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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
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
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
?
二曰增,?
三曰削,?
。
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
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
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
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
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二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
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
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
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
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
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
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
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
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
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
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
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
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
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傕、郭氾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
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
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
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
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
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像鲁迅所描绘的: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南腔北调集·
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
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
《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
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
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
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
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
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
”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
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
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如写董卓:
“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
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
”(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
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
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
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
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
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