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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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

①此后，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内核，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被神化。

2007年金融危机宣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

西方政府预防、处置金融危机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

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却找不到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品，因为早在20年前，意识形态创新就已经停顿!

　　自1970年代以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

西方国家普遍减少政府干预，提高私有化水平，推动贸易自由化，用市场替代政府部分职能，以提高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在发达国家，美英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欧洲国家则把社会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嫁接，以缓解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冲击。

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是全面、系统性的，主要包括政府放松商业金融监管;

交通、电力、能源等产业私有化;

社会福利、教育、监狱等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

放弃谨慎货币政策;

给企业和富人减税;

弱化对劳工市场的管理。

特别在金融领域，历届政府都在刺激市场活力、放松市场管理;

跨国资本可自由流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被取消，信用违约合同交易不受监管。

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曾对当年举国共襄“放松监管”的盛举作了描述：

“30年多来，金融部门推动，美联储鼓吹，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支持。

”②在此背景下，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联袂信息革命的刺激，经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好形势。

美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相对长的增长期：

1982-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7年，期间只有两个非常短暂的小衰退，因而足以与1947-1973年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媲美。

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

美国消费、生产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

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保守估算，美国经济损失在6万亿-14万亿美元之间，接近其全年GDP，相当于美国每个家庭承担5万-12万美元。

如果把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计算在内，损失至少翻一倍。

③欧盟国家损失在6万亿-12万亿欧元之间，为欧盟GDP的50%-100%。

④毫无疑问，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欧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30年中，发生过100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

经济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

⑤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认为，最根本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金融企业能够自我管理”。

⑥结果，市场并未自我修复，欧美政府都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救市。

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金融管理，但是新自由主义涉及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了系统性资本主义危机，如同1973年的高失业、高通胀是一场系统性危机一样。

　　在自由资本主义将欧美引向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的自由民主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事前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未能有效预防危机，事后陷入政治内耗，不能及时控制危机。

最近两年，美国政府已经两次走向债务违约边缘，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移民、基础设施、教育投资、福利改革、医保等问题，没有一件得到有效处理。

2014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承：

“我们的政治处在瘫痪状态。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美国政治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而非民主（democracy），⑦如公务员制度、联邦制、法官制度、独立中央银行等。

过去30年，在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政府职能萎缩，制度弱化，制度创新几近于无，所有难题都交付选举政治决断。

选举政治则向极端方向发展，权力制衡变成权力否决。

2013年4月13日，枪支管理修正案在参议院以54∶46票被搁置。

对此奥巴马感叹：

“这是华盛顿蒙羞的一天，美国人民想知道：

为什么90%的人支持的法案通不过?

”⑧瘫痪的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美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低。

1976年美国民众有76%相信政府能做好自己的事，1970年代该比重降至40%，2008年进一步降到30%，2010年低至19%。

⑨只有19%的人信任政府，90%的人支持的事政府却通不过，这对民选政府无疑是巨大的嘲讽!

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政治更是陷于瘫痪，意大利、希腊不得不放弃民选总理，直接任命技术官僚，以应对财政危机。

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表现概括为“民主衰退”，⑩扎卡里亚视之为“民主失灵”，（11）《经济学家》说“民主在经历困难时期”。

（12）其实，民主失灵不是新鲜事，早在20年前日本民主就失灵了，只不过当时西方世界沉浸在“历史终结”的自满中，没有认真对待罢了。

　　自由国际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的基石，美既重视军事力量的基础性作用，也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盟国体系，并以此二者构成美国外交的双引擎。

（13）冷战结束后，在单极世界的安全保障之下，在意识形态终结的鼓噪中，美国外交的自信心骤然膨胀，自由国际主义极端化。

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推广自由民主为手段，试图重塑国际秩序或特定国家的国内秩序，外交中的进攻性、意识形态分量显著增加，对国际机制、多边合作的兴趣和意愿相应下降。

欧盟则以后现代主义自居，向海外推销其价值观。

　　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国家发动过六场对外移植民主政治的战争，分别是海地（1994年）、波斯尼亚（1995年）、科索沃（1999年）、阿富汗（2001年）、伊拉克（2003年）和利比亚（2011年）战争。

欧美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仍然付出沉重的经济、人员、声誉、自信心代价。

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先后有200万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战费开支1.5万亿美元。

（14）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战争给美国带来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心理阴影，沉重打击了国家士气。

在自由主义笼罩下，战前美国政府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自由经济和民主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到来。

（15）最终结果却是，根据美国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政治参数”（polityindex），这些“民主”国家的入门指数仅为6，六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科索沃勉强跨过门槛，其指数分别为：

海地5、波斯尼亚5、科索沃8、阿富汗2、伊拉克3、利比亚0。

（16）其中三个国家目前仍然在内战中挣扎。

“民主化”战略没有产生民主国家，创造的却是内战、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

　　在大战略方面，欧美也奉行民主扩张战略。

在欧洲，欧美背弃冷战结束时“北约不东扩”的承诺，经过1999年、2004年、2009年三轮东扩，吸纳东欧12个国家，直逼俄罗斯大门，破坏欧洲战略平衡，最终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制造了冷战结束以来东欧最紧张的国际局势。

（17）在中东，欧美搭“阿拉伯之春”顺风车，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宣布阿萨德政府丧失合法性，最大程度挤压伊朗战略空间。

结果，叙利亚内战孳生恐怖主义，催生“伊斯兰国”。

现在，美国又四处组建反恐联盟，准备再度卷入中东战争。

在亚洲，为了防范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太”，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亚太安全受到挑战。

可见，扩张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使西方在中东、东欧和亚太同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救火，这同20年前美国享受单极世界的“悠哉游哉”状况相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冷战结束时，美国坐拥二战以来最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国际上，苏联解体让美国享有单极世界的优势;

国内，由美国率先掀起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其经济领先地位持续加强。

然而，意识形态的自满让美国经济、政治和外交都趋于极端。

市场和民主双双失灵，公众对政府和市场的信心应声下落。

美国不仅迅速挥霍了最佳战略机遇期，而且面临全面危机：

经济上陷入金融危机，政治上遭遇民主危机，外交上受挫于干预危机。

　　世界已经浓缩为地球村，当自由主义在欧美风生水起的时候，发展中国家难以置之度外。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改革的苦闷徘徊期，自由主义兴起恰好满足了当时的思想理论渴求。

更有甚者，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以及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崇拜，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甚至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危害也更严重。

　　自由主义是一套文化、理论和政策体系，有不少命题只能限于哲学、理论探讨，不幸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把它们当作实践准则。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是对人类意识形态起源和人类终点的哲学探讨。

正如福山所言，早在1806年法普战争后康德就宣布历史终结了，当时就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最终会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

（18）但是，对于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用什么途径走向民主体制，福山本人十分谨慎，反而特别强调国家的个性差别。

（19）甚至，福山非常不看好发展中国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历史的困境中”。

（20）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将自由民主当作一个现实政治经济学命题，似乎近在咫尺。

即使是自由主义体系中的政策部分，也都处在学理性探讨阶段，仍在不断试错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休克疗法”盛行时，西方理论界主张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最快的速度整体移植到转型中国家。

2000年左右，在东亚金融危机、独联体转型困难的现实面前，“华盛顿共识”变成“华盛顿困惑”（Washingtonconfusion），学者们认识到之前理论有缺陷，市场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而需要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于是又提出“良政”先行。

2010年前后，西方学者又普遍认为，大规模移植政治制度鲜有成功案例，似乎还得重视具体国家的创造性。

面对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政治转型，奥巴马政府已经仅限于远观兼评论了。

思想理论的不断试错和完善本是自然之态，可悲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竟然甘当政治试验用的“小白鼠”。

　　自由主义经济强调最大程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国内的强势经济利益集因此获利最丰，国际上拥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则坐享其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府管理和财富再分配能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机器，这是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

在国际上，只有在本国占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才能实施自由化政策。

过去3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裹挟下，丧失自我思考、自我选择能力，罔顾本国国情，热情拥抱自由主义，在发展道路上掉进了陷阱。

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抱没有比“休克疗法”国家、拉美国家更热情，对自由民主的拥抱也没有比“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国家更热烈，而这些国家受害也最深。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那些新成立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服用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

直到今天，对“休克疗法”的效果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国家之间效果不同，短期、中期、长期效果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效果不同。

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是：

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休克疗法”，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效果明显不同。

“休克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