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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说:

“共产党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所以说,党性修养,首要在于人性修养。

人性修养最值得的、最物美价廉、与我们的血型体质相符的滋补品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党性修养不足首先是人性修养不足。

影响党性不足的多是文化的浸润不足。

三是文化可增强“钙质”促进成长。

很浅的根基不可能托起高楼大厦,枝繁叶茂必须依赖于深扎土地的根须。

这是常识。

同理,文化的缺失会使得我们心理浮躁。

愈长大愈不自信,个子再大也只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傻大个”。

就会在民族的进步中体现出一些茫然、颓废、无助或自大、自狂的症状。

不知道究竟要什么,便不会走的太远,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是文化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一个“觉悟的人”,一定要有文化的支撑。

四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

一个历经数千年,历经磨难坎坷、天灾人祸之下仍代代相传,流淌在亿万中华儿女血液中沉淀成一种基因的文化必定有其过人之处。

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充满激情的演讲概括了中华文明的魅力。

他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他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

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

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

中华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大受欢迎,一些金发碧眼的学者用敬仰的眼光仰视中国文化,这都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的魅力所在。

二、影响对传统文化学习的主要原因

家有珍宝,我们却弃若敝帚;

家有万贯,我们却如乞丐般拾人牙慧。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糟粕说。

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一提儒、释、道便被认为是糟粕。

毛泽东同志说“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髓去其糟粕”,而事实是我们戴有色眼镜去看传统文化,按自己的先入之见去理解传统文化,往往自造了很多“糟粕”,也就是有些所谓的糟粕是因为我们的误解而生成的。

比如把《周易》当作了算命打卦的巫术。

我们的思想里却认定这些都是无营养、无价值、只能抛弃的糟粕。

我们太习惯于破坏、喜欢抛弃,而不擅于继承、发扬,更拙于建造。

二是过时说。

认为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

殊不知,信息时代重要的标志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就得益于莱布尼兹对中国《易经》太级图的感悟。

天地无外阴阳、数理不过一二。

这是多么精变先进的概括。

现代军事学,一部《孙子兵法》似可说透,管理学仅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文学名著就可琢磨出许多道理,一句“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把万千管理概括。

纪昀有一句话,“世间多少事情和道理,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

我们去学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可翻开薄薄的一本《菜根谭》你会发觉他说的道理,我们老祖宗早已说过。

学习领导学,《吴子兵书》的一句“用众者,务易。

简则易知。

易则易从。

”足矣。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矣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便把领导艺术说尽。

三是反动说。

首先我们现在这几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反对和鄙视中认识的,这就使得我们对传统文化有心理上的“反胃”。

比如对“克己复礼”、“礼、义、廉、耻”的认识是在打倒孔家店、批倒孔老二的大字报中认识的。

这种特殊的境遇,造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人为地在意识上立起一道屏障。

其次,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务虚不务实,只守旧不创新,只要集权大一统,不要民主民权,其实这全是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一叶障目”,没有详察细考的结果。

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的理念,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认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都“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

反动说,只是我们由思维惯性而生的误区。

三、国学与党性修养密切相关的内容

国学博大精深,可吸收借鉴之处,寥寥数千字绝难穷尽。

用之于党性修养的最起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任重道远,以育弘毅之心。

一些人反对国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国学是迂腐的、不思进取的。

只强调去追求自我心灵的愉悦,而没有进取之心,没有为天下服务。

可事实并非如此,其中积极向上的成分,与共产党员以天下为己任,与时俱进的要求完全一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强调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认为天下的兴衰存亡是需要每个人共同努力的,或兴或衰或存或亡,每个人都应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位卑未敢忘国忧”、“以身报国,杀身成仁”等等是强调个人要有大志向,为国为大义不惜牺牲。

现在有极少数同志总是做批评家,触目皆是不满意,满嘴都是不应该,就是忽略了对党和国家的兴衰的责任,置身于局外,并不是党性的要求。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指出人生要像苍天那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

要像大地一般,厚实和顺以容载万物。

如此志向立于天地之间,应为鸿鹄之志。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

尽心上》),“得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后人往往以此认为国学太过变通,不知坚持,趋于困境中的逃避。

其实,笔者个人认为这正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顺应潮流之举。

并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

困境穷途中的修身养性,正是为“达”时“兼济天下”的准备。

毛泽东曾经描述自己在三十年代一度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都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选择了“独善其身”,(其实除了他说的那三件事,他还利用这一穷境做了另外三件事,即读书、思考和写作)。

正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才没有被砍掉脑袋,才有了毛泽东本人以及中国革命后来的辉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国学中许多励志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二是泰而不骄,以育爱人之心。

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人民的代表,爱人民是其本性要求。

子曰: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党员领导干部倘能做到如此一定会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

儒学中“仁爱”正是其基本要义。

一个“仁者爱人”说得直截了当。

《论语》中多处有问“仁”的话题,“仁”字也成为论语中出现次数最高的词。

樊迟曾问孔子:

“什么叫仁?

”孔子答的很干脆:

“爱人”。

并且补充说“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弟子规》语),或有人说这是泛爱,抹杀了人类社会的阶级性。

但共产主义向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爱人民终会归于爱人。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这个“爱”字也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赢得人民尊重的优秀共产党员就是一个“爱人”的“仁者”。

周恩来总理“周公吐哺”、“事国先事民”、“责己后责人”,才赢得“天下归心”。

雷锋: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他成了国人的楷模,亦是当代的“仁”者。

“燃烧自己这块炭火去温暖别人”的朱伯儒等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敬人者,人恒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视百姓如草芥,当官作老爷,与人民的心愈来愈疏离,如此,就必将为人民所唾弃。

倘若真正能做到孔子所倡导的“智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治长》),即对待志者谦和有礼,对待朋友坦诚相待,对待下属和学生要真心关怀。

这样一个志向,常怀恻隐之心,那么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和老同志谈不进,和年轻同志谈不来”的奇怪现象。

所以,党性修养中必要“爱人”之课,党员必存爱人之心,否则鱼水便可成冰炭。

三是知行知止,以育敬畏之心。

共产党要求每个党员要严守党纪国法,要接受群众监督,就是要求大家要有敬畏之心。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是强调知道敬畏,是一个君子的必然之德。

畏天命,就是要敬畏自然社会规律;

畏大人,就是要敬畏大德之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的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南怀瑾注);

畏圣人之言,就是要敬畏已有的文化和信仰。

共产党员强调“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是指在革命之中行革命之事,即便如此,也要知行知止,超越了规定,便会忽左忽右。

有些项目完全不顾自然和社会规律,盲目上马,欲建功德碑反成耻辱牌;

听不进嘉言善语,以魄力强悍为荣,一意孤行,结果就只能走到绝路上去。

对组织耳提面命的教诲置若罔闻,老子天下第一,最后便只能在孙子的位置上哀叹。

这都是不畏之害。

强调知进知退、知行知止,心存畏惧,对于转变党员干部作风,倡行科学决策,廉政勤政都大有裨益。

国学中有许多因果报应之说,强调不该拿的不拿,不该做的不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值得提倡的仁。

这里的礼指的是规范、礼仪,在进行党员教育时,我们可以完全对应理解为:

不合乎党的纪律和形象要求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倘如此,党风官风一定是风清气正。

四是淡泊名利,以育恬静之心。

市场经济,红尘滚滚各种诱惑,令人目光迷离,心旌飘摇;

浮躁之气,甚嚣尘上。

这时,党性之修养,先要有一支镇静剂。

孟子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孟子·

滕文公下》),这是要求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经得住考验,保持本色不变。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等都是说,人呀,对名利要看的开些。

“名缰利锁”(宋.柳永《夏云峰》)是非常形象的描述。

《老子》中说“恬淡为上”,能看透名利的本质,心中能拿得起放得下,心境就会开阔,眼界就会高远,就不至于为蝇头小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投机钻营而痛失大义。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做趋炎附势事,辞官归乡,为后人称道。

中国官场少了一个官僚,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古人中多了一个我们敬仰的智者。

庄子亦是淡泊的,面对居庙堂之上曳尾涂之中的选择,他干脆的回答“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这才有了令人心驰神往的逍遥(庄子有《逍遥游》一文)。

共产党员中也不乏这样的淡泊名利者,周恩来总理就是最具代表者,遵义会议上他是“三人团”成员,权力不可谓不大,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他主动担责,自我批评,确保了会议成功。

会后,他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却主动地退居助手地位。

在之后的社会建设中,他忍辱负重将自己的名利置身事外,一心扑在人民的事业上,名利当前的淡泊是更高境界的淡泊,周总理做到了。

他是中国文化中舍身取义、淡泊名利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孔子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如果是靠不正当手段获得富贵,那么与我而言就是浮云一般不值得眷顾,这也是一种淡泊。

五是辩证思考,以育中庸之心。

不偏谓之中;

不易之谓庸。

说直白些,就是不偏不倚坚持走正道。

它要有调和折中的态度,似乎与我们一贯要求的“旗帜鲜明”之类相冲突。

鲁迅先生更是说: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掩饰,聊以自慰”。

似乎中庸是怯懦的别解。

而笔者认为,古人中庸之学的精髓在于辩证地思考、辩证地为人处世,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套理论和方法”(《百科名片.中庸之道》)。

对《论语》许多观点的解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非仁非智,也试着谈一些自己对中庸之道的解释。

天人合一是中庸的理论基础。

它认为天和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字:

“诚”。

“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深,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

天地人,人立天地之间,是为中。

居中为稳。

中庸之道同《大学》之道一样,是儒家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方面,首先是性情的中和修养。

《中庸》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对外则讲究和,和的基础是构成的多元,“物一不讲”。

中庸强调时中、中正和中和三种。

时中,就是要因时变化,不要超越时空阶段去看问题,在因时变化中保持中。

中正,就是认识事物要客观,要实事求是。

要居中去判断,不偏不倚,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不要越位,用现在的话说要立足现实,你要正确看待你脚下的位置,言行要符合你位置的要求。

中和,就是通过中达到万物归于一的和谐。

中是内,是本;

和是外,是末。

无中便无所谓和。

很显然,中庸之道绝非不偏不倚的调和之道,而是更接近客观现实的思想之道。

它强调宽猛相济,上下相应。

比如在人际关系要求上,他把父慈与子孝、兄良与弟悌、夫正与妇听、长惠与幼顺、君仁与臣忠并行列出。

在论及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时说,要靠智、仁、勇。

仁者居中,智勇相对。

它认为的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可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即“九经”)是:

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工匠,优待来客,安抚诸侯。

它的主要原则有三条:

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还有信友、亲亲,诚身,明善等原则。

中庸讲究是做人的修养,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的思想内涵与辩证法的含义遥相呼应。

且“中庸”已浸润了中华文化数千年,且不说其中还有许多待讨论之处,只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实在有深入研讨、择其精粹“学而时习之”的必要。

此外,作为共产党人必不可少的道德之心、进取之心、学习之心、忧患之心,也都可向国学之中汲取营养。

以此养育心中的浩然之气。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已有能,勿自私;

人所能,无轻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等耳熟能详的句子所包含的思想内涵都值得我们心怀敬仰。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增强国家软实力,弘扬中国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因此,对优秀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应是党中央关于“文化兴国”战略的题中之意,必须抓紧抓实。

全体党员的教育之中认真地补一补传统文化课,这对于加强党性修养,实现我党宗旨,与时俱进的持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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