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共13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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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1980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9年的3.23倍，只有少数几年反复，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今天上午，记者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2019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发布会上了解到上述信息。
蓝皮书指出，1980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少数年份是有所反复的，如1980-1983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急剧缩小的几年，1994-2019年是收入差距小幅缩小的阶段，其他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比如1984-1994年和2019-2009年，基本上呈现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趋势。
尤其是从2019年以来，收入差距上升到3倍以上。
蓝皮书指出，这一差距达到了国际公认的结构失衡的程度。
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
超过3倍以上，则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
据了解，中央正是在2019年的十六大上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
2019-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聚焦“三农”问题，并一直提出以“城乡统筹”的精神为建设农业农村的总方略或总要求，但事实是这7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居高不下，而且总体上仍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大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差距较小，而西部地区差距较大。
另外，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我国城镇人口不到50%，社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投给了城镇，占87%，尤其是把资金投向大都市。
”魏后凯说。
相关新闻超过一半农民希望国家征地
蓝皮书中对全国160个乡镇184个村庄的1913户农户的调查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而且越是大城市对于农民越有吸引力，只有极少数农民愿意自己的下一代仍生活在农村。
农民对土地的期望已经开始走出土地是保障、土地是命根的传统观念，土地逐渐成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之一，成为产权观念的一部分。
农民愿意将土地以转包、出租、入股的方式流转出去。
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
蓝皮书表示，土地征用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他们对农业低效益的失望态度。
文/记者王永生
新闻链接
行业收入比4.21金融业最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当前我国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之比为4.21。
上世纪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
2019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
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16717元。
城镇居民收入差扩至8.9倍
日前，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
10年来城乡收入差
年份城乡收入差距比
20193.23
20093.33
20193.33
20193.22
20193.11
20192.90
20002.79
责任编辑：
NF045（本文来源：
法制晚报作者：
王永生）
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差已扩大至8.9倍
2011年12月05日13:
06中国经济网
日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示，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
不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
城镇居民
1987年收入达到4位数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增长，特别是1987年达到了4位数，为1002.1元，但直到1991年，年增幅一直保持在100多元。
1992年是个转折点，城镇居民的“钱袋子”一下比上一年多了300多元。
到2019年，年可支配收入已经上涨到5000元。
2019年，年收入以每年约2000元的水平上涨。
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没那么快。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33.6元，2019年这一数字增加为5919.0元，比33年前增加近43倍。
城乡居民
收入比3.3:
1超国际标准
1978年到198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5-2.6倍。
20世纪80年代，城乡的收入差距几乎都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1.8到2.3倍间徘徊。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几乎都超过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尤其是2000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9年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
有专家表示，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受到的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子女教育等各种福利措施，这一差距比高达6:
1，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分析
贫富差距已突破国际警戒线
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
有报道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为0.16，201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8，远远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且这种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曾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
该报告作者、东北财经大学田青教授表示，城乡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构成不同，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不同。
越富的人收入增长越快
记者注意到，收入差距增大的背后是不同收入组别收入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收入越高，增长速度也越快。
2009年，城镇居民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是1985年收入的12倍，中等收入组是21倍，但最高收入组却涨到了37倍。
同样，2009年，农村低收入组的收入是2019年的1.8倍，但高收入组是2.1倍。
田青认为，资本要素收入增长很快，体制因素导致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此外，机会不平等也是导致越富的人收入增长越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收入变化与政策等密不可分
田青教授认为，城乡收入的差距变化与经济发展政策密不可分。
1978年-198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1985年—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到了1995年—2019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有关。
受201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农民工离开生产领域。
2019年以后，中央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
城镇居民分为7个收入组：
最低收入组（10%，表示该收入组占调查总人数的10%，下同）、低收入组（10%）、中等偏下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中等偏上收入组（20%）、高收入组（10%）、最高收入组（10%）
农村居民分为5个收入组：
低收入组（20%）、较低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较高收入组（20%）、高收入组（20%）
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
感谢科学出版社支持
新扶贫标准等同每日1美元贫困人口增至1亿多
据新华社电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9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在“十二五”时期顺利开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总结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形势和任务，全面部署《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9－2020年）》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坚决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胡锦涛强调，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胡锦涛指出，到2020年，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讲话中强调，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阶段性变化，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政策。
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9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各地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实际和能力确定更高的本地扶贫标准。
■解读
更接近国际贫困标准线
更多低收入者享受扶持
提高扶贫标准，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更多低收入群体享受到政策的扶持，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原副所长杜晓山表示，提高扶贫标准，有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扶持，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其次，体现了中央对贫困问题的重视。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央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人民改善生活的扶持力度。
过去一直说贫困人口减少，但事实上实地了解后会发现，贫困人口和地区存在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诸如入学、医疗等问题，所以以前单纯说贫困人口减少，不够实事求是。
据新华网消息，经过此次大幅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
世界银行2019年宣布，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
按照29日人民币市场汇价1美元兑6.3587元人民币计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
本报记者孙雪梅（微博）
■释疑
1
标准上调考虑物价及收入状况
2300元是如何制定的？
2300元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根据会议发布内容，2300元是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说，我国1986年制定贫困标准时，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
目前，2300元的贫困线应该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民购买力、农村物价上涨、国际贫困标准等因素。
赵树凯认为，2300元的标准与2009年相比，提高92%，幅度较大，体现了中央对农村地区的重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决心。
2
标准大幅提高有利于西部扶贫
为什么一下提高幅度这么大？
中国扶贫标准经历过几次调整，而这一次，一下子从1274元调整为2300元，幅度空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任常青分析表示，在新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会大幅增加。
据新华网消息，标准调整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9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
为什么提高幅度这么大？
任常青表示，新标准主要是考虑到下一个10年的扶贫纲要，如果标准太低，需要经常调整，并不利于扶贫发展。
如果标准较低，很多地方只能“插花式”地扶贫。
而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后，有利于中西部地区连片扶贫开发，也有利于整个地区的规划和发展。
3
贫困人口增加不影响国家形象
贫困人口增多会不会增加公众疑虑？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原副所长杜晓山表示，有的人会认为，贫困人口大幅增加，会影响国家形象，这种想法虽情有可原，但以前对外宣称的贫困人口数量，确实不符合实际。
提高标准覆盖更多贫困人群，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开放、信心和能力的体现，不会影响国家形象。
公开资料显示，2019—2019年段越南的贫困户标准是：
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年收入480万越盾以下，折合成人民币是1511元。
而2019年越南人均GDP是1162美元，中国是4500美元，相差近3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任常青表示，与国际标准相比，即使是与一些亚洲邻国相比，中国的贫困线都划得太低。
提高标准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如果不提高，让很多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国家扶持，才恰恰会影响国家形象。
4
贫困人口将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贫困人口和地区能得到哪些实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任常青介绍，贫困人口和地区将得到国家扶贫资金的重点扶持和帮助。
扶贫资金在贫困地区重点投放，通过扶贫开发项目扶持，比如有的贫困村会整村推进，国家出配套资金，改善基础建设，修建文化场所，山区进行道路建设，以及农田改造、农村灌溉、水利条件的改善等。
此外，国家财政还拿出部分资金，在贫困村设立村级互助资金项目，目前中央层面每个贫困村给钱是15万元，地方财政根据自身情况，可以在15万元的基础上往上加。
这些钱相当于村里的循环资金，贫困村民可以借出来周转、用于创业等，有借有还，交一定的资金占用费。
任常青表示，农民在银行贷款比较难，而这部分钱，就是给贫困村的优惠，“借的人多了，再还回来，资金量越来越大，可以带动村里富起来”。
本报记者孙雪梅
■扶贫资金管理
对扶贫对象补助必须在村内公示
昨天，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修订后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增加了关于公告公示制度的要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支持的项目和资金额度要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扶贫对象给予补助，在所在行政村进行公告、公示。
资金新增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
办法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重点重新作了规定，即“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投向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其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坚持向西部地区倾斜”。
不再将教育等列为资金使用方向
办法明确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包括：
支持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扶贫对象就业和生产能力，缓解扶贫对象生产性资金短缺困难，以及按适当比例安排项目管理支出。
与原办法相比，修订稿不再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有专门投入渠道的社会事业列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方向，进一步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和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两大重点。
取消地方政府配套比例要求
原办法要求地方政府按不低于30%的比例落实配套资金，但该规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贫困地区财政的投入压力，在实施过程中甚至出现虚假配套等问题。
修订稿在引导地方加大扶贫开发投入的同时，取消明确的配套比例要求。
本报记者赵鹏
扶贫新标准“略高于国际标准”吗
有学者认为，按照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300元跟国际上每天1美元的标准差不多。
但以购买力评价来跟国际比较的话，2300元的标准实际上略高于国际标准。
（11月30日《新京报》）
我觉得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
联合国所定的极端贫困标准线是每人每日消费1美元。
按照11月29日汇率，2300元折合361.36美元，日均0.99美元，仍不足1美元。
同时需注意，联合国的1美元是指每人每日消费额，我们的贫困户2300元真的敢于全部消费，一文不留吗？
而且实际上，我们的扶贫新标准针对的是贫困线。
“极端贫困标准”和“贫困标准”是不同的概念。
有人提议说，我国的新扶贫标准应当进一步提高，以便接近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
可世界银行的两条贫困线是这样的：
一条是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
另一条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1.25美元。
可见，即使把扶贫新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日1.25美元，那也只是达到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而不是贫困线。
贫困线是“活命线”，是最低洼处的民生。
这次把原先的扶贫标准提高92%，提高幅度之大，值得欣喜。
然而大幅度提高后，依然没有达到国际扶贫标准，谈不上“略高于”国际标准。
总之，对新扶贫标准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让扶贫向更符合实际需要的方向推进。
新贫困标准高低之辩
中央日前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基于一口气提高了92%的新标准，国家将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那么，这个标准对于评价中国的贫困状况而言，到底是低还是高呢？
“扶贫线”大幅上调至2300元后，有媒体称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标准贫困线距离为史上最近。
按照29日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
但世界银行在2019年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
以此对比，2300元人民币相当于361.36美元，日均0.99美元，即为1.25美元的79%。
这就意味着，尽管贫困线提高使全国贫困人口数量从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但仍然存在起码21%（0.99美元到1.25美元之间）的“被脱贫”人群。
纵向比较，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到最新标准的2300元，26年来提高了约11.5倍，但同期的GDP26年间则增长了近56倍；
即便是从农村人均收入的角度来比较，1985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为397.6元，2019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超过5500元，25年增长了近14倍。
对比这些数字，最新调整的贫困线标准，不但赶上国家GDP的增长速度，连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没赶上。
世界银行确定的国际贫困标准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由于世行测算的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用于小康社会；
日收入1.25美元仅仅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这一数据是参照世界多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县测算的。
每天1.25美元的生活只能是不挨饿，这条线实际上是赤贫线、活命线。
世界银行按1993年的购买力评价计算，10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线已经达到每日1.08美元，而中国则在十多年后才逐步接近这个数字。
就算是每日2美元的标准，世行确立的国际标准也完全没有考虑发达国际的情况。
美国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的贫困线以一个普通4口之家平均每年需要购买食物的花费乘以3倍为标准，约3100美元，而且贫苦线根据物价变化不断调整；
日本贫困线则是以人均收入（34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5万）的一半划线。
这些贫困线放在中国就是名副其实的“富裕县”，所以说贫困线的国际标准本身就给世界上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穷人所“量身定做”的，这个指标不会因为发达国家的存在而被拉高。
中国作为GDP排名全球第二的大国，贫困线尚不及全球最贫困国家的水平，这就是现实。
事实上，贫穷带给民众真实感受的变化还涉及到购买力的问题。
从1978到2019年，中国贫困线增长了7.83倍，而CPI则增长5.26倍。
从表面上看，贫困线“跑赢”了CPI，穷人的购买力在上升。
但其实CPI反映的是八大类约700个品种的消费品综合价格指数，但在中国贫困线的计算中，超过60%以上的消费依据是食品。
自2019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指数大部分月份都高于CPI，1978年至2019年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收购价上涨7.49倍，穷人的实际购买力其实大不如前。
过低的贫困线除了使中国贫困人口被严重低估外，另一个显著结果是可以“节约”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
据国新办11月16日发布的《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十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2043.8亿元人民币用于扶贫，从2019年到2019年，每年投入从127.5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49.3亿元，年均增长11.9%。
事实上，这个数字和中国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并不相配。
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4.9%，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1%。
这三个增长率的对比说明，且不论给予贫困人口财政支持的基数是多还是少，仅从增长率来看，也体现不出任何的倾斜或者关照。
从扶贫资金的人均占有量来分析，扶贫资金的投入应该达到一定规模，即必须等于或高于使贫困户脱贫的资金需求量，才能实现脱贫目的。
根据陕西省的经验及调查分析，要稳定地解决一个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需要投资1500—2000元/人；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6》认为，要稳定地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均资金投入强度需达到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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