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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由法定准备金率、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量、货币政策和借贷情况等条件决定的,特别是中央银行对其有较大的控制权,因此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可以看作是自变量。

(2)V(货币流通速度)是由社会环境(如支付制度)、个人习惯、技术发展状况(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所决定的。

由于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在长期内变动也极慢,因此,V在短期内是稳定的,故可视为不变的常数。

(3)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国民收入Y变动极小,故也可视为常数。

这样,由于V、Y是常数,而M是自变量,因此可得出结论:

货币数量M的变动导致物价P的同比例变动。

货币数量的变动是因,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果。

由于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推论,恒等式MV=PY便为物价水平的控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根据交易方程式MV=PY不难得出货币需求的表达式。

只要将等式两边同除以V,就可得:

M=

PY

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情况下,货币存量M就等于人们所愿意持有的货币量,即货币需求Md。

因此,可以得出:

Md=

这就是由传统货币数量论导出的货币需求函数。

从中可以看出,货币需求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和名义国民收入。

而根据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所以货币需求就取决于名义国民收入,也就是为了满足交易需要而必须持有的货币量,故该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现金交易说”(transactiontypeofquantitytheory)。

但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

因为,它缺乏经验证明。

实证结果表明,实际的价格水平变动与货币存量的变动方向有可能不一致,也不一定存在同比例的变化关系。

而且,其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也不现实,在现实生活中,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较差,货币供给的变化为货币流通速度及实际产出的变化所抵销,并不会完全为价格变动所吸收。

现金余额说

现金余额说是以马歇尔和庇古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创立的。

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观点,与1917年写了《货币的价值》一文,马歇尔则于1923年写了《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

他们都从另一角度研究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

剑桥经济学家不仅仅将交易水平和影响人们交易方式的制度作为研究货币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还探讨了在不同环境中人们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

这样,在剑桥模型里,个人在持有货币的数量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并不完全受诸如他们是否使用信用卡购物等制度的约束。

与此相对应,剑桥的理论没有排除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剑桥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持有货币,是由于货币具有以下两个属性:

(1)交易的媒介。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人们用它来完成交易。

剑桥的经济学家同意费雪的观点,即货币需求与交易水平相关(但并非完全相关),由交易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名义收入成比例。

(2)财富贮藏。

货币的财富贮藏功能使得人们的财富水平也能够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

财富增加,则个人需通过持有更多数量的财产来贮藏,而货币也是财产的一种。

因而财富增加,则对货币财产的需求也增加。

由于剑桥经济学家认为名义财富与名义收入成比例,所以他们还认为货币需求中由财富引起的对货币的需求也与名义收入成比例。

他们进一步认为,经济主体愿意持有的平均货币数量或现金余额,也即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在名义国民收入Yn中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比例K,因此货币需求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Md=KYn

由于名义国民收入是实际产量或实际收入Y与物价的乘积,即Yn=PY。

因此上式又可以写成:

Md=KPY(8-2)

这就是剑桥学派建立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该方程式表示人们意愿持有的货币存量Md与名义国民收入保持一固定的或稳定的比例。

式中K表示国民收入中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与现金交易方程相比,它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倒数。

剑桥学派采用K,而不采用V,是与剑桥方程式强调货币需求有关的。

因为研究K,就要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即研究决定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因此,K的引入开创了对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

如果K、Y都为常数,则物价水平与货币存量成同比例且同方向的变化。

这就从另一方面得出了与费雪相同的结论。

但是现金余额说和现金交易说的货币需求方程式的内涵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现金交易说看重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强调货币的支出,而现金余额说则强调货币的持有,即储藏功能。

其次,现金余额说重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现金交易说则注重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经济社会等制度因素。

最后,现金交易说所指的货币数量是某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量,是一个流量概念,而现金余额说所指的货币数量是某一时点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存量,是一个存量概念。

尽管存在上述的诸多区别,但现金交易说和现金余额说都是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因而都是属于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

第二节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

流动偏好(liquidityperference)指的是公众愿意用货币形式持有收入和财富的欲望和心理。

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而人们在心理上具有对流动性的偏好,即人们总是偏好将一定量的货币保持在手中,以应付日常的、临时的和投机的需求。

因此,人们的货币需求就取决于人们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

这种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或人们的货币需求是由三个动机所决定的:

第一是交易动机,即由于收入与支出的时间不一致,人们必须持有一部分货币在手中,以满足日常交易活动的需要;

第二是预防动机,即人们为应付意外的、临时的或紧急需要的支出而持有的货币;

第三是投机动机,即由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人们便根据对利率变动的预期,为了在有利的时机购买证券进行投机而持有的货币。

三种动机对应的货币需求分别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投机需求。

需交易求

人们为了交易而持有货币就会形成货币的交易需求。

货币的交易需求产生于收入和支出的不同时间,如果某人在某一时刻收入的数量和他在同一时刻支出的数量完全相等,则他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交易目的而保留货币。

因此,交易需求首先取决于收入和支出的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越长,交易需求就越大;

反之亦然。

如果假定收入和支出的时间间隔已定,则交易需求就取决于交易数量的大小:

它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而近乎同比例地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交易数量是影响交易需求的主要因素。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特别是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化,更多的产品需要通过交易才能进入消费领域,因而参与交易的商品也会相应增长。

另一方面,尽管交易总量中包括了各种中间产品和其它活动的交易,但它与国民收入之间通常保持有相当稳定的比例关系。

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起见,这里忽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其它因素的作用,而主要考虑交易数量的作用;

同时,在交易数量中,忽略中间产品及其它活动的交易,而主要考虑最终产品即国民收入的交易。

这样,影响交易需求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民收入水平。

写成公式形式就是:

L1=K(Y)(8-3)

其中,L1表示货币的交易需求。

如果进一步假定,交易需求与收入的关系是线性的,则交易需求曲线将如图8-1所示。

图中,纵轴L1为交易需求,横轴Y为收入,交易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故交易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另一方面,如果收入为零,则无需为交易目的而保留货币,交易需求也等于零,故交易需求曲线经过原点。

L1L1

L10

0Y0Y

图8-1货币的交易需求

预防需求

货币的预防性需求是指企业或个人为了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支出,或者捕捉一些突然出现的有利时机而愿意持有一部分货币。

正如凯恩斯所一贯坚持的那样,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人们不可能把一切支出都计算好,并据此来决定持有多少货币,而总要在日常的支出计划之外,留出一部分货币,来应付诸如生病、原材料涨价之类的突发事件,或者捕捉一些意料之外的购买机会(如商品降价等)。

这部分货币需求就构成货币的预防性需求。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也是同收入成正比的,因而其需求函数与交易需求函数相似。

投机需求

货币的投机(speculation)需求产生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为了能在将来有利的时机进行投机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持有的货币。

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假定,人们只能在货币和债券两种资产之间进行选择。

在任何时候货币的持有者可以在市场上将货币转换成债券,债券的持有者也可以在市场上将债券转换成货币。

但持有债券是可以获得收益的,而持有货币只能获得流动性。

如果某人预计将来利率不会上升而可能下降,则会购买债券;

如果预计未来利率要高于现在,则宁愿暂时持有无息但安全的货币,而不愿购买有息但危险的债券。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债券价格与利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的关系。

计算债券价格V的公式是:

(8-4)

上式中,R1、R2……Rn分别表示从第1年到第n年应支付的利息,A表示在第n年应支付的到期票面金额或本金,r表示利率。

由上面公式可知,债券价格取决于四个因素:

债券利息、到期应付本金、到期期限和利率。

在前三项假定不变的情况下,债券价格的变动就取决于利率的变动,而且,二者变化方向相反:

利率越高,债券价格越低,反之亦然。

任何购买债券的人都必须预计到利率在未来的变动。

从货币转向债券的人,预料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升,认为现行利率是高的,现行债券价格是低的;

而债券转向货币的人则相反,预料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降,认为现行利率是低的,现行债券价格是高的。

如果财富持有者认为现行利率过高,则会预计它将会下降,因此就放弃货币购买债券,这样不仅在目前享受到较高的利息收益,而且在将来利率下降、债券较高上升时获得资本收益。

另一方面,如果财富持有者认为现行利率过低,则会预计它将会上升,于是放弃债券而持有货币,这是因为,当利率低时,由于放弃债券而放弃的利息较少,而如果持有债券则当利率上升、债券较高下跌时,资本损失就很大。

因此,如果认为利率将要上涨,则目前持有闲置的货币最为稳妥。

综上所述,投机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变化方向相反:

利率高时,人们较少持有货币;

利率低时,人们较多持有货币。

投机需求函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L2=h(r)(8-5)

其中,L2表示投机需求,r为利率。

这一函数式表明,货币的投资性需求是利率的函数。

现在考虑两个极端情况:

利率特别高和特别低时的投机需求。

当利率特别高的时候,人们认为,利率已经如此之高,不可能再高,债券价格是如此之低,不可能再低,此时购买债券最有利可图。

即使万一利率还要上升,债券价格会下跌,那也无关紧要,因为极高的利息收益完全可以补偿债券价格下跌的损失。

因此,在极高利率水平上,购买债券是明智的,保存货币则很愚蠢,于是投机货币需求为零。

另一种情况是,当利率特别低时,人们认为,利率如此之低,不会再低了,债券价格是如此之高,不可能再高,此时持有货币最为安全。

如果购买债券则注定会吃亏,因为极低的利息收益根本无法弥补债券价格下降带来的资本损失。

故人们把货币都尽量留在手头,这种状况凯恩斯称之为“流动性陷阱”(liquiditytrap,亦称凯恩斯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货币需求可以任意大,因此投资性货币需求曲线就成为一条水平线。

凯恩斯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略了货币的投机性需求。

货币的投机性需求产生的关键在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而这又根源于货币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短期内,收入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决定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利率的变动。

由于利率的变动是经常的,所以经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是不稳定的,当利率提高时,货币需求会减少,即人们抛出货币,结果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

反之,当利率下降时,货币需求增加,人们就持有更多的货币,结果减缓了货币流通速度。

因此,货币流通速度V或其倒数K都极不稳定,它们并非是传统货币数量论所设想的常数。

这样,凯恩斯就将传统货币数量论中的V或K从假定为常数变换成取决于利率的变数,从而直接将利率列入货币需求的因素中去,这是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最大发展。

第三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以后,货币需求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学家一方面用更为细致的模型证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在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对交易需求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在货币需求的分析中认为,货币的交易需求是收入的函数,而与利率无关。

后来,经济学家威廉·

鲍莫尔(WilliamJ.Baumol)和詹姆斯·

托宾(JamesTobin)分别发展了相似的理论模型,证明交易需求同样是受到利率影响的。

他们的模型被称为鲍莫尔-托宾模型。

模型首先分析了消费者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

假定一个消费者(或企业)每隔一段时间就获得一定量的收入Y,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均匀地将它都花费出去。

显然该消费者可以在期初获得这笔收入之后,全部以货币的形式持有,然后均匀地将它用于消费,直到期末全部花费完为止。

这样整个时期,他平均的货币持有额就为Y/2,由于持有货币是没有利息收入的,因此如果债券的利率为i的话,该消费者损失的利息总收入就为i·

Y/2,也即消费者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为i·

Y/2。

为了减少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消费者可能将收入中暂时不用的部分去用于购买债券等生息资产。

在极端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在期初将全部的收入都变成债券,然后在每笔支出时卖出一部分债券,这样他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息收入。

但是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成本的,因为消费者必须为债券的出售耗费时间和精力,并且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所有这些构成了债券的交易费用。

假定每次出售债券的交易费用为b,那么当交易次数达到一定程度时,消费者的交易费用就可能超过利息收入。

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必须在利息收入和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他持有的货币余额越少,损失的利息收入就越小,但是需要出售债券的次数就越多,从而交易成本就越大。

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将会选择一个最优的货币持有量,使得利息损失和交易成本之和最小。

下面就来推导一下这个最优的交易需求持有量L。

假定消费者在期初全部以债券的形式持有其收入Y,然后定期出售K数量的债券以获得交易所需的货币。

这样债券出售的次数就为Y/K,交易成本则为b·

Y/K;

同时其平均货币持有额就为K/2,损失的利息收入就为i·

K/2。

也就是说,消费者这样做时,其总成本C为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

C=b·

Y/K+i·

K/2(8-6)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使总成本最小,因为b、Y、i都是固定的,只有K是可变的,即选择适当的K来使总成本C最小。

为此求上式关于K的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即:

-b·

Y/K2+i/2=0

得:

K=(2bY/i)1/2

K即为使总成本C最小的每次债券出售额。

相应地,最优的交易需求货币平均持有额L为:

L=K/2=[(2bY/i)1/2]/2(8-7)

这就是著名的“平方根公式”。

它表明货币的交易需求与收入Y和债券的交易费用b正相关,与利率i负相关。

如果我们分别对交易需求求收入弹性Ey和利率弹性Ei,可得:

Ey=

·

=0.5

Ei=

=-0.5

货币交易需求的收入弹性为0.5,它表明收入增加后,货币需求虽也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较小,这是因为货币的交易需求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即经济主体会因收入规模增大而尽量节省货币持有额;

货币交易需求的利率弹性则为-0.5,这表明利率变动后,货币的交易需求会向相反方向变动,但变动的幅度也较利率变动的幅度小。

鲍莫尔、托宾的理论论证了即使是最基本的货币需求——交易需求也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这一论证进一步完善了凯恩斯的交易需求理论,从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的以利率作为传导机制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说明了利率的变化不仅是影响投机需求,而且也影响交易需求,这就向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指出,利率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在决定货币供给量的时候更应注意利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对预防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货币的预防需求与交易需求一样,只决定于收入水平,而不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但美国经济学家惠伦(Whalen)在他的《现金的预防需求的合理化》的论文中论证了货币的预防需求也同样与利率是负相关的。

惠伦认为,货币的预防需求也有一个最优量,他分析了影响最适度货币预防需求的因素,认为主要有两类因素影响了货币的预防需求:

一是非流动性成本,非流动性成本是指因低估在某一时期内的现金需要而造成流动性不足的严重性。

为预防目的而持有的货币减少,由于缺乏现金而无法应付意外事件,以致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预防目的而持有的货币越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这一损失的可能性就成了少持有或不持有预防性货币的代价;

二是持有预防性货币的机会成本,即为持有这些货币而放弃的利息收入。

上述非流动性成本和持有预防性货币的机会成本就构成持有预防性货币的总成本。

由于要降低非流动性成本必须持有较多的预防货币,而这会提高机会成本,要减少机会成本必须持有较少的货币,而这会提高非流动性成本。

这时必须选择最适度的预防性货币以使这两种成本之和降到最低。

惠伦经过严密的数学推论得出结论:

利率的变动会导致预防性货币持有额向相反方向变化。

当利率上升时,持有预防性货币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

于是,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就可能超过了不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这时,货币持有者就会减少他所持有的货币,以购买能给他带来利息收益的金融资产,直到这两种边际成本相等为止。

这时,两种成本之和最小。

当利率下降时,情况正好相反。

可见,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也同样是利率的减函数。

这样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之和的需求函数可以写为:

L1=L1(Y,r)(8-8)

对投机需求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对货币投机需求的分析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批评。

他认为,当债券的预期回报率低于货币的预期回报率时,人们将只持有货币来贮藏财富。

反之,当债券的预期回报率高于货币时,人们仅持有债券。

仅在极少的情况下,当人们认为货币和债券有相同的预期回报率时,才同时持有。

因此,凯恩斯的分析实际上排除了人们同时持有债券和货币等多样化帐户作为财富贮藏的可能性。

很明显,多样化理论对于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策略,而凯恩斯的分析对此几乎不加以考虑,这是其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

托宾发展了一个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试图弥补凯恩斯的分析中的这一缺陷。

他的基本观点是,债券投资者在作出行动决策时,对利率的动向会有坚定的看法,但并不是确定无疑的。

他们预期利率将会变动,但是他们只能猜测变动的方向和时机。

任何一个购买债券的人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

托宾在他的论文中论证说明,即使投资者所料想的可能正好是利率将会发生的上升或下降,他们还是愿意保持一笔安全资产,去减少他们的全部资产的风险。

财富中以货币形式保持的部分所占比例越大,由债券价格一定百分数的变化而造成的全部资产价值变动的百分数就越少。

因此可以认为,投资者是通过变动他们资产中货币和债券的比例,来权衡风险和报酬的。

在任何一定的利率条件下,当他们把资产逐渐地按较大的比例转移到债券上去,并按较小的比例保持在货币上,那么,他们全部资产的平均报酬将增加,但是同时,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也将增加,这样,当更多债券带来的增加的报酬,正好同他们对避免增加风险所作的价值平衡时,投资者将停止增加他们资产中债券所占份额。

当然,在任何时候,不同的投资者对于所包含的风险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风险和报酬的比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一些可称为风险偏好的投机者,他们甘冒重大的风险不惜孤注一掷,以求赚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但对大多数风险规避者来说,他们会决定采用保持一定量货币的方法,以冲淡他们的资产所冒风险。

一般来说,当他们对增加风险的反感与增加债券持有量所得到的收益权衡比较时,债券对财富的比率,在利率高时将比利率低时更高一些。

当利率上涨时,原来被认为最适当的货币对财富的比率将下降。

这样,托宾的论点正好和凯恩斯所得到的结论相同。

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在利率上升时将下降,反之,在利率下降时将上升。

在刚才的论述中,我们假定投资者只在两种资产,即货币和债券之间抉择。

事实上有着许多不同的债券,而且投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还可选择持有股票、不动产和其它风险资产。

在这场合,上述有关债券与货币的结论能够推广应用于各种资产组合方式,并且不影响利率与货币的投机需求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

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题为《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的论文,这标志着货币数量论的重新复活。

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并不象传统货币数量论那样,假定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产量不变,并把货币流通速度也作为固定的常数,然后研究货币数量同物价的关系。

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是货币需求同货币供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货币供应的是货币制度,即法律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而货币需求的决定则是货币数量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这样,弗里德曼便认为,货币数量论并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水平的理论,而是货币需求的理论,即货币需求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理论。

因此,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是从货币需求入手的。

弗里德曼将货币看着是资产(财富)的一种形式,货币既然是一种资产,那么最终财富所有者对它的需求,也就是以货币这种资产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就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总财富Y。

总财富中包括各种形式的资产。

在实际生活中,对总财富很难加以估计,而收入可以发挥财富指标的作用。

但是,可以表示财富状况的当期收入又常常增减变动,无一定的规律,故不适于代表总财富,这样,弗里德曼就采用较稳定的“持久性收入”作为总财富的代表。

所谓“持久性收入”指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收入的平均数,即长期收入的平均数。

利用这一变量可以排除一些暂时性的扰动因素。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与持久性收入Y成正相关关系。

第二,非人力财富份额。

财富是由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组成的。

由于人力财富向非人力财富的转化,不能通过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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