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资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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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来源地来看，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国利用外资也存在方式单一、导向不明、效率不高等问题，甚至威胁到民族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抓住“十二五”时期的新机遇，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应尽快做出相应调整，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
一、“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特征
“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吸收外资总额稳步增长，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季度增速整体呈现“N”型波动
从相关数据来看，“十一五”前期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后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降幅明显；
2009年以来降幅逐渐收窄、直至转为正增长。
“十一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稳步增长趋势，从2006年的694.7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748亿美元，增长13.6%，继而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增幅高达23.6%。
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开始，利用外资总额连续数月负增长，四季度同比降低49.1%。
进入2009年，这种影响程度逐渐减缓，前两个季度降幅有所收窄，分别为20.6%和15.0%；
第三季度继续回升，并实现正增长（见图）。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季度全球FDI下降了54%，相对来看，我国总体吸收外资状况比较乐观。
①应该说，2008年年底以来，我国吸引FDI增速放缓的直接诱因是国际金融危机，而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资政策调整也对FDI流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图：
2006-2009年各季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二）国际金融危机减缓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缩小的趋势
受到国家政策引导和东部投资成本上升的影响，2006-2008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差距是逐渐缩小的。
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降幅明显。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1－6月，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374亿美元、27.5亿美元、28.5亿美元，下降幅度分别为0.8%、34.1%和26.5%；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降幅分别高于全国平均降幅16.2和8.6个百分点，区域不平衡趋势再次抬头。
这种情况表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营环境更加不确定，使得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投资环境的基础条件，从而表现出区位选择的“马太效应”。
中西部地区即使存在经营成本的优势，在当前情况下，也不足以弥补其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方面的劣势。
（三）外商独资企业比重继续攀升，合资经营企业比重逐年递减
从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来看，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占据着3/4左右的份额；
从2000年外商独资企业利用外资第一次超过合资经营企业以来，外商独资比重不断加大。
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投资46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7%，增幅高于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2个百分点；
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73.4%，比上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加26.1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比重逐渐增大，尤其是2009年1－6月，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比重从2008年的不足1%跃升至3.1%；
合资经营企业比重则呈逐年递减趋势，从2006年的22.8%下降到2009年1－6月的18.26%；
合作经营企业比重较小，一直维持在2%左右。
以上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商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其在“十一五”期间占总数的75%左右。
（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对跨国并购显示出“避风港效应”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绿地”投资为主，与世界风起云涌的跨国并购潮相比，我国吸引跨国并购的规模仍然较小。
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外资并购占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3.34%、2.98%和2.78%。
其中，5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全部并购案件数量的80%；
制造业并购案599项，占47.3%；
非国有企业并购案1170件，占92.4%。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并购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市场陷入困境时随之剧减，仅2008年一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就下降了35%，并且这种趋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我国作为受冲击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显现出对产业资本的“避风港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跨国并购投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据，2007、2008两年，我国吸引跨国并购金额占全球跨国并购流量都不足1%，而2009年上半年这一比重跃升到2.43%。
我国境内跨国并购将逐渐升温。
（五）受金融危机影响，现代服务业降幅较大，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波动较小
从利用外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十一五”前三年，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达到了400.8、408.6和498.9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7.7%、54.7%和54%，均已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2。
2009年1－6月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56.1%，表明我国制造业对外资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十一五”期初，房地产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幅较大，同时也是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明显的几个行业，2009年前半年，其降幅均超过了30%。
相对而言，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波动较为平缓。
（六）外资流向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比重增大，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中心的首选地
2006年，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在我国吸引外资项目中的比重开始增大。
从外资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约3/4的外资集中于第二产业，外资流向第一、三产业的比重偏低，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制造业领域资本与技术密集性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有所提高（裴长洪、樊瑛，2008）。
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9.10%。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远远超过美国的41.2%。
这表明，以FDI为载体，能够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二、“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问题与瓶颈
（一）利用外资方式过分依赖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利用外资方式有待发展
2006-2008年这三年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④的比重分别为94.5%、95.5%和97%，远远超过其他投资方式，在利用外资总量中占据压倒性地位。
我们认为，过分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不利于维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自主性。
利用海外借款和海外证券投资等间接利用外资方式有待发展。
（二）利用外资的创新导向不明确，仍未实现从“资本引进”向“技术引进”的根本转变
残酷的事实证明，我国早期“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这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外资带给中国的技术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术。
早期的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科技比重偏低，难以对中国的技术提升产生实质的影响。
FDI的大量引进并没有带动中国科技创新的质的飞跃，反而使中国企业陷入“跟随陷阱”，难以实现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
二是技术溢出效应受到我国自身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的限制，国内企业对外资技术的识别能力和吸收能力也直接关系到外资溢出对产业带动效应的大小。
我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例如：
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研究与开发机制不健全，重数量轻质量等。
这些因素从根本上阻碍了技术吸收过程，使外资的产业带动效应大打折扣。
（三）吸引外资的“普惠制”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工业领域的外资企业多投资于低附加值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自身技术能力的提升，外商对中国开始采取技术封锁战术，在来华投资的制造项目中，尽量防止核心技术扩散到我国。
随着简单加工项目的增加，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集中于投资量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而回避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
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四）地方盲目、过度引资导致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资源与环境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GDP政绩观的影响，一些地方领导不顾科学发展的大局，盲目引资、过度引资，已经引起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区域间恶性竞争等问题，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汽车等重化工业的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极大地破坏了我国产业结构平衡。
在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和对GDP的崇拜，往往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结果正好迎合了一些需要把环境保护成本很高的污染项目转移出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使外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因此，如何有效避免和坚决杜绝过去一些利用外资过程中的失误和不当行为，是今后利用外资工作的重大挑战。
（五）利用外资造成了一定的产业威胁和经济安全问题
事实证明，外资对加速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促进了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等重化工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利用外资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提供资金、知识和人才补充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产业威胁和经济安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侵占国内市场、产业控制力增强、加剧内资企业对国外的技术依赖、造成本土品牌流失等方面。
近年来，跨国公司并购行业龙头企业的案例逐渐增多，对我国本土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的目的，从过去单纯通过参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向实现公司全球战略布局的意图演变。
因此，相当多的外资并购并非仅仅追求财务上的收益，更多的则是追求产业整合、技术独占、品牌通吃、资源控制、垄断地位、消灭现存和潜在竞争对手等（程恩富、程言，2006）。
“十一五”时期，许多行业的龙头企业已经被跨国公司纳入麾下，对我国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三、对“十二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展望
（一）中国仍将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国，外商直接投资仍将保持持续增长
第一，潜在的经济增长与消费的持续扩容成为吸引外资最有力的保障。
“十一五”前三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0.7%，11.4%和9.0%。
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09年全年实现了8.7%的GDP增长。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稳定和吸引外资最有力的保障。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统计，2009年中国仍位列世界GDP第三大国，而且与第二名日本的差距在逐年缩小，赶超势头非常明显。
第二，中国政府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
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仍然需要外资的大量进入。
在国家鼓励发展的新能源、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领域，政策层面将进一步鼓励外资的进入。
在自主创新战略引导下，一些与世界先进技术差距较大的产业，引进外资仍然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
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适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这一政策方针已经付诸实施，并将继续推进。
可以预见，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尽管会对利用外资的方式、重点有所调整，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
第三，中国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的需求依然旺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积累了大量与外资合资、合作的经验、教训，通过引进与学习，这些企业获得了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也掌握了与外资谈判、沟通、融合的隐性知识。
今后，在合作项目和合资对象的选择方面，中国企业会更加理性、审慎，但不会阻止企业与外资合作的步伐。
可以预期，下一个五年，仍然会有大量企业“以市场换技术”，或与外资组建战略联盟，以实现技术和业务的互补。
一批经营不善的企业，也会主动寻求国外买家，跨国并购仍将持续活跃。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将从规模型的高速增长转向效益型的稳定增长
第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影响仍在延续，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金融环境和经营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
作为重灾区的发达国家，2009年第一季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46%，相应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大幅下降。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投资意愿也明显减弱。
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2009-2011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显示，58%的大型跨国公司表示拟削减2009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支出，超过30%的大型跨国公司甚至计划大幅缩减该项支出。
与此同时，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持续近五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增长态势。
2008年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29%。
2009年上半年，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并购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数据的1/3。
①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自身经营及对外投资环境的影响仍将延续。
第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竞争加剧，导致FDI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流，我国吸引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将受到制约。
虽然我国吸引外资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近年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屡创新高，已经对中国构成一定的竞争。
2006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保持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9%，创下2000亿美元的新高。
2007年，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以530亿美元创下新高，南亚、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再次创下2490亿美元的新高，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2%，创下710亿美元的新高，也是连续第五年增长。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正在加剧，在有限的外资数量下，应尽快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第三，我国利用外资尚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在结构调整基础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将成为“十二五”时期利用外资的主题。
从国家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区域分布、来源分布和投资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均衡特征。
这些结构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尤其是当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外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变过去地方政府GDP导向的政绩观和引资观。
应该认识到，利用外资从规模向效益的转变，必然要牺牲一定的速度。
在经过金融危机的盘整之后，我国吸引外资将加速从重“量”向重“质”的转变，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这也是中国在吸引FDI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三）制造业吸引投资将趋缓，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外商投资新的增长点
受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和能源资源的制约，国内传统制造业吸引投资已出现饱和趋势，现代服务业开始撑起利用外资的大旗，尤其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吸引外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十一五”前三年，从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同比增幅分别为5.5%、38.7%和86.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幅分别为48%、82%和64%；
金融业在2008年同比增幅超过了100%。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速度的加快，这一增长趋势在“十二五”期间仍将得以延续，其不仅有助于协调我国二、三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并且将拉动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西部地区将重拾吸引外资的快速增长势头
金融危机之前，外商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已经表现出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的梯度转移趋势。
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趋势在短期内有所逆转。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消退，中西部地区在要素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的作用下，将重拾吸引外资的快速增长势头。
第一，外资投资目标与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优势相契合。
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电力、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大幅上升，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订单的影响，经济出现回暖迹象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劳工荒”现象更加普遍。
相对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和要素成本方面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与追逐低成本的外商投资目标恰好达成一致。
第二，中西部地方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
“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各省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组织企业考察学习、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出台引资优惠政策、简化项目审批手续、利用官方网站提供最新投资信息等多种手段，吸引外资来省内投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加快了一些产业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的速度。
四、“十二五”时期我国合理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要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为核心，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为主线，在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切实实现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
1.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充分利用多种外商间接投资方式。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方式还比较单一，外商直接投资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实际上，从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历程来看，间接投资所占比重由高走低，近几年又逐步回升。
国际上利用外资方式的阶段性特征表明，随着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间接利用外资在利用外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间接利用外资渠道和方式也在不断拓展和创新，从最初的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双边贷款为主，转向以项目融资方式为主，进而向证券市场挺进。
目前美国间接利用外资（主要是证券市场融资）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为90%以上。
可以认为，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和项目融资为主的间接利用外资时代正悄然到来。
我国应充分利用多种间接利用外资形式，从而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质量。
多种外资利用方式的结合，有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战略的自主、可控，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2.明确引资过程中的创新导向，强化引资过程中的自主可控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的首要目标是弥补中国建设资金的匮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资金匮乏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资源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错配以及技术资源不足与金融资本相对过剩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一矛盾的解决也有赖于引资战略的及时调整和引资方向的产业引导。
当前，中国的产业技术深化与产业技术升级需要自主创新战略的支撑，而自主创新战略并不是要排斥外资的进入，而是要更好地利用外资，使之服务于中国的创新战略。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外资项目有所甄别，除了要全面考察对方的全球战略和技术能力以外，还要重视对方的合作承诺和资源承诺，要视对方关键知识开放的程度，对合资、合作项目进行选择，实现利用外资过程“自主可控”、“以我为主”，而不是照单全收。
3.将外资政策的“普惠制”转向“‘中性’为主、‘有选择的鼓励’为辅”。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投资环境较差，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目前外资超国民待遇问题备受关注。
“两税合一”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由“政策优惠”转向“国民待遇”的标志性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
但是，我们认为，在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对于西部开发、高科技产业、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高且转让成分大、外销比例高、环境污染小的外商投资企业，应该继续实行有选择的优惠政策。
4.调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严格限制不合理投资，同时培育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多次调整政策，引导鼓励外资投向国家急需的产业项目上，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制造业比重过高而服务业比重过低，高技术产业投资不足，阻碍了技术与知识的跨国转移。
我国利用外资必须从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和效益转换，出台具体政策严格限制“两高一资”项目的流入，对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项目，坚决予以整顿甚至撤消。
同时，应适当给予与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成为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5.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引导外资地区投向，增强大区域合作与区际协调。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新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新时期各区域引进外资要按照国家对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建立合理、规范、具有区域差别性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
一方面，要完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引导外商向中西部投资，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的硬环境，同时，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改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另一方面，对于东部优化开发区域，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鼓励外资投向研究开发和环境保护等“轻型”和“绿色”工业领域，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6.纠正引资过程中的GDP政绩观，建立引资项目跟踪评价制度。
在GDP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出现一些非理性的现象，主要表现出引资恶性竞争、不计成本招商、滥用优惠政策、占用土地过多等问题。
受到母国产业转移和环境治理的影响，跨国公司经常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我国，从而导致我国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为此，建议对地方引资项目建立跟踪评价制度，利用引资项目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外资企业在经济绩效、社会责任和创新贡献方面的表现，根据阶段性跟踪评价的结果，对外资项目予以奖励、整顿或取缔。
7.健全利用外资法律法规，强化对敏感行业和重点企业外资收购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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