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奇人》与天津地域文化 资料助读画龙点睛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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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全面详尽记述了这里的地理自然、风俗物产、人情世态、社会样貌，包括文化上趋利而又好德、重商而多闲趣的特点，堪称是一部鲜活的天津方志，以清晰的文字勾勒出了老天津特有的地方文化谱系。

藉此，所谓“津味”文化已然显现出了物质上的一个基础，一个日后小说家们想象老天津的记忆原点。

　　至民初，天津的市民文化日甚一日地发育起来，与此同时，津门的市井小说也随之盛极一时，刘云若、李燃犀、戴愚庵等人都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市井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大都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传播甚广。

刘云若的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都堪称是民国俗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李燃犀还是相声文化的鼻祖之一，其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相声界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些都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奠定了基础。

　　关于天津文化的另一个想象来源于鲁迅笔下，这是国民性批判传统中的一个眼光。

他在其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讥诮地刻画了天津“青皮”的做派，“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

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在其它文字中，鲁迅也常提到天津，但庶几是以讥讽这里独有的痞子文化为要旨的。

总之鲁迅所理解的天津文化具有更多负面的东西，这也是其“闲文化”与小市民风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记。

　　虽然民国时期的“天津故事”是如此发达，但1949年之后，却在革命文化的压抑下销声匿迹。

建国初，丁玲即代表新政府召开会议，对京津的报章小说家进行招抚和教育，力求对其进行改造。

之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日益覆盖，旧文学完全断了踪迹。

直至80年代初，具有文化品性和作为城市叙事的文学才渐渐复萌。

最早产生影响的自然是冯骥才，作为在反思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作家，他最早的作品《啊！

》是以略带反讽的意味，描写了“文革”年代令人噤若寒蝉的政治，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活剧。

到80年代中期，他开始自觉地书写具有寻根意味的风俗文化小说，推出了其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在内的“俗世奇人”系列，共十七篇作品，以及具有近似主题与风格的《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中短篇小说。

由于他的出色的地域文化书写，“天津叙事”获得了可以与“北京书写”“上海叙事”并驾齐驱的地位。

　　这应了王安忆的说法，城市的地理和文化意义是“寻找”出来的，因为有某种传神的文学书写，一个城市的文化才获得了载体和物性，才能成为一种传奇，一种有神韵、类型、故事和标志的文化。

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化是互相诞生的，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冯骥才和林希两位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正是因为对于老天津地方文化与风俗的生动描写，这个城市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品性和灵魂，有了独属于它的故事与传奇。

　　现在看来，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是一场丰富而混杂的运动。

在有的作家那里，可能有更自觉的直接的当下诉求，有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活水”，以为“当代文化的重建”谋取借鉴的意图，比如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更多有类似的自觉;

有的作家甚至直接展开了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就刻意设置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对话角色“我”，不断展开与先人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

但在另一些作家那里，这种当代的用意却不是那么明显，他们主要是用了“风俗画”一样的笔法，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展开了精细的描摹，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冯骥才笔下的津门“奇世俗人”，都可谓是尘世奇谈的典范。

冯骥才一方面似乎传承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并不简单地否定这些文化的逻辑与构造――你说他“暧昧”也可以，但他的确更精细和详实地书写了古老的生活与景观，展现了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人性真实。

在今天看，某种意义上，这类小说或许更接近“传统之根”的本身。

类似《神鞭》中的傻二这样的人物，假如以简单的眼光去看，无疑是一个负面性的人物，一个以血肉之躯和农业时代的信念去对抗强大的现代文明，以冷兵器时代“刀枪不入”的咒语去对抗所向披靡的洋枪洋炮，无疑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冯骥才并没有简单地将他描写为一个丑角，而是尽量以客观的方式描写出这场荒诞而悲怆、可歌又可叹事件的内部景观，从而更深入展现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弱点，以及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林希同样是以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将天津卫的老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

早年他作为一个诗人，似乎并没有太多惹人注目的小说作品，但稍晚于冯骥才，他笔下市井民间人物与生活的描写也备受瞩目。

与冯骥才笔下的纯粹民间风情与传奇人物的书写稍有不同，林希在精细地描摹世俗生活的基础上，更注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大背景进行连接，展现出他对近代历史的思考。

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天津闲人》《相士无非子》《高买》《蛐蛐四爷》《婢女春红》等，都讲述了一段不俗的天津世俗生活，反映出浮世沧桑背后的历史变迁。

确乎，近代以来天津一直与京城政治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明清作为京师拱卫，到作为洋务运动的基地，以及列强设立租界，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遗老，均将天津租界作为避难所，经营谋划，以图东山再起。

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告设立天津特别市。

这些都对天津城市发展以及市民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希将笔墨深入到这些与天津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之中，在书写民俗风情的过程中，表达出对政治与历史的独到看法。

正如蒋子龙对林希的小说评价所说：

“林希写出了天津味道，令津味小说有了品位，这种味道和文字结合在一起，使津味小说具有了经典的元素。

”

　　80年代以塑造“开拓者家族”著称的蒋子龙，在其创作的早期是以“改革文学”的扛鼎作家著称的，之后，此类写作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学的演进而难以为继，随之他也将笔触转致天津城市文化的书写，在天津城市叙事的地图上贡献了诸如《蛇神》和《人气》这样的津味文化小说。

塑造了神医世家出身的邵南孙、堕落于金钱与美色的房地产商房亮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所承载的虽然更多是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但也折射出传统与地域文化的浸淫作用。

　　除上述人物，参与讲述“天津故事”的作家还有很多，如作为天津民俗文化之活化石的张仲，也以其对天津风土人情小说的鲜活描摹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古董张》《龙嘴大铜壶》《舍哥儿》等作品，都融天津的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头巷陌的日常景观于文字之中，追怀且塑造着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另外，赵玫的《朗园》，肖克凡的《浮桥》，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以及新世纪以来“晚生代”作家龙一的《暗火》《潜伏》，武歆的小说《天津少爷》等，都极大地丰富了近几十年来的天津叙事，也使我们从中窥见到天津故事的生长与发育的脉络，以及从题材到形式上的微妙变化。

　　总体上，天津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其构造中有与北京文化相似的东西，如三教九流、异秉奇人，其斗鸡走狗，养花遛鸟的生活确有几分相像。

但与北京相比，其骨子里的草根与贱民心态，其好勇斗狠的码头文化，顽劣的黑道性质，与老北京那些破落八旗子弟的做派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这城市中孕育出的一种轻贱而痞气的生活方式、斗狠而好猎奇的浮世心态、玩物悠闲而又急公好义的文化性格则是独有的，与作为殖民地的上海、旧帝都的北京，以及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南京相比，均有鲜明的不同。

而上述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中，这种地域文化色调也尤为强烈。

　　下面的几篇文章，分别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津门作家有关天津城市书写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从不同角度切入当代以来的天津叙事，力图挖掘出城市性格的迥异侧面。

冯骥才是“津味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也是80年代风俗文化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他将自己文学的时空坐标锁定于“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在上承传统天津叙事的基础上，更侧重对天津卫码头文化和市井传奇的刻画。

《码头・市井・传奇――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津”形象》一文从三个关键词切入，探索了冯骥才是如何在其“津味”作品中勾勒“老天津”形象的。

首先，码头城市的特质塑造了天津人逞强斗狠的“码头性格”，因此，“斗”常常成为冯骥才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

第二，市场林立形成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风貌，这不仅成为了冯骥才天津故事的背景，也深刻影响着其叙事的逻辑与节奏。

同时，在对斑驳庞杂的市井生活进行描述时，冯骥才往往调动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民俗方面的杂学修养，这也是使其小说能够化俗为雅的重要原因;

第三，为津门奇人立传也是冯骥才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这使得他的小说惟妙惟肖，也涂上了传奇的色彩。

林希是另一位着力于写作“津味小说”的作家，《天津之“闲”――林希小说中的天津故事》一文从天津城市性格的一个面向“闲”出发，分析了由“闲”而生发的林希小说。

“闲”不仅是林希天津故事中重要的世俗命题，也是其作品中天津人的内在性格。

另外，“闲”还在建构着林希小说的天津叙事，它是故事发生的因由、故事发展的动力，也是故事的最终结局。

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闲”而哄起来的。

年轻一代作家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书写没有过多对旧岁月的凭吊，而是像画素描一样将一个原汁原味的天津勾勒出来。

《人间城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素描》一文，以肖克凡的几部有关天津叙事的小说作品为例，挖掘了其文字中那些天津租界的创伤与荒谬，刻画了天津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所孕育出的小市民形象等。

新世纪以来，较为晚近的龙一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类型化”讲述天津的方式――谍战小说。

《暗流汹涌的战场或洋场――龙一笔下的天津城》一文以《潜伏》为例，探索了龙一怎样叙述三四十年代无声战火里的天津城。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之文学，“津味”文学发展至今，它们以最具地方色彩的方式书写了一部雅俗共赏的地方志，勾连起有关一座城市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希冀，为一代又一代天津人“想象天津”提供了独有的故事与模式。

码头・市井・传奇――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津”形象

　　周蕾

　　诚如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言，“好的文章创造一个地方”。

（《地：

金陵怀古》）显然，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与文学作品对这个城市的想象、认同和追忆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作品以它特有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座文学中的城市。

很大程度上，天津的文学形象就是经过几代“津味”小说作家不断书写、赋形而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景线的。

　　说起来，“津味”写作的源头可上溯到晚清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书中记载了诸多天津的社会风貌、生活习俗、掌故轶闻，这部作品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写作者想象老天津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地方性知识。

民国初年，刘云若、戴愚庵、李燃犀等作家写下的一系列“津门报人小说”如《小扬州志》《沽水旧闻》《津门艳迹》，热衷铺排展现天津卫三教九流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生存世相，奠定了与北京皇城故都文化想象、上海现代都市文化想象不同的津门市井文化想象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冯骥才开始钩沉“老天津”时，也自然地承接了“津味”写作的这一潜在文学传统。

不过与早期的“津门报人小说”执着于市井讽刺和社会黑幕不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更侧重对天津卫码头文化和市井传奇的渲染。

　　冯骥才创作的津味小说主要有中篇《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和短篇《俗世奇人》《鹰拳》《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

读这些小说，特别像听一个一肚子掌故旧事的天津卫老人讲古，话头总是从很久以前开始，每个故事都力求做到有时、有地、有渊源，有惊、有转、有“包袱”，一波三折、娓娓道来。

从时间上看，冯骥才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作家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极有特点的地域文化形态，都只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分外鲜明，神奇活现，魅力十足。

过后就变了，变得黯淡了，模糊了，不那么突出了……天津的清末民初，文化形态就分外浓烈，地域特点异常突兀与鲜明。

此时此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是过往不复的”。

（《冯骥才分类文集之案头随笔・文学记录文化》）因此，在借助小说重构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时，冯骥才选择了回到“清末民初”：

“光绪庚子后，社会维新，人心思变，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大直沽冒出一个奇人，人称背头杨”;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代，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

“民国二十八年，龙王爷闯进天津卫，大小楼房全赛站在水里，三层楼房水过腿，两层楼房水齐腰，小平房便都落得‘没顶之灾’了。

街上行船，窗户当门，买卖停业，车辆不通。

小杨月楼和他的一班人马被困在南市的庆云戏院”……也可以说冯骥才的小说试图追忆打捞的是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形象。

值此社会大变革之际的天津，“左边守京都，右边开租界”，一面是皇族遗老、失意官僚退隐守成之地，一面又是维新革命开风气之先的重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业等诸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清末民初，时移世易、新旧混成，这一故事时间的设定，为冯骥才书写天津的社会百态和文化风貌提供了足够宽阔的历史舞台。

　　在冯骥才看来，清末民初的天津，其实是士农工商、各显神通的地界。

“论折腾，各有各的场子，一在官场，一在洋场，一在市场”。

说到洋场繁华，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五大道”的西化文明和都市气息并不弱于摩登上海;

论起官场诡谲，天津是拱卫京畿的门户、北洋基地，盘根错节的军政势力不仅与北京的民国政府息息相连，而且时刻牵动着近代中国的整体政治变局。

但无论是洋场摩登还是官场动荡，冯骥才认为都不足以代表老天津的文化形象，这座城市骨子里流淌的是以渔盐漕运、商埠市场为底的码头和市井文化血液。

首先，这是一座码头城市，有着鲜明的码头性格。

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以来，天津“这地界……把北运南运永定大清子牙五条大河，拢到一兜儿，跟手装进身边的汪洋大海”，不仅“有鱼有虾有米有盐有碱有卤有豆腐有河螃蟹海螃蟹有小木船大火轮”，而且南来北往、水陆通衢，在清末民初已然成为连接南北、交通四方的大码头，也形成了居民五方杂处、社会开放流动的本土生活形态。

原是燕赵故地，素有慷慨豪爽、血气刚烈的传统，加之近现代历史上的几度灾难，无不首当其冲。

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想“折腾”出一点名堂自然是不容易，非有自己的“绝活”不成。

正所谓“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

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

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

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

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

（《俗世奇人・刷子李》）

　　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卫人逞强斗狠的“集体性格”。

在冯骥才的小说中，不服就把各自的“能耐”亮出来比一比、斗一斗的场面随处可见。

甚至可以说，“斗”是冯骥才笔下很多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

《神鞭》由混星子“玻璃花”与飞来凤斗气始，引出傻二的“神鞭”绝技与打弹弓的戴奎一、砸砖头的王砍头、拉硬弓的柳梆子、津门武林祖师索天响、东洋武士佐藤秀郎一连串比武斗艺;

《阴阳八卦》分别以真假不同的中医、相士、风水师、气功师之间的斗法表现中国古老文化的神奇与虚妄;

《三寸金莲》的戏剧性主要围绕着戈香莲的三次“赛脚”展开;

《炮打双灯》的故事集中铺写着青年牛宝与“蔡家鞭”传人进行制作、燃放烟花炮竹的较量;

《蓝眼》则讲的是古玩行的一对天敌――造假画者和看假画者各自费尽心机的“斗”。

斗嘴、斗气、斗技、斗艺，斗法、斗力、斗眼光、斗心机，无处不在的“斗”，既传达了“津味”小说传奇志异的美学旨趣，亦写出了这座城与人争强好胜的文化性格。

　　“清末民初”的天津也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大市场，由城厢市肆到衣食日用应有尽有，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讨生活，共同形塑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市井文化风貌。

从故事的空间定位来看，冯骥才“津味”故事大多发生在估衣街、劝业场、南市等市井商业地界，各种作坊商号、酒楼茶馆、书场戏园以及大街和市集，是人物活动、情节展开的主要背景。

从故事的叙事模式来看，延续了传统市井叙事类型，以主人公的命运起落为主线，杂以描摹世相百态、人情炎凉。

此外，突出人物的职业身份，也是冯骥才凸显“老天津”市井气息的重要手段。

名目繁多的行当，形形色色的手艺，诸如正骨、拔牙、拆字、看相、算命、风水、气功、酿酒、造醋、刻砖、粉刷、捏泥人、做风筝、制假画、看假画、变戏法、吹糖人、打把式卖艺、唱西河大鼓等等，在冯骥才的小说里均被细细诉说，说到其中的程式规矩、掌故轶闻，更是追根溯源，务求打“根儿”上说起，关键处不免反复摩挲，连带出老天津的世态、世情、世故，历史、传说、旧事，如数家珍。

在《俗世奇人・作者题外话》中冯骥才曾谈到，他写小说离不开“杂学”。

杂学是必要的地方性知识，也使小说可以深深扎进生活的根基，既得宽广丰富又需本色地道。

作家说“没有杂学的小说，只有骨头没有肉”。

可以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之所以能写出“老天津”血肉丰满的市井形象，离不开作品中大量游离于情节、主旨之外的杂学内容：

“天津卫人过年有个风俗，便是放生。

就是把一条活鲤鱼放到河里去。

为的是行善，求好报。

放鱼时，要在鱼的背鳍上拴一根红绳，做个记号。

倘若第二年把这鱼打上来，就再拴一根红绳。

第三年照样还拴一根。

据说这种背上拴着三根红绳的鲤鱼，放到河里，可以跳龙门。

一切人间的福禄寿财，就全招来了”;

“少林五拳为龙、虎、豹、蛇、鹤五形拳，内应心、肝、脾、肺、肾五脏，外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与精、力、气、骨、神交互修炼”;

“秦祖永《桐阴论画》，把画分做四品。

最高位神品，逸品次之，妙品又次之，最末才是能品。

能品最易得，也最易品，神品最难得，也最难品”。

这些枝节繁生、充满知识趣味的杂学，是冯氏小说生长出“津味”的根儿，也使得冯骥才化俗为雅、从容写下了老天津的内在文化品格。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还着力在为有能耐的津门奇人立传。

小说《俗世奇人》收录流传于老天津码头和市井民间的奇闻异事，写成18则地域特点鲜明、情节起伏跌宕的短小故事。

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细民，凡是有奇行、奇事、奇品尤其是独擅一门登峰造极的奇绝技艺者，都“笔录下来”，以“供后世赏玩之中，得知往昔此地之众生相”。

刷子李，是专干粉刷一行的师傅，“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

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

跌打医生苏金散，正骨拿环在天津卫挂头牌，手下动作“干净麻利快”，只听“咔嚓咔嚓”即可接好病人的断骨;

牙医华大夫认牙不认人，“您朝他一张嘴，不用说哪个牙疼、哪个牙酸、哪个牙活动，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

他能把真牙修理得赛假牙一样漂亮，也能把假牙做得赛真牙一样得用”;

泥人张捏泥人捏谁像谁，一块脚底泥捏出一段“贱卖海张五”的趣事，也捏出了一个手艺人的尊严;

“鱼绝后”大回是个专攻垂钓的能人，“甭管水里的鱼多杂，他想钓哪种鱼就专上哪种鱼;

他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一对对地往上钓”;

看假画的“蓝眼”，二十年里没错看过一幅画，简直成了古玩行里的神，“他说真必真，说假必假，没人不信”;

甚至连小偷和混混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有能耐就受人尊敬。

如作家所言，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

手艺人，是冯骥才“津门奇人”系列的主要描写对象，他们大多具有世代相传的家族手艺，并依赖这些技能而生存。

手艺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人物的生存境况，也代表着一个家族甚或一种行当的社会尊严。

优秀的手艺人在长期的实践和磨砺中不断精益求精，最终练就登峰造极、神乎其神的绝技，从而凭本事、靠“能耐”赢得流传后世的尊崇。

作家用一支生花妙笔，借助传奇式想象，为这座城市的市井细民立传传奇，仿摹毕肖、速写传神，也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涂上了一层神奇的油彩。

　　“津味”究竟是一种什么味儿？

“津味”文学塑造了怎样的“天津”形象？

见仁见智、各有说法。

冯骥才以清末民初天津卫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传说轶闻为素材，说着嘎嘣脆的天津话志津人、言津事，尤其注重市井细民码头生活中世态、世情、世相的展示和奇人、奇技、奇事的铺排。

一方面志人言事传神毕肖，尽显社会众生百态，事奇人异;

另一方面仿摹铺排津门风习，极写地方文化风貌，趣味横生。

怅惘回眸，是很多老城书写者几乎不约而同的文学姿态，冯骥才也不例外。

隔着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带着“回不去了”的感慨，冯骥才细说从前的“津味”故事，散发出奇异迷人的魅力……

天津之“闲”――林希小说中的天津故事

　　褚云侠

　　“天津有闲人，是因为天津有闲事，闲事多则闲人多，闲人越多闲事也越多。

”这是作家林希《天津闲人》中的一段趣话。

如他所说，天津的闲人和闲事似乎是鸡和鸡蛋的关系，特殊的文化环境诞生了闲人，闲人的存在则使这城市滋生了闲事。

尽管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有着更为丰富和驳杂的面像，但不可否认的是，“闲”已经成为天津卫这方水土中最为显豁的文化标签之一，甚至根植其间的文学，很多也围绕着一个“闲”字生发开来。

以林希的一系列“津味小说”为例，正是以天津卫的“闲”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而他笔下的天津世界也将一种“闲”的文化命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人玩人”的市井与政治――作为世俗命题的“闲”

　　在林希的小说中，由“闲”而引发的“人玩人”的市井和政治生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因为闲在，天津人有时靠“人玩人”来寻求生活的变化和生存的优势，这些“人玩人”的闲事（包括打架斗狠）往往不是被镶嵌于林希的天津叙事之中，而是作为故事的主体而出现。

与相对安定的北京城相比，无论从开放的地理环境来看还是从历史的风云际遇来看，天津总是处于革命、反抗殖民者的风口浪尖。

因此，除了天津典型的市井生活之外，社会政治生活是天津城市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林希的小说中，市井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往往有着微妙的联系，无论是看似世俗的市井还是不俗的世俗政治，都不过是一场“人玩人”的闲人游戏。

沉溺其中的闲人本想通过扮演一个“不闲”的角色从中谋得蝇头小利，但最终无一例外地恍然大悟，原来最终是被人玩了。

闲人不闲构成了林希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他们不闲地管了闲事之后，闲人还是闲人，市井与政治中的一切也还不过都是一些无事生非的闲事。

在《天津闲人》中，《晨报》记者严而信本想借苏鸿达之力为自己在报界赢得名利，而苏鸿达实乃吃了原告吃被告之流，严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