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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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结论是产量至少下降一半。
我请教过数不清的农民：
要是减少一半的肥料投入，粮食产量会减少多少？
绝大多数农民的回答是减少3－4成。
很显然，我国的粮食产量是靠肥料等堆出来的。
如果有人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分田单干”农业制度和合作社农业制度相比，“分田单干”不仅不能带来粮食产量的增长，相反还是粮食增产的阻碍，要想在不增加肥料等投入的情况下，让粮食进一步增产，就得重建村社合作农业制度。
估计大多数城市人不会相信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听到的一直是合作社农业是大锅饭，农民偷懒，是小岗村“分田单干”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保证了中国人饭饱吃的宣传教育；
或许还会有去公社化意识形态极强的少数人会给主张村社合作制农业的人扣上“极左”或“反改革”的帽子。
公众如果摘除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评估“分田单干”和“村社合作”两种农业制度的粮食生产绩效，结果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
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分田单干”农业并不一定就比村社合作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和规模效益好。
例如：
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村民2008年自发组建农业合作社，重建农田水利，耕地集中由合作社统一种植，10%的种田能手种全部的土地，90%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非农就业，不仅农产品（粮食为主）产量增长20%以上，且肥料等投入比过去减少15%以上，至于解放劳动力后带来的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就更显着了。
无独有偶，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公社一直沿袭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没有“分田单干”），无论单位面积产量还是规模效益都比周边“分田单干”农村高出很多（人均收入是周边村庄的2倍以上），且单位面积投入的化肥等石化物质投入也更低。
至于遇到去冬今春这样的“大旱”，古树于合作社和周家庄公社的制度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一点“旱灾”的迹象都没有，而他们周边“分田单干”的村庄却是实实在在的“田地生烟、万物不生”——“旱灾”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
实践证明，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分田单干”农业比村社合作制农业有优势；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社合作制农业比“分田单干”农业更有优势。
我国“分田单干”农业制度已经维持30年了，其粮食增长的边际效益逐年递减，现在已经对粮食增长毫无作用了，甚至有了负作用，“分田单干”农业完全是在依靠过渡的化肥等石化物质的投入和透支过去水利积累、高代价的维持其粮食增长，现在是到了必须改革“分田单干”农业制度的时候了。
面对“分田单干”制度下的地越种越板结、化肥越用越多、抗灾能力越来越弱、粮食安全越来越难、农业效益越来越低的困境，地方政府官员和城市学者专家中受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去人民公社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都不是积极主张东光古树于合作社农业制度的，而是积极主张千家万户的农地向大公司“流转”、搞所谓的“公司主导型”的现代农业。
排斥小农合作制农业而积极推动资本下乡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人们忽略了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一是大资本下乡通过所谓的“流转”得到农民土地后，大多都是不会生产粮食的，这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减少农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温总理曾经说中国现代化还“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中国现代化减少农民的漫长过程中，一定会多次出现2008年数千万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危机，因此，为应对农民“进城——回乡——进城”的多次反反复复，资本下乡兼并农民土地的农业现代化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
现在到了严肃思考我国农业制度创新的时候了，很紧迫！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二：
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全球35%的氮肥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
中国人用事实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置疑，中国人用事实证明了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这是中国人在全球人面前倍感骄傲的一件事，非常了不起！
但在国内，很少有人提及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尽管我国是磷矿储备大国，但按照现在的消耗量算，磷肥仅仅够用30年。
我国严重缺钾肥，现在钾肥自给率不足15%。
2010年1月份中国与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签署的钾肥到岸价仅为350美元/吨，而中化化肥与加拿大钾肥公司PotashCorp签订的2011、2012、2013年到岸价，分别为600美元、695美元、790美元。
钾肥会不会成为“铁矿石第二”呢？
将来会不会出现3斤粮食换1斤钾肥的局面呢？
很是令人担忧啊！
庄稼需要氮肥、磷肥和钾肥等，哪一种肥料都是“水桶的一块板”，都不能缺的，缺了就会大幅减产。
从一定意义上讲，粮食产量很大程度上是由氮磷钾决定的。
中国人种地球7%的地，消耗地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如果有一天，中国像朝鲜一样缺肥了，粮食产量由10000亿斤减少到6000亿斤以下，饿死人将以亿来计。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中国模式”，即刻“神马”都不是了。
我们现在消耗的石化物质越多，我们子孙后代的粮食就越少。
这是我族要明白的民族责任。
农业对石化物质的依赖度越高，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高。
这是我民要明白的基本道理。
不讲这个，天天鼓吹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而不说7%的土地，用了全球的35%的氮肥，这种极其低级的忽悠最好不要再忽悠了！
我国1949年的粮食产量是11318万吨，１９７８年的粮食产量是30477万吨，29年增产了19159万吨，这是在极少增加石化物质投入（主要是通过合作农业、种子选育、栽培技术和水利建设实现的）的条件下取得的。
1978年的粮食产量是30477万吨，2007年的粮食产量是50160万吨，29年粮食增产了19783吨，但这是在增加了（5107－884＝）4223万吨化肥和杂交技术获得突破的条件下取得的。
从这点上看，前29年的农业增长还是有值得总结的经验的。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三：
“刘易斯拐点”——粮食高补贴时代来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农村的老人们还是用全球7%的土地种出了够全球20%的人口吃饱穿暖的农产品，且政府只给了极少的农业补贴，这是事实。
肥料和杂交稻种子用的再多，也是农民自己掏钱买的。
感谢农民，感谢中国农村数千万老人们！
是中国农村的老人们既帮助“农民工”看了孩子，还种了“农民工”抛弃的土地，为十三亿人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食物。
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农村数千万的老农民心存感激，因为中国的老农民为全国人民吃到便宜的食物做出了奉献。
我们拿大米和日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日本农民生产出稻谷，政府要以11－12元人民币/斤的价格收购，否则，日本农民是不会生产稻谷的。
日本市民不可能接受太高价格的大米，日本政府还要补贴市民。
在日本，农民是不会考虑市民是否吃得起大米的问题的，市民也不会要求政府靠压低农民的稻谷价格来获得廉价大米的。
有人会说，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很便宜，为什么不进口呀？
除了东南亚等不发达国家的大米是低补贴生产出来的外，发达国家的大米都是高补贴生产出来的。
管他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买得到就好了。
可是，任何国家都不会将大米等粮食的供给寄托在国际市场上，都必须尽量做到基本自给。
一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商品量不大，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大国，一旦指望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等主粮，市场立马就会出现逆转——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粮食价格就会暴涨。
二是因为怕受制于人，有那个正常国家愿意将吃饭大事寄托于别的国家的身上呢？
中国人这些年吃到了便宜的粮食，真的要感谢农村的老农民们。
但是，廉价粮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从今年起，中国的粮食价格将进入一个持续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且中国农业的高补贴时代到来了，中国每年的农业和粮食补贴也会以两位数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得比较有力度始于1989年，此后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2%以上逐年下降到在0.8%以下。
2002年开始，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2－3个村并一个学校的现象。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经济速度还保持9%的增长，每年需要的农民工劳动力在增加，而90后逐步开始就业后，农民工劳动力新增供给明显减少。
2011年的工价比2010年至少上升了20%。
工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上涨了20%以上。
在中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农民工的工价是由粮价决定的。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民工工价十几年基本不涨，因为粮食一直是涨涨跌跌的，是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
1990年，中国的粮食（水稻）收购价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是1－1.1元/斤，只涨了大约5倍。
但是同期的生产资料价格涨了20倍多。
1990年农民在深圳打工的工资大约是400－500元/月，2010年深圳农民工工资大约2000－2500元/月，涨了5倍。
但是全国各地同期的公务员工资大约涨了40－60倍不等。
粮价和房租的价格更是没得比了。
所谓的中国“比较优势”，就是低工价优势，低工价是低粮价的结果，低工价优势就是可以给欺负农民的优势，这就是全世界资本家喜欢在中国投资的核心优势。
但是，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逐步出现后，农民工工价的补涨是不可避免的，工价的补涨也必然带来粮价的补涨，粮价的补涨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价的补涨。
未来10年，粮价和工价每年出现两位数的补涨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会说，生产资料、房价和公务员工资等会涨得更快，有可能，但必须控制住。
如果公务员工资、生产资料价格和房价比农民工工资和粮价涨得还快，一定会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
我不知道；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
但一定得出大事！
就因为“刘易斯拐点”开始在中国“拐”了，就不能压低粮价和工价了？
是，是的！
我甚至可以肯定，中国如果2011年不大量进口粮食，中国的新粮上市就会出现严重的惜售和抢购。
中国如果大量进口粮食，就会导致国际市场上的粮价飙升和钾肥价格的暴涨，反过来会促进国内粮食价格的飙升。
我曾经有专门的文章谈“中国拐点”，不仅全球制造业有“中国拐点”，全球有“铁矿石中国拐点”“钾肥中国拐点”“石油中国拐点”“美元中国拐点”……当然会有“粮食中国拐点”。
只要出现了“中国拐点”不是暴涨就是暴跌！
全球化的中国因素，是最大的因素；
对“中国拐点”的把握，是所有投资者、特别是投机者必修的功课！
经济学人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一定要关注“刘易斯拐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一定要关注“中国拐点”。
“中国拐点”不会因为它是李昌平（非经济学家）最先提出而不被经济学家们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关注李昌平“中国拐点”论，相信“中国拐点”论也会“出口转内销”的。
扯远了，回来！
政府在2010年下半年犯了一个大错误，出台的2011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实在太低了，不到1元/斤，谁会扩大种植面积呢？
谁会为小麦抗旱操心呢？
现在干旱了庄稼人的庄稼，庄稼人不操心，温总理操心，各级政府比庄家人还操心。
这种“生孩子的不给力，抱腰的给力”的怪现象，除有秀一秀的意义外，对粮食增长有多大的意义呢！
？
政府在2011年1月接着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出台的水稻最低收购价只比去年增加了10%，早稻的收购价只有1.03元/斤。
这样的价格刺激，农民怎么可能有种早稻的积极性呢？
我国南方早稻和晚稻基本上都是旱涝保收的，中稻生育期长，且在雨季和汛期，中稻总是多灾多难，年年如此。
因此，刺激南方稻作区农民多种早稻对稻区粮食增产有决定性作用。
这是常识，但我们的决策者们忘记了常识。
我可以肯定，今年的粮食一定减产！
粮食减产就会涨价，粮价涨就会促进工价涨，工价涨就会更少的人生产粮食，粮食就更少，粮价就会更高，如此循环。
这样的循环对农民和农民工不是坏事，对政府稳定物价和社会是很大的挑战。
为了控制物价，央行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还很难说。
控制和稳定物价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幅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增加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储备。
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储备不足，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对调控物价有用不大、甚至没有作用。
有人说提高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是为了控制房价，为了控制房价不简单吗？
一方面对二套和二套以上房屋征税，另一方面把央行冻结的十多万亿的资金的十分之一贷给政府做廉租房。
这两招就得了，需要这么无限制的提高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吗？
这样既费劲，又不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经济风险。
中国缺统筹全局的人，粮食生产的搞粮食生产的，粮食经营的搞粮食经营的，肥料的搞肥料的，土地管理的搞土地管理的，进出口的搞进出口的，发改委搞发改委的，地方搞地方的……东扯西拉、各搞一气、物价上了天、经济矛盾一大堆，最后就指望周小川提高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解决问题，笑话！
CPI高到低，还是低到高，那一次不是通过向农民（压低粮价）和农民工（压低工价）转移危机实现的。
很多人真的以为是周小川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经济学家族中的赵本山忽悠的结果！
又扯远了。
回到工价和粮价上来。
“刘易斯拐点”来了，农民工工价不能压了，粮食价格也不能压了。
周小川的提高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的招数不灵了。
如果农民工工价3－5年内涨到3500－4000元/月，如果继续维持“分田单干”的农业制度，对应的粮价（稻谷）应该不会低于2.5元/斤，否则连农村老人们也不愿意生产粮食的。
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工价3－5年内涨到3500－4000元/月是没有问题的，要是粮价涨到2.5元/斤以上的话，加上投机炒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但高补贴是不可避免的！
给市民补贴，给学校部队补贴，给肥料厂商补贴，给粮食生产者补贴，给粮食储备部门补贴等等。
一年几百亿就打发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年补贴几千亿、甚至更多的时代来了！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粮食高补贴时代了！
如果继续维持“分田单干”农业制度，学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补贴办法，估计一年补贴高达万亿、甚至几万亿，财政是承受不了的；
如果学习美国的大农业制度，让资本下乡搞农业，估计补贴少不了，但粮食安全不一定有保障。
“刘易斯拐点”来临后的中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改革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了！
过去的“长久不变”“永远都不要变”和“承包权物权化”的承诺都可能是废话和废招了！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四：
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走回头路似乎很难避免了
粮食一旦供给不足，就是头等大事，其他过去认为都是大事的事都会变成小事了。
譬如：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不变”、“长久不变”、“承包权物权化”、“承包农户自主生产经营权”等等；
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生产资料生产经营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农村金融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等等；
水利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技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等等；
譬如“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模式等等。
都会变得无关紧要了，紧要的是怎么找到对“粮食安全危机”最有利的办法。
我认为3－5年内粮食出现较大缺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的可能办法有：
第一招：
大幅增加水利建设的投入。
但由于现在已经没有农民共同体发挥作用了，投入再多的钱搞水利，增产粮食的效果不会很明显，在“分田单干”的背景下，这招不灵。
如果搞水利社会化、市场化，这招不仅不灵，还是损招。
如果农民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加强，这招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李昌平《话说水利》）
第二招：
提高粮食直补标准。
这招不灵，因为现在的粮食直补是按照土地面积直补到户的，补贴不到粮食生产者，再多的粮食直补对增加粮食供给几乎没有作用。
（参考李昌平《粮食直补不如提高最低收购价》）
第三招：
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增加良种和肥料的供给。
现在的农民没有组织，无法和生产资料供给商博弈，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就只能靠政府对生产资料生产商和经销商实施高额补贴了，即使补贴了，未必销售到农民手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就会便宜。
因此，在“分田单干”农业制度下，这招也不灵。
如果农民高度组织化，这招会有作用。
第四招：
重建乡村农技推广队伍。
这招会有作用，但在“分田单干”农业制度下，作用不是很大，如果在合作社农业制度和集体农业制度下，这招效果会事半功倍。
第五招：
大力推广“公司+农户”，强制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由公司主导农业生产。
这招在短期内可以增加粮食供给、且还会减少化肥的使用量，但一旦公司得到了农民的土地，成为了地主，公司就不会生产粮食了，要生产粮食可以，但需要更多的补贴，因为公司从是非粮食生产的机会收益大于小农从事非粮食生产的机会收益。
这招的另外风险是小农失去土地了，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后无法返回农村和农业，可能会出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菲律宾出现的情况，农民“农村土地革命”升级为农民工“城市民主革命”。
“城市民主革命”要的不是农村土地了，要的是政治权力——政权更迭。
这招，至少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不会使的。
第六招：
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这招既要花很多的钱给粮食收购部门——刺激农民生产，又要花很多的钱给粮食供给部门——补贴市民消费。
给农民的补贴越多，给市民的补贴也会越多。
这招对提高粮食产量肯定是有效的，但缺点是补贴要年年增加，因为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价格加速上涨是不可避免的，粮价越高，工价就越高，工价越高，粮价也会水涨船高，否则就会影响粮食供给。
这招一旦使用起来后，就会出现日本的局面——粮食国内收购价是国际市场价的数倍，一旦粮食过剩，休耕补贴也会高得惊人。
使用这招，比照日本的水平，每年的补贴最终会稳定在3万亿的水平上，到时中国的财政是不是可以承受，不好说。
至少现在不能承受。
还有没有别的招呢？
既可以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又不需要太高的财政补贴，农民也可以接受。
当然有。
只是说出来就会遭很多人骂！
上面说的是粮食生产，下面再说说粮食流通。
我国在现有的粮食流通体制之下，外国公司都可以在中国收储和加工粮食，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投机粮食之风就会刮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粮食有较大缺口的时候，谁不投机谁就会吃亏，于是大家都投机，供需缺口就会因为惜售、抢购、储备和投机等行为放大数倍、甚至数十倍。
在农产品可以投机的流通体制下，大蒜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可以炒到10元/斤，粮食在短期内炒到10元/斤更是可能的。
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就乱套了！
周小川把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提高到天花板上去对控制物价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过去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成果、甚至所有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会被认为是恶果了。
粮食流通体制回到过去的声音就会高涨起来。
我预计一旦粮食出现较大缺口，“以粮为纲”就会再次变成真理！
粮食生产和流通就会成为总书记、总理亲自抓的工作了，“米袋子”就是各级排在第一位的“一票否决”的工作了。
层层就会下指标，填不满“米袋子”，就会摘掉“官帽子”。
一时间，各地抓粮食生产风声鹤唳，防“投机倒把”会关卡林立。
为了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我政府最会使的一招、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恢复“粮食定购任务”。
发达的市场化国家的招使不了，使出来也不一定灵。
“定购任务”这招熟练，使出来就灵。
如是，一定会有很多人为“定购任务死去活来”而悲伤得“死去活来”：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啊！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五：
去集体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可能要180度大转向
改革30年来，土地制度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去集体所有制。
最近30年的演变路径大体上是这样的：
“大稳定、小调整、平均地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不变”——“长久不变、种地不要钱、粮食直补到地”——“承包权物权化、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土地制度是向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进而“私有化”的方向去的。
笔者一直是坚决反对去土地集体所有制的。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私有化趋势浩浩荡荡，坚持集体所有制实在是太不识时务了，嘲笑笔者是螳臂当车。
但我深信不疑，土地改革私有化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不利于中国应对粮食危机，土地改革只能巩固集体所有制。
甚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不能搞无偿承包经营，一定要搞有偿承包经营。
笔者在6年前曾经预言：
2018年中国一定会再次土改，不是加速私有化，而是重回集体所有制。
原因很简单，因为粮食安全。
中国一旦因为粮食供给出现较大缺口，做出恢复“粮食定购任务”的制度安排的可能性极大，如果一旦做出恢复“粮食定购任务”的决策，土地制度改革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向，不是转弯，是转向。
转向哪里？
再次转向集体所有制。
这个判断和邓小平1993年3月所说的“两次飞跃”——重回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是“大包干”，更不是“分田单干”了。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认为“两次飞跃”是必由之路。
一旦重回“粮食定购任务”体制，粮食任务只能下达到村社，村社再实施“联产承包到户”或“联产承包到合作社”或“联产承包到互助组”。
对于粮食产区来说，承包耕地就应该承担粮食任务，这是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则和办法。
承担了粮食定购任务的农地承包者，也必须承担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义务；
反过来，承包者是水利建设和管理的主体，有利促进土地的产出最大化，确保粮食安全。
由于农地承包权是有义务（粮食任务和水利建设）的，因此农地承包权有可能会再次成为“负产权”，在城市非农就业了的人就有可能将农地承包权重新交回村民共同体——村社集体，或委托村社集体转包，土地的发包权和调整权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农民共同体（村社集体）的手上。
已经多占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和现在不占有或少占有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在地权上会重新回到同一公平线上——平均地权。
村社共同体内部的种粮能手可能会成为农地“联产承包”的经营主体和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主体，承包权不再是无偿和无义务的了，应该是有偿和有义务的，多数农村人虽然依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所有人（有份额所有权），但有可能并不承包经营农地了。
农业补贴不会补贴到农户了，而是补贴到农民共同体（村社集体），再由村社集体补贴到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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