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与收权 弹劾恭亲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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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权限

高层大地震，自然成为坊间巷尾之饭后谈资。

众人猜度：

慈禧此番痛下杀手，想必此前早已盛传的叔嫂失和之秘闻并非空穴来风。

这道上谕表明叔嫂已彻底摊牌，撕破脸面。

应当说，民间集体智慧之结晶，倒也触及事实真相之一二。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恭王之个性，确有可议之处。

晚近学者吴相湘先生曾言“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其比”，可见其堪称推动洋务改革、缔造中兴局面之不二人选。

然恭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他“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徒，是为美中不足”。

所以当时道光帝给众王子封爵，“命之曰恭，一字钦承，涵义实极深远”。

倘若他“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

只可惜“恭王竟未注意及此，言语行动诸多不检，甚或持功自矜，遇事流于专擅”。

比如每次上朝，恭王“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客气一下，道：

“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

”当日两宫忘记赐茶，恭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由此知其潜意识中对君臣之礼并不十分在意。

更让两宫不能忍的是，按照祖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

”而恭王却往往不吃这一套，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

恭王身兼内务府大臣，对宫内日常一切开销，握有审批大权。

当时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安德海恃太后之宠，四处吃卡拿要，亏空府库。

恭王实在看不下去，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之由，警告安德海莫要太贪。

安自然不服，问道：

“所取为何？

”恭王一时不能答，随口说：

“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

”安答曰：

“往后不取矣。

”孰料明日用膳，安命人“悉屏御瓷”，尽用民间地摊卖的粗劣餐具。

这让慈禧大为惊讶，安伺机构陷，把昨天恭王的训斥添油加醋讲了一遍。

慈禧不禁愠曰:

“乃约束及我日食耶？

”据说次日恭王面圣，竟对两宫云：

“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

”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

不过，对于两位处在权力最巅峰的统治者而言，私人嫌隙仅是表象，决定彼此恩怨离合的主因，终究还是权力。

早在刚打掉肃顺时，慈禧便急匆匆借同治名义，郑重向世人宣告：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

自宜钦尊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

这道谕旨，清晰地明确了中央政治决策的程序：

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队奏折均先呈交两宫披览；

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重臣详议；

第三步，两宫根据群臣意见做出裁断；

第四步，议政王等大臣按照两宫太后意旨交由军机处拟旨；

第五步，最终定稿呈请太后审定并正式颁发。

这一纸上谕，既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制度设计的共识，亦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

两宫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而所谓的“议政王”仅仅是埋头干事的行政首脑。

说白了，两宫是大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恭王是总经理。

至此，两宫将自己同奕訢的权限划分得泾渭分明。

然而，于日后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恭王却逐渐有意无意地侵夺太后之权，让原来厘清的权限变得模糊，“今膺议政王之重寄，集宫廷大小诸务于一身，虽不若顺治摄政王之位尊权重，然每日商白公事者环伺于军机处门前，耳目声势，亦煊赫于一时。

而王于各省事件多委权督抚，其能特达者不加遥制”。

这让慈禧心中甚为忧虑：

首先，奕訢领衔军机处，枢桓之内除了李棠阶，一水的恭王嫡系，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大半出自奕訢、文祥、桂良诸人之手，两宫裁断权渐成摆设。

其次，为了贯彻改革大计，防止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恭王就必须保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步调一致，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从而使得洋务改革得以全面铺开。

手握中央大权的恭王又跟督抚打成一片，这怎能不让慈禧焦心？

再次，虽说彼时的中央权力格局是两宫与恭王对峙，但其中还有一个X因子——慈安太后。

虽两宫皆贵为皇太后，但慈安在咸丰时已是皇后，慈禧仅是贵妃，地位上毕竟稍逊一筹。

况且慈安性情宽厚，加之是恭王嫡嫂，二人合作起来可谓甚是愉快。

倘若两宫发生争执或权斗，恭王袒护哪一边，其实不言而喻。

是故为了让慈安变成稳定因素，慈禧则须敲打恭王。

一旦将奕訢定为“问题人物”，凡事一贯退让的慈安也不便公开表态支持这位六叔。

有道是，忧叠忧，愁上愁，今朝未出手，明日位难留，不治恭亲王，慈禧不罢休。

理论家出场

叔嫂不欢而散后次日，慈禧立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重臣商议对策。

据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铭记载，慈禧先是出示蔡寿祺之折，指出恭王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罪，其应“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接着两宫垂泪谕诸臣曰：

“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诸位大臣深知此事太过诡异重大，皆不敢表态，噤言沉默。

于是慈禧反复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周祖培揣摩慈禧之意，当是动真格要整恭王。

而自己既不是后党，亦非恭王一派，故在朝中趋于边缘，明哲保身当是首选，便顿首言：

“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  知！

”慈禧曰：

“若然！

合用汝曹为？

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

”面对太后咄咄之势，深谙宦海之道的周明白此刻不能硬着头皮接招，而是抬出后党成员替自己解围，于是答曰：

“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

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得到满意的答复，慈禧方才命众人退下，虽是三月天，诸臣却“均流汗沾衣”！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理论家倭仁终于出场。

转过天来，倭仁便会同周祖培等人成立专案调查组，审讯蔡寿祺。

谁料问来问去，蔡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

不过纵使无真凭实据，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旧以笔为刀，狠狠黑了恭王一把：

“查恭亲王身膺重寄……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

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

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

”无限想象代替了细密查证，看似模棱两可，实则暗藏杀机，此即莫须有也！

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只是太后仍觉口味尚不够重。

就在倭仁拟写奏折同时，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诏谕。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这谕旨错字连篇，慈禧遂曰：

“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并且命令倭、周等人改毕后，“此诏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

”打破常规程序跳过军机处，让恭王嫡系失去了转圜余地。

三月初七，有关恭亲王问题的谕令正式公布，动手之快堪称神速！

而所谓罪状，无非“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

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于实证，谕令始终讳莫如深，只得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

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来搪塞。

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上谕就好似浸湿的海绵，一捏全是水，经不起推敲。

隔日，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首先发难，认为恭王“未闻有昭著劣迹”，“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

惇亲王德高望重，自然很快引来一片附议之声。

迫于压力，慈禧不得不“请饬廷臣集议”。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两面之术。

初九日，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她先私下召见倭、周等人，表明其罢黜恭王之决心，声称：

“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

”对于惇亲王的上书，慈禧之表现堪称雷霆震怒：

“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

汝曹为我平决之。

”紧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处文祥等人，施以安抚，并流露出愿意让步的讯号：

“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慈禧这两面授意，致使后党成员以为须致恭王于绝境，恭王嫡系及王公则认定奕訢起复指日可待。

双方于内阁集议时，各持己见，大相径庭。

尤其倭仁、吴廷栋与文祥，争得可谓面红耳赤，剑拔弩张。

最终众人迫于无奈，请当天押班大臣钟郡王作证。

王曰：

“固皆闻之!

”诸公顿时“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

慈禧此番罢黜恭王，仅是出于敲山震虎、收拢大权之目的，并非要置其于死地。

况且一来证据不足，二来王公力保，三来列强不满，慈禧若执意为之，不免陷于骑虎难下之窘地。

是故她暗示倭仁于会上力争，借势将罢斥恭王责任推给他人，自己便可以体面地找台阶避开风口，退居幕后。

此外，慈禧尚有一层用意，李氏并未参透。

即通过内阁集会争辩，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阵营分化，慈禧通过不断探底，从而了解群臣政治立场，侦知王公权贵之态度究系如何。

呜呼！

到头来，举国诸臣皆入西太后之彀中矣！

恭亲王归来

就在恭王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年轻的“洋大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拜访文祥，只见文氏常常大声叫嚷：

“不要问我三、四月间发生的事！

”可见对于身陷囹圄之铁哥们恭王，文氏既焦躁，又无奈。

好在不久形势陡转，文祥的不安情绪也很快随之消散。

十三日，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

“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

又一个重量级皇族表态，局面开始反转。

第二天，王公大臣再度于内阁集会。

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抢得先机，出示自己所写疏稿，力持醇王等折可置勿议。

此招果然奏效，众人皆知倭仁驰驱于前，后台实乃慈禧，故大多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如有人认为此为皇族家事，不便插嘴；

有人云恭王屡招物议，岂是子虚乌有，所以难当大任；

有人还建议既然上谕已颁，不宜朝令夕改，应将错就错。

就在众说纷纭、六神无主时，肃亲王按捺不住，拿出己之疏稿，要求重新起用恭王。

顿时形势逆转，众人都深表认同。

肃王之所以临危发威，并非仅替奕訢解围。

要知道，若任凭慈禧随意处置恭王，众皇族熟视无睹，那么西太后之后便可以如法炮制，将各位王公一一翦除。

唇亡齿寒，保住恭王，就等于保住了皇族亲贵集团的利益，故他们必须有所作为。

眼瞅着众皇族抱成一团，倭仁也唯有服软，按照肃王的意思，四易其稿，指出经这一番惩戒，“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军机大臣及王公宗室七十余人均于该折署名。

公论汹汹，慈禧遂见好就收，十六日谕旨命“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

至此，恭王算是熬过最艰难阶段，不过已无议政王与军机大臣头衔。

看来慈禧并不希望其染指朝政机密。

曙光已现，皇族集团并不欲就此收手，只有给恭王争取更多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才会稳固。

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这次剑指倭仁。

他自陈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

醇王指出，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何以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

倘若这是倭仁的一时疏忽，“岂有宰辅卿贰，皆不谙国体之理？

即使实系疏忽，亦非寻常疏忽可比。

”如果大臣们都像倭仁这般任性妄为，只怕将来同治帝“亲政之时，难于整理”。

显然，醇王此举乃主人面前打狗，逼着慈禧表态。

而且曾经官员眼中刚正不阿之道德楷模倭仁，“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更可怪也”，引来一片质疑之声。

醇王可谓将了慈禧一军。

追究倭仁之过失，说不定就会暴露自己私拟谕旨、指示群臣破例颁旨的阴谋，故丢车亦不能保帅。

最好的办法，便是做出妥协，让恭亲王重归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