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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所谓中心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按照弗兰克的叙述,它似乎是这样的:

从1500年以降,确切地说是从1500年到1800年(因为关于1800年以后的历史研究争议要小得多),全球而不仅是它的某些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联系在一起。

弗兰克还加上一条“和多边贸易”,不过在我看来这纯属画蛇添足。

因为如果存在着劳动分工,就必定存在着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几乎必然是多边的。

应该提出的问题恰好相反:

如果存在着贸易,是不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

这种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也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

他希望证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1998:

xiv;

2)。

弗兰克说是亚洲,但实际上他书中主要谈论的是中国。

或者更确切地说,弗兰克建构了一个重要性的等级结构:

中国位于顶端,印度处于中间,欧洲则被打入底层。

奥斯曼-阿拉伯地带在他的大部分论述中非常奇怪地消失了。

无论如何,弗兰克宣称他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1998:

xv-xvi;

我是不是应当说一些不胜荣幸或受宠若惊之类的客套话呢?

弗兰克在序言里还提出两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一个是“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8:

6)。

第二个问题是弗兰克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998:

xxiv;

13)。

在序言里资本主义还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某种意义可疑的东西(“如果毕竟有点什么意思的话”),但是到了第15页就变成了“马克思想像的产物”。

按照弗兰克的看法,资本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如果它毕竟存在的话,也是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在历史时间里某些时刻和某些地域的区别性特征。

它既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种生产方式,更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现实。

我们应当告诉那些竟然敢于反抗资本家的野蛮暴行的蒙昧无知的人们,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

可怜的弗兰克,他本人曾经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种反抗斗争,今天他似乎对此深表遗憾。

“西方的兴起”成了弗兰克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里根本无法说明西方的兴起,不管它是怎样地姗姗来迟和昙花一现。

然而,即便是弗兰克也无法完全抹煞欧洲的财富、军事力量以及对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间。

由于不能给出任何可能的解释,欧洲的霸权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奇迹。

这并不是说弗兰克对此完全没有作出解释。

他的解释是:

“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

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4-5;

26)但是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暴发户能够“强行分沾”你的市场的好处并且从你的背上往上爬,那么你的支配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

弗兰克使用的另一个隐喻也未能把故事讲得清楚一些:

“我的观点是……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位置。

37;

69)这是一个穷人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穷光蛋变成阔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具有新教伦理的人,才能够享有致富的光荣。

不过隐喻已经够多了,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罢。

弗兰克是如何证明从1500年到1800年期间(有时候他说1400年-180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亚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以比较审慎的方式开始,但到结束时就相当直率了。

最后一节题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认为直至18世纪末这个世界经济(世界和经济之间从来不用连接号,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经济,不管是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包括“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这种现实“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1998:

126;

181-1)。

现在我们知道,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被用来作为单一世界体系的存在和亚洲的主导地位的关键证据。

我们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弗兰克呢?

他现在终于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

他是怎样论证贸易平衡的?

他告诉我们,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

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98:

126-7;

181)。

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

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似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所需要的任何商品。

于是无能的欧洲人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

照弗兰克这样的描述来看,欧洲人简直连街头吃白相饭的泼皮无赖都不如。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998:

127;

182),中国比印度又更胜一筹。

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当然是靠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和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它们的贸易才能保持“最大的顺差”,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998:

182)。

在这里弗兰克提到阿布-卢格霍德(JanetAbu-Lughod)关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论述,这个世界体系由八个互相重叠的椭圆形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地区构成。

阿布-卢格霍德强调各个区域发挥大致相等的作用,但这一点让弗兰克感到不满意。

他喜欢另一种区域化的模式,一种“可以表现为同心圆”的模式(1998:

129)。

他所画的同心圆似乎相当精确:

扬子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处于最中心,接下来的一环是中国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滨下武志所描述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然后是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最后是在这个地带之外的欧洲和美洲。

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即贸易顺差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标志。

然而,弗兰克并不是从来都这样看问题的。

在这本书里弗兰克对他以前的思想盟友展开口诛笔伐,对他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表示忏悔,以此证明他在知识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们却很想知道,弗兰克是否认为他在1990年代以前发表的大量著作还值得一读。

我希望他不会把它们通通抛弃掉。

我认为其中有些是很出色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要提及1970年代在《欧洲经济史杂志》上发生的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19世纪末欧洲,尤其是大英帝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展开的。

引发争论的是拜罗克(PaulBairoch)的一篇文章。

就经验事实而言,拜罗克和弗兰克不存在分歧。

在1880年-1939年间,欧洲的对外商品贸易存在着大约20%的逆差。

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6年秋,弗兰克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批评拜罗克的观点;

另一篇文章则致力于阐述他自己的观点,题为《多边商品贸易失调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Frank:

1976)。

弗兰克断言并证明,“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整个时期,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发展中的宗主国(尤其是大英帝国)与“沦为欠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着商品贸易的失衡。

他论证说,这种贸易失衡“在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至关重要(1976:

407)。

对谁有利的失衡?

弗兰克实际上认为大英帝国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盈余也没有进口逆差,而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恰好相反:

它们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逆差也没有进口盈余。

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都介于这两者之间。

在1976年的文章里,弗兰克由此得出下述结论:

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衡量,世界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商品出口超过商品进口,确实在直接间接地为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提供资金(如果按照实际价值来衡量就更为严重了)。

具体而言,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

(1)支持了欧洲过度的商品消费,表现为后者的商品出口逆差或进口盈余,

(2)支持了美国和海外自治领对欧洲的出口盈余,(3)帮助了欧洲的国内投资和发展,(4)为欧洲在美国和海外自治领的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从而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欠发达国家还为对它们自己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欠发达(1976:

422)。

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似乎极力要证明,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剥削欠发达国家的方式是,从欠发达国家接受的商品要多于向那里输送的商品。

但是现在在其新著中,弗兰克则要证明,在1500年-1800年中国的经济比欧洲强大,因为它向欧洲出口的商品远远多于从欧洲进口的商品。

我决没有反对弗兰克改变自己观点的意思,即使是把以前的观点颠倒过来。

也许他确实认为他以前犯了错误。

只有一个问题:

他现在是不是愿意在他的新理论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9世纪末欠发达国家要比大英帝国更为强大,因为它们向英国出口的商品多于从英国进口的商品?

第三章的标题是《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讨论从贸易转移到货币。

弗兰克告诉我们,货币是一种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

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货币实际上成为最重要的商品。

“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

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1998:

137;

195-6)。

他问道,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

他的回答是,因为“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1998:

138;

196)。

但是,弗兰克认为,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1998:

弗兰克说中国有这种能力。

兰代斯说大英帝国有这种能力(1998,随处可见)。

两个人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章旨在证明世界的白银生产(弗兰克认为它是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本位货币)的终点是中国,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然而,弗兰克自己的数字并不能支持他的经验论据。

我将按照表面价值来对待他的全部数字。

在148页(中文版209页),他提供了一张1500年-1800年期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

这张图表说明了什么问题?

它表明在16世纪从美洲向欧洲输送了1.7万吨白银,欧洲没有向中国输送任何白银,日本向中国输送2000吨白银。

16世纪的情况看来不够理想。

但是在17世纪,有2.7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其中的1.3万吨(约占一半)被运往中国,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000吨白银。

到了18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5.4万吨白银,其中有2.6万吨(仍然是大约一半)转运到中国,日本则没有向中国输送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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