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收入差距;

职业分层;

农民工;

城镇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新常态”，依靠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新常态”下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主要路径，除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外，必然要更多依靠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国内居民消费。

引导在城镇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以下简称“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镇社会，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的劳动获得合理回报，提升其收入水平，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内需的关键。

而要推动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市，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的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三个不同层面：

首先，职业收入上存有着同工不同酬，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从事相同或者相似的职业岗位，两者的收入却存有显著差距。

其次，职业分布上存有“粘地板效应”，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往往都是底层职位，像被粘着在地板上一样堆积在劳动力市场的底端。

最后，职业流动上存有“天花板效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即便获得了从事较高职位的资格，也无法获得相对应职位。

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在职业上三个层次差异是共存的，也是相互联系的。

从以往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围绕着同工不同酬展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

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却难以完美解释两者在职业分布和职业流动上的差异。

相形而言，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则更具合理性。

本文综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框架，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职业分层理论来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期能够获得新的发现。

一、问题梳理及文献回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劳动力市场普遍存有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歧视［1］。

学术界很多是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入手，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主要分析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作用及其结果。

还有研究者结合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收入差异作了理论以及实证解释和分析。

随着户籍制度管制的松懈，大量农民工到城镇务工，在城镇地区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收入比较又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流动出现了户籍属性与居住地属性的分离。

同时，很多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在事实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用工单位除了考虑户籍性质等制度性要素外，还有基于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市场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经过市场选择，其收入水平高于人力资本低的劳动者是市场的理性选择［2］。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二元性［3］，探讨了人力资本对于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投资回报率或者收益率差异问题。

但是，对于是否存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收入差异有何影响，很多研究则并未涉及。

无论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还是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研究，主流研究采用的理论依据大多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却都忽略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

近些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和高考扩招后农村户籍大学生的涌现。

自200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到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除少数特大城市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

尽管有研究者使用2003—2006年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缺少充足的证据证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流动方向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4］，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解读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地位的合理性越来越弱。

同时，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后，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保留了农业户籍，高考制度“掐尖”效应消失，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相当数量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仍保留农村户籍的大学生，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他们也是农民工的一部分。

农村户籍大学毕业生的涌现，改变了以往农民工人力资本集中偏低的状况，在一定水准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但却并未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针对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职业阶层之间收入差异的日益明显，不加限定的使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来解释城镇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显然不太合理。

学术界以往研究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重点是界定、分析制度歧视和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却忽略了一些既没有被社会制度，也没有被人力资本所涵盖的影响因素，比如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研究主题能够像职业分层一样成为社会结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大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

其原因主要有三：

（1）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

（2）职业分层在经验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

（3）特别是职业本身与经济社会资源占有之间存有紧密的联系，而经济社会资源占有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的结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中国转型期职业分层也能够像西方社会一样反映出社会分化和阶级结构。

陆学艺提出，“以职业划分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5］（P223），认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位置以及个人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

职业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可以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形式表现出来，且能够转化为支配地位、权力和收入等。

由此可以看到，职业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且与经济收入存有着紧密联系。

如果两个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毕业后从事不同层级的职业，从事较高职业层级者显然能够利用其职位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这也意味着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等级的职业阶层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且这种职业等级带来的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不同效用来实现，更容易被解释为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更加隐蔽。

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社会结构的影响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职业分层视角对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而职业分层背后掩盖的社会结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未能真正凸显。

综上，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城乡户籍隔离，也存有着职业分层差异。

因此，只考虑户籍而忽略职业分层作用就在研究中必然缺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对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异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职业分层作为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在控制职业分层的基础上，也就是把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按照职业等级进行分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现状和原因，进而力图对劳动力市场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分析思路是：

在控制城乡户籍劳动者职业等级的前提下，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同一个职业等级中的收入差距大小和产生原因。

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两种分析方法：

第一种是分位数回归方法。

它利用解释变量的多个分位数（例如四分位、十分位、百分位等）来得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分位数方程。

与传统OLS只得到均值方程相比，此方法可以更为充分的考虑变量分布，特别是适合于分析收入等不均匀分布的变量。

第二种方法是Blinder－Oaxaca分解。

它是国内外学者分析不同组群之间收入差距时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是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方法。

该方法基于反事实假设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收入均值的分解。

此分解是把组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分解为两部分：

一是归结于因为个人特质差异可以解释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如教育、工作经验等;

二是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即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无法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

所胃“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歧视所导致的收入差异，但实际上还包括未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异［6］。

本文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比较在不同职业等级的人群劳动力市场歧视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大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该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式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

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

每次调查全国样本量约为1万余户家庭。

继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一、二、三期调查之后，2013年的第四期调查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开展的，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

三、主要分析结果

（一）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主要特征根据上述设计，本文重点研究对象是从事非农工作、有收入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

因此，本文首先对这两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资水平等。

从调查结果来看，城镇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44%是女性，平均年龄40．79岁，平均每月工作23．32天，平均每天工作8．42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12．95年，平均工作月收入4026．43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57%;

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38%是女性，平均年龄40．85岁，平均每月工作23．00天，平均每天工作9．16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8．90年，平均工作月收入3382．08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14%，参见下表1。

比较这两个群体，能够看到两者差异最大的有三个方面：

平均工作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单位。

城镇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工作收入上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公有制单位就业。

（二）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分析本文先对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整体作Blinder－Oaxaca分解，以分析两者整体上收入差距的状况。

在做Blinder－Oaxaca分解之前对因变量月收入取对数，并假定所有人都是在结束学业之后参加工作，其工作年限等于年龄减去6再减去受教育年限。

另外，考虑到农民工受教育水准整体偏低的特点，在受教育年限之外，还加入了工作技术水平（体力劳动、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变量。

上表2中的模型是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解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发现，两者收入总体的差距是0．300，其中可以解释的部分为0．248，占收入差距的80%以上，而不可解释的部分为0．052，占比不足20%。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不考虑其他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