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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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

高中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

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天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终却落的个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这不免使人为他们鸣不平。

在批判宋王朝腐败的同时，许多人也将矛头直指宋江——这个梁山泊的领军人物。

　　有人认为，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落得如此结果，是宋江一手造成的。

作为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却断然拒绝了如同李逵说的：

“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屠杀中，遭到惨痛的失败。

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宋江采纳李逵说的：

“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以梁山泊当时的实力，定能推翻宋王朝。

而宋江却奴颜婢膝，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挥霍，视金似土。

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为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

”，由此可见，宋江乃仁义之仕，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

　　然则为何要接受招安?

我认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所造成的。

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宋江还是郓城押司的时候，其父便苦劝他不要与梁山草寇来往，好好为官，处人头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应了。

如果不是因为阎婆惜命案，他根本不会投奔梁山。

他一直称北宋的皇帝为“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谈判中保护其不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

他一直认为走与统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草为寇”。

最终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梁山交给朝廷，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的不战而败。

　　不仅是宋江，梁山好汉中的许多人，如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秦明等人，他们也深受“三纲”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支持招安的。

所以，选择招安不是宋江个人的决定，是在“三纲”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所以，将梁山好汉起义的失败归罪于宋江，这是有失公允的。

　　梁山泊悲剧，并非宋江之过。

梁山泊悲剧，这也是社会的悲剧。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

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

”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

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

明人郎瑛就说过：

“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

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

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

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

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

“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

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

”他反复申言：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

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

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

“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