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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汉城（今首尔）举行并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定亚太经合的宗旨目标、工作范围、运作方式、参与形式、组织架构、亚太经合前景。
亚太经合的目标是为本区域人民普便福祉持续推动区域成长与发展;
促进经济互补性，鼓励货物、服务、资本、技术的流通;
发展并加快开放及多边的贸易体系;
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
这次会议也正式将中国、中国香港、中华台北三个经济体同时纳入亚太经合会。
1992年9月10日至11日，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确定将亚太经合秘书处设在新加坡，并确立亚太经合运作基金的预算规则。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积极推动下，1993年11月20日，首届亚太经合经济领袖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并宣示亚太经合第一阶段的肇始。
第一阶段的主要动力是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重视经济外交与亚太的经济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起飞。
从199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APEC在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方面在制定规划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
1994年第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茂物宣言》），确立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提出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不迟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并明确了单边行动计划（IAP）和集体行动计划（CAP）是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1995年第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讨论和制定了旨在顺利实现《茂物宣言》的行动方针，构筑了区域内的长期合作框架。
会议发表了《大阪宣言》，通过了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大阪行动议程》。
提出了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的9项原则、15个具体领域及其集体行动计划和总的执行框架。
各成员则宣读了“首次投入”方案，1996年起实行。
1996年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APEC高官会议上，各成员分别提交了实施自由化的单边行动计划，并列出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以前将采取的措施和大致计划。
1996年11月第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
从憧憬到行动》，通过了实施贸易自由化的《马尼拉行动计划》和指导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宣言》。
1996年以来，APEC各成员主要通过执行和制定单边行动计划的方式，对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作出一些承诺。
1998年开始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磋商是APEC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又一项重要活动，但因成员立场分歧过大，最后未取得实质成果。
除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进展外，投资自由化进程则仍以信息交流和政策对话为主。
第二阶段是APEC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机制化，其进展主要反映在两个平衡的推动力：
首先是东盟与中国对这种自由化可能带来的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更多的投资有着强烈的期待，所以，愿意积极去推动这种机制化。
同时，它们国内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市场的扩大开放。
其次是美国对贸易的区域一体化持非常积极态度。
多渠道、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为一体化奠定基础
到了第三阶段，由于受金融危机和1998年部门提前自由化受挫因素影响，APEC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步伐开始放慢。
在继续认同自由化目标的前提下，APEC逐渐调整了工作重点：
由一体化、自由化转向具体的多边谈判的协商、贸易便利化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务实性安排上。
特别是便利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贸易的所有环节，如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
简化和加速短期商业旅行和临时居住的处理，促进本地区商务人员的流动。
同时，成立了APEC高官会经济技术合作分委会，专门负责管理、协调经济技术合作活动，为其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通过《走向21世纪的APEC科技产业合作议程》等文件;
“单边行动计划”确定了能源、珠宝、玩具等15个部门进行提前自由化磋商;
加强电子商务领域活动;
促进实现无纸贸易的目标、审查各成员采用电子商务的情况，推动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
积极推动其新经济的概念，强调促进新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是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创造开放的市场条件。
东亚金融危机后，区域经济合作的部分重心转移到了APEC之外，这就形成了亚太区域一体化的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构建中国与东盟，中日韩与东盟的多领域、以项目为核心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交叉建立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这种合作表明：
在当时那个阶段以APEC为主的全区域覆盖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安排并不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而不同水平与经济互补的国家建立符合它们实际情况的不同层级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是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最佳选择。
小区域的跨国项目合作与根据各国实际需要推进经济能力的建设，特别是提高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是东亚亟需的议程。
各种复合式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必定为整个亚太贸易自由化奠定基础。
中国与东盟的“10+1”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
“10+1”确定了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
在“10+1”合作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3年，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3628亿美元。
1997年12月15日，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在马来西亚举行。
东盟各国和中日韩3国领导人就21世纪东亚地区的前景、发展与合作问题取得广泛共识。
在10+3合作进程中，外交、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6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
与10+3并行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领导人（10+1）会议，即三个10+1合作机制。
2001年，东亚13国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为东亚地区合作提出了发展蓝图。
2004年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决定，2005年召开首届东亚峰会。
10+3最重大的成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之前的9.8%降至0.1%，而东盟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低到0.6%;
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将于2015年实现90%商品零关税的目标。
双方设立了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合作基金;
实施“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计划”;
签署了《中国-东盟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关于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谅解备忘录》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经济合作框架》。
随之而来的则是双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7.6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2%，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8.5%的平均增幅。
10+3机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合作平台，已经拥有66个不同级别的机制，涵盖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文化等24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较高水平的框架体系。
10+3国家在维护金融和粮食安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包括成功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建成24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共同出资设立7亿美元的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成立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初步构建起地区金融安全网。
10+3大米紧急储备规模已达87万吨。
除10+1与10+3外，另一个风起云涌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双边与跨区域自由贸易区。
到2005年APEC内部成员间已生效的FTA达到18个，这反映了亚太区域内较发达的国家正在力图加快自由贸易与投资的进程，避免因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而无法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获取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红利。
其中，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个APEC成员2005年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就是后来扩大的TPP的核心成员。
东亚各国已经实施和已经缔结的FTA，大多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区域合作组织间的，其中有区域内的，也有区域外的。
中国已经签署或实施的9个FTA中有5个是跨区域：
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的;
日本12个FTA中有4个跨区域的：
墨西哥、智利、瑞士和印度;
韩国的跨区域双边FTA的发展快于中国和日本，8个双边，6个跨区域双边FTA;
新加坡的跨区域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其14个双边FTA中，有10个是跨区域的。
①东盟已经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6个国家分别签署了5份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共同与东盟签署一份）。
从2009年开始，亚太区域一体化进入第五阶段。
由于西方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东亚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
而美国对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与东盟发展双边的FTA和把10+3升格为地区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而把美国排斥在外的贸易安排深感不满，2010年3月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即出口额从当时的1.5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14万亿美元。
据美国政府推算，这一增长将会为美国创造200万的就业岗位。
这个计划的落实就是需要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
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
近年来，美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国和地区似乎仍保持不变，前三大出口国分别为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
而从出口增长比率来看，非洲出口同比增长最快，为31.1%;
其次为中南美洲，为21.1%;
欧洲为19.3%。
鉴于这种态势，东亚主要的出口国需要以拉大竞争标准，扩大亚太较发达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平衡过于依赖美国市场的合作形式来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
而美国也决定在TPSEP基础上，发展有利于美国竞争力标准的亚太高一层次的一体化形式―TPP。
而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16国则决定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相抗衡。
复杂性、多样性使一体化难度要远大于其他地区
从全球范围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六种组织形式：
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
目前真正在组织化形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经济政策统一上达到经济一体化的是两个：
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其中前者属于经济联盟，后者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
APEC虽然是一个组织性的合作机制，但它的属性仍然是协调经济合作，是地区内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没有一个约束性的机制和强制实现一体化的目标。
至于10+1、10+3均不属于这六种一体化组织形式。
RCEP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
它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自由化程度将高于目前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
所以，它应该是介于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之间的一种一体化形式。
而TPP目前则很难定位，因为它主要是制订可以推广到全球的新世纪贸易、投资综合性经济规则，是一个有统一市场规则，但不以商品、人员、劳务、资本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为主要标准的一体化集团。
在亚太地区，APEC成立时间要比北美自由贸易区早5年，总人口达26亿，国内生产总值之和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区的2倍，达到19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是11.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56%;
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量的48%。
在组织机制方面也非常成熟，有5个层次的运作机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部长级会议;
高官会;
委员会与工作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委员会及10个专业工作组）;
秘书处，还有工商咨询理事会与CEO峰会。
APEC地区的平均关税从1996年的10.7%降到2008年的6.95%，降低的幅度为35%;
除了韩国、墨西哥等6国外，其他成员的平均关税均已降到10%以下。
其中，发展中成员关税下降幅度大于发达成员，特别是菲律宾、印尼、中国、智利、泰国的简单平均关税削减幅度较大。
②而根据APEC秘书处提供的数据，APEC区域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1989年的17%降至2011年的5.7%。
从2007年至2010年，APEC成员经济体通过简化通关程序和减少审批流程，实现了交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
③
但是，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APEC的一体化实际进程却是缓慢的，在实现其主要目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各成员国削减关税程度与商品覆盖比率并不均等，多数削减并不是APEC集体行动结果，而是单边计划的自愿性安排或主要是根据双边的FTA协议执行的。
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更没有规制性的安排。
当然，与欧盟这种经济与政治联盟的一体化更无法相提并论。
造成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步履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亚太地域广，分散于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四地，横跨太平洋两岸;
成员多，有21个，相互之间很难结成一个紧密性的集团。
而欧盟领土虽西起大西洋、东至波罗的海、北起北极洋、南抵地中海，但总面积不过397万平方公里，但基本上陆地接壤或海路相近，地中海东西相距不过4千公里，而太平洋两岸则达到1万多公里。
其次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既有发达工业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
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
就宗教信仰而言，既有基督教国家，又有佛教国家;
就文化而言，既有西方文化，又有东方文化。
成员的复杂多样性是APEC存在的基础，也是制定发展目标时重点需要考虑的因素。
以东盟十国为例，东盟十国内部新加坡、文莱是发达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是新型工业化国家，越南在进行积极改革，柬埔寨、老挝、缅甸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
人均GDP上，水平最高的新加坡与最低的缅甸相差约80倍，与老挝、越南相差40倍，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
亚太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各国在推进一体化的目标和进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也限制了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空间。
不同国家对全面开放经济的成本承受力不同，发达国家不愿在利益上作出重要让步，缺乏核心领导国家推动等。
再加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方面很难达成共识。
所以，各成员国对执行《茂物宣言》和《大阪行动议程》分歧很大，目标至今无法推进。
当然，开放、渐进、自愿、协商、发展、互利与共同利益的APEC精神也决定不能强制成员国去实现超越其能力与利益的目标。
其三，从亚太地区的成员结构分析，主要是两大块―美国与东亚地区，其次才是澳大利亚与拉美国家。
所以，任何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就需要从政策上、政治上理顺好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从东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流向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高技术附加值的出口国―日本，也有以劳动、能源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国―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
其中，它们的共同主要出口地是美国。
在APEC建立的10～15年左右期间，总体上东亚对美国出口增幅迅速，而美国对东亚的出口则增幅较慢，美国对主要的东亚国家―中国与日本―维持着巨额的贸易赤字。
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美出口就如脱缰的野马迅猛跃升。
但即便如此，美国对APEC成员国的出口仍占据到美国货物出口的61%（7750亿美元），私营服务出口的37%，美国500万的工作岗位是由这些出口确保的。
正是因此，美国对APEC的贸易自由化有着一种矛盾的心态：
2004年，随着西方经济强劲复苏与国际贸易蓬勃的发展，东亚实现了最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④面对这轮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势头，美国在2006年APEC会议上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议，并得到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认可。
但是，美国很快又对这个建议不再积极，担心中国等国利用这种自由化更快地向美国出口。
所以，它又把焦点转向不包含中国的TPP，制订对主要依靠国家经济力量与国企的中国不利的竞争规则。
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患得患失，打这种战略小算盘，才使得APEC这个最大的地区经济组织过去10多年失去了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火车头的机会。
东亚的互联互通将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催化剂
由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国把主要精力放在TPP的最后冲刺上，而APEC其他9个经济体均没有进入TPP，所以，亚太区域一体化有可能将进入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机制方向不一，部分APEC成员体身份呈现双重性，相互交叉抵消与牵扯。
美国主导与意味坚持的TPP一方面由于成员国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很可能不会在2015年上半年圆满地达成协议;
另一方面，其最终实施的方案将会在经济上分裂亚太地区的一致性，加剧TPP与非TPP成员国之间在市场准入、跨国公司使用劳工、政府采购的平等招标、私人企业的滥用法律诉讼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摩擦与矛盾，特别是会削弱APEC内部在贸易便利化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务实性安排上合作气氛。
为扭转这种不利于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在这次APEC北京会议，中国对2006年已经提出的建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作了再肯定与复活的创议，在其积极推动下，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终于同意批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定;
准备就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开展信息交流，促进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经存在并已经开展的自由贸易区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其他在谈自贸区的互动和信息交流。
虽然在美国的反对下，APEC没有采纳可行性研究这个更正面与积极的安排，而是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
因为，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可行性研究通常是在一项谈判开始前完成的研究，而亚太自贸区不是关于开始新的谈判，而将基于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谈判。
⑤
从美国的表态看，显然是想把这种研究导入TPP谈判进程，让APEC最终与TPP重合。
但这种设想并不符合东亚地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它反映了美国力图维持其在地区不平等的竞争力与经济优势。
而其他国家则希望，通过联合战略研究实现自贸区互动;
协调现存自贸区和TPP、RCEP的差异与矛盾;
整合不协调的贸易规则，避免碎片化的“意大利面碗”效果。
由于这种战略研究需要至少两年时间，最终能否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仍存有众多不确定的因素。
美国主导的TPP标准远远高于亚太自贸区及中国已签订自贸协定，所以相当时期内并不会互补合作是主流。
因此，APEC成员国应该在更重要的务实合作议题上进行努力探索。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博拉尔德也表示，APEC长期致力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应让这一多边合作平台成为「新思想孵化器」，继续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
这次北京会议发布《APEC互联互通蓝图》，就是为最终实现自由贸易区目的的中间性的安排，亚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蓝图》对硬件、制度、人员全方位互联互通给出明确时间表，设立出2025年实现亚太地区“无缝联通”的目标。
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其他方式提高基础设施融资;
发展更新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
在制度互联互通方面，应对贸易便利化、结构性和监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问题。
2020年实现各经济体经商成本节约25%，通商效率和便利度提高25%的目标。
2013年以来，我国提出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倡议，其核心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是互联互通的重要依托，旨在从密切欧亚各国经济联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地区和谐繁荣的战略高度出发，打造一个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经济带。
其中实现硬件、软件和人员三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尤为迫切。
它既涉及公路、铁路、航路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包括规则制度等方面的“软联通”，还需要推动“人联通”。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争相实施“互联互通计划。
”非洲国家正在深入推进旨在提高互联互通程度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东盟已经制订互联互通总体规划（MasterPlanonASEANConnectivity）;
欧洲国家也正在积极实施“连接欧洲设施计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委会已就该计划达成一致，拟在2014至2020年间投资293亿欧元，旨在加强欧盟国家在交通、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符合要求的重大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2015年，“亚欧互联互通大会”将召开。
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亚太地区互联互通计划付诸实施的困难，它涉及不同的主权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与地区有着各种历史、领土、资源分配、宗教、主导权之争，各国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矛盾与政府变化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自然环境的特征，政府的公信力，与美国、日本与印度的安全关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与利益回报等因素，都会制约这种计划的顺利推进。
其中最紧迫需要考虑的是巨额资金的保证。
所以，要真正实现互联互通，首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愿意提供公共物品与承担责任，创新融资模式，解决资金缺口。
⑥同时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国际机构、行业协会等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愿意在互联互通中扮演核心角色。
这次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国在京签约（印尼在12月加入），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它将成为互联互通的金融保障。
中国为支持“一带一路”解决资金问题，已决定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
该基金将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目前，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万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银行的资本远远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令人欣慰的是：
世行、IMF都愿意加大在贷款上对互联互通的支持，而亚投行的建立更是大势所趋、雪中送炭。
随着互联互通的逐步实现，各成员国将通过搭乘中国发展这辆顺风车，最终实现亚太和平、稳定、发展和共同繁荣，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一个层次目标进军。
【注释】
①孙玉红：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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