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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隋代前后期手工业生产重心转变及其引发的后果,作一简单总结。

公元581年,之外戚托孤身份的杨坚,效法历史上的篡位者惯用手法,自己编导并自为主角上演了一幕“禅让”剧,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

[5]文帝代周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诸如行均田,整顿官职,缩短百姓服役时刻等,使国力大增,而且一举平陈,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割裂割据局面。

手工业是隋文帝时关注的生产部门之一,其中尤以进展纺织业的绩效最为突出,再加上皇帝身体力行俭仆朴素,使那时经济上呈现繁荣景象,政治上出现了安宁局面,人称“开皇之治”。

(一)隋文帝采取进展家庭副业手工业的有效办法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锐意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

政治上,文帝着手增强中央集权,在开皇三年(583年)就实行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彼此制约,彼此配合,合之为一,分之为三,秉承皇帝意志,增强了中央集权,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皇帝“虽有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6]的局面。

在经济方面,隋文帝从整顿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全国普遍实行的均田制入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

众所周知,北方地域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战乱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其中一些地主和贵族或渡江南迁,或死于战火,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无主的现实,这为隋代推行均田制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因为人口锐减,必然会致使大量耕地荒芜,广大农人在均田制下在必然程度上有了必要的生产资料——土地。

隋代成立之初,就下诏恢复均田制,旨在将广大农人固着在土地之上,以保证政府的赋税徭役。

可是那时隋代中央政府面临的形势并非乐观:

“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7]”;

“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8]”;

“户口簿籍,类不以实[9]”。

这种记载指不能屈。

上引史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世族地主还隐庇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人;

其二,很多农人为了逃避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上弄虚作假,或干脆隐瞒户口。

所有这些,都严峻影响了隋代中央集权的基础,使政府正常的赋税徭役受到严峻影响,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在隋有效统治地域内认真付诸实施。

在如此的形势下,隋文帝多次调派大使“检括”户口。

[10]为了不使这种“检括”户口流于形式,政府采取“大索貌阅”办法,令州县对在籍的编户成员的年龄、长相、身体特征等都详细记录在册,并按期进行验名正身。

为了防治“容隐”,还强迫堂兄弟“析籍”,“凡户口不实者,里正、党久远配”,惩罚相当严厉。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貌阅活动,隋政府籍帐增加了164万余口,[11]生效确实比较明显。

可是,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大索貌阅,并无从根本上改变私家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的社会现实,只要政府的赋税徭役繁重,就不可能从改变上有所好转。

在这种情形下,重臣高颎在文帝的支持下不能不采取与貌阅配套办法――“输籍法”。

“输籍,凡民间课输,皆籍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

[12]输籍法的核心是:

“定其名,轻其数,令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13]”。

也就是说,输籍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额及每户所承担的情形公开化;

输籍法系“轻税之法”,农人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所受的剥削程度要轻一些。

应该说,高颎的改革抓住了那时问题的关键。

输籍法实施后收到了预期的成效,“自是奸无所容矣”[14],也就是说隐户和隐瞒岁数的情形取得了必然程度的遏制。

输籍法即轻税之法的实行,是隋代从政策上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的保证,它保证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取得及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

隋代设轻税之法时,对个体工匠的优惠也比较明显。

开皇三年(583年)规定对个体小农业生产者的服役期由原来的每一年30日减少为每一年20日,咱们虽然不见对工匠的具体规定,仍然维持着每一年60日的服役期,[15]但从同时的“减调一匹为二丈”的规定中可知,个体工匠的负担也有了必然的减轻,因为这以前调绢一匹为4丈。

[16]

为了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工匠的生产,隋文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优惠政策,平陈以后,隋文帝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

当平陈鸣金收兵时,就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至于其他各州则“免其年租赋”[17]的减免办法。

开皇十年(590年)以宇内无事,国泰民安,在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减少军费开支的同时,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提高了府兵的自给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还“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18],这使均田制下租庸调制进一步完善,免役收庸,对于50岁以上的男子在必然程度上是一种优待,免去服役时的劳苦,既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有利,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能够按如实际需要再雇人服役。

开皇十二年(592年),鉴于“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的实际状况,隋文帝以为,“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于是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19]。

在机构设置中,隋文帝对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尤其重视,因为纺织品是皇室及达官贵族、庶民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中央机构有司染、司织二署(后二署归并为织染署),专门组织官府纺织品的生产和染色。

在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域,还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这里的纺织生产,为皇室及各级官府所需要的特殊纺织品提供货源。

据记载,隋代别离在泾州、雍州设丝局,在定州设绸绫局,这三局均由太府中的尚方具体负责。

另外,在河东、信都设染局,由司染署负责具体事宜。

[20]隋代前期畜牧业经济比较发达,太仆寺下设畜牧业管理机构,[21]其中陇右牧规模最大,政府在这里设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等,[22]专门从事动物皮毛加工业。

宫庭皇后嫔妃等贵族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消费群体,隋文帝时专门设有生产和管理高级丝织品的管理机构,其生产服务对象比较肯定。

隋代宫庭有“女御”38名,其职能主要“掌女工丝枲”。

宫中置六尚、六司、六典等,“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其中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增置女官,设六局管二十四司,其中“六曰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

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

司彩,掌缯帛;

司织,掌织染”。

[23]宫庭中的这些专门为皇后嫔妃服务的手工业机构,经营范围包括衣服裁缝、缯帛生产、丝染等,是隋代官营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份。

官府纺织手工业机构有雄厚的资金,丰裕的原料,数量可观的能工巧匠,宫庭内的高级纺织消费及奢侈品一般都在这里生产,正由于此,有的重要纺织技术的改良或发明,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隋文帝开皇年间,“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其工艺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文帝下令由何稠负责仿照生产这种波斯锦。

“性绝巧、有智能,用意精微”的著名发明家何稠通过组织能工巧匠在官府作场的多次实验,终于将这种波斯锦生产出来,听说其质量远远超过了原样品:

“锦既成,逾所献者”[24]。

像这种在官府手工业作场改良和发明的生产技术,在隋代还有很多。

隋文帝是以“克俭资费”著名于史的,他在注重进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率先俭仆,减少开支,增强国力。

据记载文帝时“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皇帝若是不是宴请宾客,平日御膳“不过一肉”[25]算了。

独孤皇后也是“性俭约”,平时宫内求“胡粉一两”而不得。

一次,独孤皇后想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之”[26]。

上行下效,俭仆在隋代蔚然成风。

进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地方官吏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隋代成立伊始,文帝就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用和考核。

如新丰令房恭懿,政绩在三辅地域最为超卓,文帝多次对其进行嘉奖,只要一见到房氏,文帝“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

后来,房氏陆续升迁为德州司马、海州刺史等。

一个小小县令因政绩突出而上升为州刺史,这对地方官吏所起的示范作用是超级大的,“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正如胡三省在《通鉴》注文中评论的:

“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27]。

隋文帝采取轻税之法、减免租赋、以庸代役、健全手工业尤其纺织手工业机构、提倡简朴风尚、选拔精明能干且廉洁自律的地方官吏等办法,在实际中收到了培育男耕女织、晴耕雨织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进展的社会效果,出现了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的盛况,史称“开皇之治”[28]。

(二)若干纺织手工业经济区的初步形成

在隋文帝鼓励进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大体国策下,通过广大农人和工匠的辛勤劳作,隋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纺织手工业经济区,对那时和后来的社会经济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出现的有代表性的纺织手工业区域主要包括:

一、蜀郡“绫锦雕镂”

今四川地域百姓素以心灵手巧著称,隋代时这里“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29]。

绫锦雕镂指工艺考究的丝织品,它在一般纺织品工序的基础上,再提花刺绣,使其图案绚丽,富有立体感,系丝织品中的精品,也是蜀郡上贡京师的名优特产之一。

二、豫章“鸡鸣布”

豫章地域的养蚕技术在隋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年蚕四五熟”的高产现象,尤其这里的妇女以勤劳和手巧而出名,对纺织业做出了庞大奉献。

史称豫章妇女“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30]。

养蚕一年可四、五熟,不仅在隋代之前不曾见诸史书,即便在隋代其他地域也不多见。

豫章妇女夜间浣纱,第二天凌晨就可以织成一整匹布,其技术和效率之高,在全国实属少见。

隋文帝时豫章地域的这种“鸡鸣布”,不仅对中原地域的影响颇大,其影响也波及周边地域。

3、绚丽多彩的高昌地域的纺织品

隋代高昌地域系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东西方经济、文化彼此渗透,交彼此映。

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功德无量,为咱们今天进一步了解隋代高昌地域纺织业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下面举几例隋文帝时期高昌地域的文书:

A、《高昌延昌三十二年(592年)缺名随葬衣物疏》[31]

一、延昌卅二年壬子岁十一月十三日思广也文黄斤(金)千斤,白

二、银钱百两,今(金)钱千文,银钱百文,锦千张,绢万匹,

3、百(白)绫百匹,细布百匹,细叠百匹,百(白)淩(绫)裙褶

4、一具,井(锦)绫裙褶一具,细布裙衫一具,奴仆十具。

五、清(倩)书史坚故

六、===张定杜正欲得海中亭(停)正欲觅

7、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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