横》1996（3），第16,28-31页.
[5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429页。
[58]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陇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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