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文档格式.docx

论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文档格式.docx

《论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文档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1989年谭恩美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喜福会》，大获成功，使她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文坛的明星，连续40周登上《细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销量达到500万册，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大奖，还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佳绩。

之后谭恩美又相继出版了《灶神之妻》、《百种神秘感觉》、《接骨师之女》和《沉没之鱼》和第一部小说一样，这三部作品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

可以说谭恩美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不久，评论界也给予了谭恩美高度的评价。

华裔文学评论家黄秀玲指出：

“谭恩美目前在（美国）主流文学经典中占有相当令人尊敬的一席”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也曾经这样评价她：

“正如赵键秀和汤亭亭一样，谭恩美不愧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拥有一特殊位置，她是另一位开拓者。

”

谭恩美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其父母于四十年代移民并定居美国。

父亲约翰出生于北京，是一位工程师，还是一位浸礼会牧师；

母亲黛西生于上海，是护士。

谭恩美可以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华裔。

谭恩美从小就对她的中国血统感到不舒服，尤其对母亲那一口结结巴巴的英文和笃信鬼神这一套难以忍受，这导致谭恩美有一段异常叛逆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也是影响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晚年的母亲告诉她的一个秘密却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中国大陆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她决定将母亲的故事用自己的笔展现给世界，成为了一名作家。

谭恩美的小说作品不多，前后只有五部而且题材单一，但是每一部作品却又风格迥异，都是难得的文学佳作。

谭恩美尤其擅长描写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不少小说家以此为写作题材，但身为第二代华裔的谭恩美，比起其他作家多了一层文化挣扎。

谭恩美常以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儿和出生在中国的华裔母亲为主角，华裔女儿不但面对种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还必须承受来自父母的压力。

母亲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用传统方式管教女儿，不但给女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更是彼此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面对自己连英文都说不好的母亲，女儿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却无法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她们心里产生了矛盾，犹豫。

谭恩美善于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将读者带入书中的意境，通过描写母女关系的破裂，修复，最终和好的过程，探讨华裔女性在西方生活面对本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应该如何做出选择。

谭恩美的这些贴近华人移民生活，真实而富有情感的小说得到了东西方读者和文学界的肯定。

目前学界对谭恩美的研究有一定数量，但是研究方向十分分散。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角度研究她为移民小说创作做出的贡献；

2.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角度阐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

3.从女性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其小说进行研究；

4.对其作品叙事艺术技巧上的独特性进行解读；

5对其作品中描写的各式人物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

从文化内涵角度对谭恩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少，多数研究者都赞同谭恩美在人物的刻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技巧。

研究认为谭恩美在小说中塑造了有着强烈的边缘文化意识和身分危机感的女儿形象，饱受后殖民主义压迫却又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母亲形象，阴险狡诈，歹毒可恶的华人男性形象和强势的白人男性形象。

认为谭恩美将整个社会映射在这些人物与其的经历中，平凡却又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对谭恩美作品中描写的各式人物的文化内涵为方向的众多研究中，以其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为对象的研究相较其他研究数量较少，这给我以此为研究方向做出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我旨在以谭恩美的小说作品为题材，对作品中的华裔母亲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方面挖掘和探寻作品中的华裔母亲——一群生在中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华裔女性是如何打破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沉默和压迫，如何摆脱父权社会的束缚，寻找自己的幸福及如何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重新定位自我的。

另一方面从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入手，探讨华裔女儿们这群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是如何从一开始的否认自己的华裔身份，不理解母亲到最后意识到母亲的伟大，并最终找到自身定位，从母女的矛盾中探究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母亲身上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谭恩美通过描写这些坚持着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想要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些方面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但它仍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人生哲理。

华人的女性移民只有坚持自己的传统美德，并且积极的融入西方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一面，才有可能顺利的融入西方的生活之中。

2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特点

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中的华人移民，尤其是女性，所面对的是耳目濡染，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迥异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西方文化。

当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的时候，华人移民就试图在他们两者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坚持自己的原本的东方文化传统，要么选择抛弃过去的本族传统，当然他们也可以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文化平衡。

谭恩美将自己母亲移民生活的感触和自己作为第二代华裔所感受到的困惑与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理解注入到了自己小说中的华裔母亲形象身上。

通过阅读谭恩美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的主人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有着不同的态度，小说中不同的华裔母亲在面对中西文化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母亲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现的特性分析，谭恩美笔下的人物大致上经历了男权文化的反抗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者三个阶段。

2.1男权社会的反抗者

谭恩美的小说中的各位母亲，几乎都是地位相似的弱势群体，她们在中国的遭遇无不让全天下的女性们为之抱不平。

但是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女性注定一辈子承受男权主义的压迫。

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封建统治下，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男性，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脑海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伴随着女子一生的。

中国几千年来都奉行孔孟之道，社会要求女性以夫家的家庭为中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孝顺长辈，服侍夫君，管教孩子。

丈夫是女人的天，丈夫说的话就是命令，不能违抗。

《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丽是在传统的封建家庭里长大的，三从四德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她。

在传统家教中长大的雯丽从来不主动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等待别人的安排，甚至是婚姻。

这就成为她婚后不幸生活的根本原因。

雯丽的父亲从小就把雯丽送到叔叔家寄养，直到她结婚前夕才见她，而他给女儿的唯一忠告是：

“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

”因此雯丽甚至想象自己的幸福生活就是：

“我假装从银盘子中夹了一口，然后转向另一边，我想象着自己在说，‘丈夫，你吃这个，这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归你吃不，不要给我，你吃吧””。

婚后雯丽受到了丈夫无休止地折磨和羞辱之后，她依然是封建传统思想的维护者，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无法迎合和满足丈夫的需要她想：

“...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以至于后来当丈夫强奸了家里的小保姆时，她依然选择沉默，甚至当丈夫把别的女人带回家里的时候，她也是无动于衷。

旧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男权主义的压迫完全磨灭了女性的个性，束缚了女性的自由。

雯丽最开始在面对家长与社会的压迫，丈夫对其的欺骗和暴行时，选择沉默。

然而久而久之，雯丽对婚姻完全失去了信心，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她逐渐有了离开丈夫的想法。

当丈夫逼迫雯丽离婚的时候，雯丽爽快地答应了。

尽管这次离婚并未成功，但反叛的意识开始逐渐在雯丽的心底蔓延直到她再次遇到吉米路易，并在堂妹花生的鼓励下，使雯丽最终决定摆脱这种受凌辱的生活，与路易开始崭新的生活。

她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至于与其丈夫对簿公堂。

虽然雯丽最终被判了刑，但长期地沉默和压抑得以释放，雯丽开始公然地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追逐自己幸福的生活

如雯丽一样，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起初都认同于男尊女卑的男权意识，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孝女”、“贤妻”，充当着家庭奴隶、男人玩物的角色。

但是这些深受父权男权压迫的女性最终都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成为自己或他人赢得了自由和权利。

《喜福会》中的龚琳达面对封建制度与男权的压迫，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

不动声色，甘于等待，一击致命。

她隐忍，察言观色以求自保，她精心谋划，等待时机，终于在一场自编自演的闹剧之后，为自己讨回了久违的自由，将自己从一个男人的枷锁中拯救出来。

还有像《喜福会》中的吴素云，靠自己的坚持，熬过了战火，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其中最怪异的莫过于苏安梅的母亲在旧历新年前两天自杀，来利用第二任丈夫相信鬼魂死后三天会还魂讨债的事为女儿保全前途，这位勇敢的母亲最后绝望而悲壮的行为是对自己软弱与隐忍的彻底否定，是对旧有体制的藐视和不公命运的公然抗争，同时也点燃了女儿的抗争精神，让女儿学会了大声反抗。

谭恩美笔下的这些备受欺凌的女性，往往既是弱小的，又是强大的。

她们不选择逃避和臣服于命运，她们坚持抗争。

谭恩美通过小说中的母亲重忆和重述过去，希望借此愈合当代华裔女性心灵的创伤，同时帮助她们积累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和宣扬自我主体性的勇气，找回自我。

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男权压迫下赖以生存的智慧和力量。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2.2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谭恩美在小说中塑造华裔母亲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尽管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但在异国他乡，母亲们维护民族自尊心和抵抗西方现代文明对华人的伤害是坚决的，母亲们在精神层面上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认同传统文化中关于女性和母亲的定位，自觉实践着“男主内，女主外”的治家哲学，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而且极其顽强地企图把中华文化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女儿。

坚强而迷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表现出谭恩美在小说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偏爱。

2.2.1迷信鬼神的中国传统思想

谭恩美小说中华裔母亲形象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

小说内容中不止一次地在描写华裔母亲形象时出现了大量极具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特色的意象。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迷信鬼神变成了母亲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寄托，甚至是反抗的工具。

在小说《喜福会》中，谭恩美重述了中国的古代神话嫦娥奔月。

小说中，母亲之一的映映回忆幼小时偶然看到中秋夜晚民间表演——嫦娥奔月。

她观看到嫦娥如何因为自私偷吃仙桃，最后独守月宫，忍受寂寞。

此情此景，映映顿生同感，她想对嫦娥倾诉自己的秘密，待她接近嫦娥，却发现“她”是位刚刚卸了女装的花男人，顿时失望至极。

后来，家人找到的映映丁再也不是原来的映映了。

谭恩美重述嫦娥奔月的神话旨在将其比作一个男权社会的衍生物，男权社会将责任强加于一位女性，而且在舞台上再三呈现，不断谴责。

映映的失望是对男权社会的失望，在这样的社会中，她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年幼的映映期望的是自由和肯定，而不是一味听从父母的教化和约束。

谭恩美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谈到《喜福会》中映映偶遇嫦娥奔月表演的情节时说:

“那是完全想象得来的，然而我母亲读到时却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