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纪念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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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地；

蛤蟆滩

柳青故居中（宫）寺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字东园，陕西吴堡县张家山乡寺沟村人。

柳青是他的笔名。

柳青学生时代酷爱文学，大量阅读鲁迅、高尔基等中外名家作品，开始创作。

1928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停学返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与《新华日报》工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写成《种谷记》（1947年出版）与《铜墙铁壁》（1951年出版）两部反映农民与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成为知名的青年作家。

1952年5月，柳青辞去《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职务来到西安。

在西北党校工作时，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介绍与马威结婚。

此后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深入农村边体验生活，边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工作。

1953年秋，王曲区十乡（皇甫乡）四村王家斌互助组水稻平均亩产325公斤，其中1.95亩试验田亩产448.9公斤。

王曲区委书记把这一高产喜讯告诉柳青后，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赶到王家斌的草棚里，与王促膝长谈，从此便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王家斌互助组上。

在县委工作组、王曲区委与柳青的帮助下，1954年3月10日（即王曲城隍庙古会农历二月八前两天）王曲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胜利社在王家斌互助组的基础上诞生了，柳青也开始了《创业史》的创作。

1955年，柳青把家搬到皇甫村中间，紧靠罗家湾的中寺（与皇甫村西端的西寺〈今常宁宫〉、东端的东寺〈今马蹄寺〉相对而言称中寺，也称中宫寺）。

为了集中精力，他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县委委员职务，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中寺建在神禾原崖根的平台上，面积约二亩，原是村中公共庙产，抗日战争时被黄埔军校（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占用，1949年西安解放后移交当地驻军。

柳青与驻军联系，在这里落户。

当年西面三间大殿（原有佛像），东面三间大殿，后面有一孔窑洞。

经柳青修缮，西面作为写作室，其他作为生活用房。

中寺地方大而僻静，有利写作；

出门就是农户，过罗家桥就到了王家斌的村子，完全生活在农民中间。

柳青把自己的党组织关系从长安县委转到罗家湾党支部，与农民党员打一成一片。

夫人马葳做他的得力助手，保姆料里家务。

他换上当地农民的对襟上衣、圆口鞋、氊（草）帽，与农民同住、同劳动、同赶集、同聊天，过着艰苦朴素的农村生活。

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皇甫村人没有不认识“柳书记”（农民对他的习惯称呼，无官民等级之义）的。

柳青熟悉农民、向农民学习的同时，又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农民、帮助农民学习，运用农业科技知识；

他关心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与群众的疾苦，同乡村干部一起制订各种规划；

他把《创业史》第一部的全部稿费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大公社）办起机械厂。

机械厂停办后又把厂房交给王曲卫生院；

他经常教育子女：

“咱是长安皇甫村人，咱也是王曲公社社员”。

柳青落户中寺期间，长安农村中流传着“一工（人）二干（部）三教员（师），宁死不跟（嫁）庄稼汉（农民）”的顺口溜（民谚）。

农村中有文化、有“优势”的姑娘都不愿在农民中找对象。

三年（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职工有固定的工资与商品粮（国家供应粮），可以保证最低生活水平。

农民没有这些，缺吃少穿，生活在饥饿线上。

离开农村，吃上商品粮是农民最向往的事。

作为从北京来的、全国知名的作家柳青，完全可以住在城市，采取下农村作调查研究或住（生产）队体验农村生活的方式搜集写作素材来履行作家的职责，而他却选择了扎根农村，决心书写创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大业历史的道路。

柳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而不只是以语言与作品，更不是以名声向世人证明：

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只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作家，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儿子、社会的公仆。

这在当时的知名作家中屈指可数，在今天的知名作家中更为罕见！

当年的中寺里，除乡、区、县干部常来与柳青谈工作、罗家湾党支部在此开会外，西安的业余作者们也来求教。

柳青的散文特写选段，如写王家斌先进事迹的《一窝猪娃》、《创业史》选段，如《梁生宝买稻种》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与陕西乡土教材，影响了一大批中学生。

他们中学毕业后返回农村的，立志学柳青，要当一名为农民服务的业余作者、作家；

在城镇就业的立志要为城镇人民作文、写书。

就职业而言，他们多是小学教师与县（区）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创作人员。

作协西安分会定期举办讲座，柳青朴实精彩的讲课与直率的性格使他们终生难忘。

如今这些当年的“文化人”都已年近古稀。

陕西文化界与作家群中不少人就是受柳青影响与教诲成长起来的。

“文革”前，柳青在中寺出版了《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完成了第二部第一至第二十五章（本部共28章）。

另外，1956年出版了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1959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恨透铁》。

“文革”中，柳青遭到诬陷（罪名是“反革命”、“黑作家”）与迫害，身心健康被严重摧残。

1969年被迫离开中寺，夫人马葳不堪忍受屈辱而致死，柳青创作一度中断。

柳青走后神禾原滑坡伤了中寺一角。

1972－1973年，皇甫公社（小公社）拆掉中寺，拆下的木料盖了公社机械厂，后来用推土机推平庙基，批给村民作庄基地。

现在唯有中寺门前一棵大皂角树尚存。

当年柳青把客人送出家门后，在这里握手告别。

柳青故居由荒落的旧庙改成，朴实无华。

柳青14年呕心沥血，不避寒暑，在这里写成一代名著《创业史》。

作为纪念历史，激励后人的文学创作地，必须保存；

柳青除原籍吴堡的祖传房屋外，他工作生活的地方，他的情感证实他是名副其实的“皇甫村人”。

柳青故居是他合法的、唯一的家，如此毁坏太不应该！

柳青墓

柳青离开中寺后移居韦曲镇长安干休所。

他贫病交迫，在西安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才被送到北京治疗。

1974年病情稍有转机时便返回长安，在病床上完成了对《铜墙铁壁》、《创业史》第一部及第二部上卷的修改。

1977年9月，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1月，出版了第一部修改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柳青原计划《创业史》分四部，当他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完成第三、第四部的时候，打算把三、四部中某些重要思想提前到第二部下卷中表现出来。

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下卷前三章的修改后，病情恶化，1978年6月13日与世长辞，终年62岁。

1979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以寄托人们对柳青的哀思。

柳青在北京逝世，文学界无不痛惜。

与柳青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原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岗收到讣告后悲痛万分，即刻赶赴北京参加追悼会。

柳青一部分骨灰，以全国作协领导人身份存放八宝山公墓，一部分骨灰遵照柳青“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在皇甫原上”的遗嘱带回长安。

长安安葬仪式由县委书记张家谋主持，省委领导李瑞山参加。

参加葬礼的还有市县其他领导与柳青生前好友、同事、各级作协成员、柳青亲属及自动赶来送葬的群众。

丧事办得简朴而情深：

墓在罗家湾顶头的皇甫原上，坐北向南。

墓下崖根是柳青故居中寺。

柳青“创业”的蛤蟆滩俯首可见，墓东是柳青常去的皇甫村冯家堡子，墓西是柳青开始撰写《创业史》的常宁宫，墓附近还有经柳青建议（在原上）盖的“生产点”。

柳青长眠在皇甫人民中间；

柳青骨灰盒与夫人马葳骨灰盒外分别套着精心制作的水泥预制盒，相当于内棺外槨；

骨灰盒并列安放墓中，象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柳青同志之墓”的石碑由柳青恩师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李瘦枝先生题写；

下葬时一百多名皇甫村民一边用锨封土，一边含着热泪说：

“柳书记生前同我们在一起，死了还和我们在一起。

他是咱们皇甫村人啊！

”1996年6月26日，长安县隆重举行“纪念柳青诞辰80周年座谈会”。

柳青生前好友与同事张家谋、安于密、孟维岗、董亭芝等，县人大、县文化局、长安报社领导，文学界代表及柳青子女近百人出席会议。

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为纪念柳青诞辰80周年题词：

“柳青以生命所神圣过的文学，我们依然神圣”。

会前代表们到柳青墓前举行祭拜活动。

会议决定筹建柳青创作墓地。

1998年柳青逝世20周年时，长安县人民政府为柳青墓加修围墙，整饰墓塜。

1999年9月出版的《长安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柳青立传，与长安籍的28位近现代英烈、名人并列，认可柳青为“长安人”，是长安人民的优秀儿子。

朴实淡泊的柳青墓把柳青与长安人民永远连在一起。

《创业史》的发源地蛤蟆滩

《创业史》以长安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为背景，以王曲区十乡四村互助合作为原型，表现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制转度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

书中主人公、合作社与主要地名的原型都在御宿川，而以蛤蟆滩为主。

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是王家斌（1919－1990）。

1950年土地改革时，他是有名的积极分子；

土改后带头在本村组织互助组，连年增产；

1954年3月，带头成立王曲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胜利社，即《创业史》中的“灯塔社”，被选为社主任；

1956年（吸收全体村民参加，已转为高级社）全社1383亩水稻平均亩产710斤，创当地历史最高纪录，在全省名列前茅，因此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出席省先进代表会议，名见新《长安县志·

英模表》。

王家斌家在河滩，这里住户零散，一直没有村名。

皇甫村河北岸村民称它为“稻地里”、“稻地滩里”；

附近村庄称它为“皇甫村河南”；

再远一点的村庄称它为“麻河滩”。

1949年西安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后始称“王曲区十乡四村”；

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曾取名“兴隆庄”；

现在名为“胜利村”。

另一个重要人物“黄堡区区委书记王佐民”的原型是是孟维岗。

他先是王曲区区长，后担任区委书记，参加了王曲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全过程，亲手抓胜利社，后来调到长安县人民政府工作。

他是离休干部、新《长安县志》特约编辑与撰稿人、长安县人民政府新《长安县志》审稿组成员。

《创业史》中的蛤蟆滩：

“整个稻地——从汤河出终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漉河合流处，这约莫三十里长、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统统被人叫做‘蛤蟆滩’，因为暖季的夜间，稻地里蛤蟆的叫声，震天价响，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远的地方”。

以上除“汤河”即御宿川的滈河、“漉河”即穿过神禾原人工河道（俗称“五岭潏河”）在香积寺村西南进入御宿川与滈河合流的樊川的潏河、“蛤蟆滩”即“麻河滩”三处是换了名称外，其他描述与书中所说的蛤蟆滩没有村庄，住着从附近各村搬来丧失尽生存条件的租种稻地的人；

水质不好，老年得粗脖子病；

草棚多，瓦房少；

绝大多数人生活困难，农闲暇亲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割扫帚与成立互助组、办初级社以及风土人情等都是真实的写照。

蛤蟆滩历史悠久。

秦汉时这里是皇家上林苑的一部分，因山水最佳，汉武帝便在此修建“御宿苑”，从而取名“御宿川”，与“樊川”并列为长安城南两大名川。

西汉末年，上林苑解除禁令，百姓陆续迁入，到唐代已是接村连庄，鸡犬之声相闻，“四十里皆福地也”①的风水宝地，川中大河因而取名“福水”。

唐以后暴发过特大山洪（具体年代待考），当地百姓称之为“水吹（冲）二十四家寨”，大河边低平处的村庄，农田统统被冲毁，三四十里长的近河处变成了从上到下依次是大毛石、大砾石、小砾石、粗细沙与烂泥浆的荒滩②。

在手工耕作的、小农的、土地私有的古代社会，如果没有国家组织，要在短期内把石沙河滩改造为良田是根本办不到的。

只有经过几百年，上千年自然界的风化，石沙部分沙土化时，才能逐步种上庄稼，一户一户地出现人烟。

所以从宋代到清代的几部长安（县）志中，只有清嘉庆二十年（1820）修的《长安县志》，才在这里标出“麻河滩”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