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同样重要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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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说10亿元GDP中有4亿元是没有卖出去的存货，这4亿元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

但这也毕竟不是小数字，它表示出我国一些企业的效益较低，同时也表现在以国企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银行的坏帐率较高上。

如果一年增加万亿存货，虽然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了，也记在了GDP增长中，但却对国民的生活没什么意义，甚至基本可以算作浪费。

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程度会轻很多；

因为各个企业的所有权明确，投资硬约束；

老板看得最重的就是投资效益；

一旦发现销售情况不对，会立刻改变经营策略，实在不行就申请破产，决不会任存货增加、亏损增加。

但我们的国企是投资软约束，反正投资的钱也不是企业老总的，老总对企业效益没那么紧张，甚至不时出现“庙穷了方丈却富了”的情况，结果就是存货越来越多。

所以说，不能反映存货问题显然是GDP指标设计时的缺陷；

但这个缺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得到了有效抑止，却在我国的国企中变得较为严重。

其二。

让我们不考虑存货问题，假设01年全部的1万亿元都是销售出去的，所有的企业得到了总值为1万亿元的收入，那么如何分配呢？

大致上分到三方面：

员工、企业和政府；

员工主要以工资奖金的形式，企业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再投资和利润，政府主要是以税收、收费等形式收取。

目前的问题在于：

员工的收入偏少，政府的收入偏多。

从97年到04年，政府收入共增长了％，平均到每年大致是18、19个百分点②，所以刘伟说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多出GDP增长速度的一倍③。

就最近来说，03年GDP增长％，税收增长％；

04年GDP增长％，税收增长％④。

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为％⑤。

简单说就是，虽然每年GDP增长8、9个百分点，但其中分配给政府的比例越来越大，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的一倍；

相应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小于GDP增长的一倍。

去年《福布斯》杂志将中国评为世界税负第二高的国家，激起国内一片热议。

是不是第二高可能说不太清，但我国税收很重应该是个实情；

而且还要加上各种预算外的收费，更要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从01年到03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达到9100亿⑥。

我在以前关于房地产的文章说过，香港房价贵是因为政府拍卖土地的价格贵，但是香港的税负属世界最轻之列，香港的财政收入就是靠卖地；

但是我国国民既要交很重的税，又要交很高的土地拍卖金。

国民拿到手里的钱较少，自然购买力就低。

当然如果政府收取了较多收入后，能拿出很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方面，也就等于增加了国民消费力；

遗憾的是，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得不够；

于是大家抱怨上学贵医疗贵还要存钱防老防意外。

结果就是从00年到04年，我国国民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下降到％，也就是“内需不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9％。

所以罗伟忠认为：

“我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而日本、韩国等高增长二十多年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也就是说，我国GDP的高增长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

”⑦，他说的当然是实情，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GDP增长速度除以2，并不能算很高。

政府收取的钱较多，其中用回到国民身上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部分又较少，那么大多用在何处呢？

一是自身运转的开支，二是固定资产投资。

在自身运转方面，目前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年增长率为％⑧，这恰好也是多出GDP增长率的一倍。

现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是百里挑一，说明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的待遇很好。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工业项目和公共基建项目上。

这也很容易理解。

各级政府在投资时会有几个基本考虑：

其一，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有很多行政管理工作要做，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把握很多中小型项目，所以会集中于大型项目；

其二，各级领导由于不可能拿出很多精力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所以往往“凭感觉”决策，所谓的“拍脑袋”决策。

于是我们看到前些年的彩电冰箱，现在的汽车钢铁电力，都出现了“过热”“重复建设”的问题；

其三，大量投资于基本建设，因为基本建设不太会出现亏损问题，起码不会立刻出现，“总是有用的”，而且十分“现眼”，容易作为政绩。

当然在投资方面还有国有银行，国民由于缺乏保障感，而且因为是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节约的习惯，所以储蓄率很高；

而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也是政府办的，于是其投资也是集中于大的工业项目和基建项目。

附带地，这也就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因为第三产业虽然和国民生活息息相关，但其投资特点是项目众多、规模不大，恰恰不适合政府投资。

总之，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偏多，由于高储蓄，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自然偏高，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一般为35％，近年更上升到50％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7％。

有很多论者提出要降低投资率，可是在政府收入偏高，而投放在教育医疗福利保障上的量又偏少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要进行投资；

否则，巨量的财政收入难道锁在保险柜里？

难道再给公务员加工资？

以上我们分析了“2001年”1万亿GDP的分配情况，所谓“分配决定生产”，那么这种分配状况对第二年的生产会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

显然，第二年开始时各个企业会生产那些能销售出去的产品。

其一，国民的收入增长得不多，购买力自然不旺，那么这方面产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很旺，大概比上年增加生产4、5个百分点即可。

其二，政府运转费用增长较快，达％，那么这方面的产品会生产得多一些；

于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高档酒家应运而生，还出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还进口了很多洋酒，当然还有其他种种高消费场所；

在这些方面公款消费占了很大比例。

其三，政府需要将巨量的财政收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那么这方面产品就高速生产出来，大量的高速公路、城市广场、港口、开发区、磁悬浮列车、“市标性”摩天大楼等大型工程不断涌现，全国像一个大工地；

而这些工程的上游行业如水泥、钢铁等同样增长迅猛。

那么，如果说“2001”年的GDP是1万亿，到了“2002”年上升为万亿，增长率为9％，它的确意味着经过一年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全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加了9％。

可是，在其中，国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猪肉、啤酒、公交汽车、服装、住房面积、药品等，总量并没有增长这么多，只增长了4、5个百分点；

而“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却增长了20％左右。

也就是说，虽然总产出的确增长了9％，但其中有较大部分是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关系不大的。

国民们对“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的高速增长，对公款吃喝、对公车消费等，抱怨很大，因此政府对这方面当然应加以控制；

而对于“高速公路型”产品的迅猛增长，同样有许多论者认为过于超前，比如很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是很低的，笔者也很同意这种观点。

打个比方，一个马路边的“发展中家庭”，日子不算富裕；

但大门盖得金壁辉煌，由家中通到马路的路径规格也非常之高，甚至是磁悬浮的，我觉得这就是超前了。

不是说大门和那条路径不该建得非常好，而是说建设项目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不能畸轻畸重；

不能一方面盖起世界顶级的摩天大楼，建起连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建的磁悬浮列车，另一方面有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无疑，经济建设一定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问题一方面是投资额太高，更重要的是投资主体是政府。

财政投资固然是各级政府做决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实际上仍然是政府行为。

由各级政府进行投资，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出现公共基建项目超前建设，出现政绩工程；

而能够直接有效地提升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则相对较少。

杨启先指出：

“我国现在经济效益低下，主要低在国有企业。

现在我国全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大约只占1/3，非国有经济大约占2/3。

但在每年所消耗的资源和资金中，其比例正好相反。

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仅相当于非国有企业的1/4到1/2.”⑨非国有企业效益好，不仅说明它们自身赚钱多，还说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比高，更说明它们的产品适销对路，能够满足国民的生活需要；

所以这是一种“双赢”“共赢”的状况，政府最应该支持它们的发展，应该把投资向它们倾斜。

遗憾的是，它们从银行贷款现在仍较为困难。

前面我们说“分配决定生产”，分析了“2001年”的分配如何决定了“2002年”的生产方向。

那么，如果“2002年”的GDP仍然按政府收入偏多、国民收入偏少的方式分配，就会使得“2003年”的生产进一步向“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倾斜。

这种“螺旋式上升”显然不是国民乐于见到的，可以认为，这种“螺旋式上升”在方向上出了一定的偏差，应该加以纠正。

单就GDP而言，它在统计时对所有的消费品、所有的投资品，一视同仁，这显然是它的一个重大缺陷。

但在民主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国民们对公共财政的监督较为规范，那么这一缺陷会得到较好抑止。

而在我国，因为民主法制的建设尚不够健全，所以GDP的这一缺陷会凸现出来，于是形成国民消费产品增长较慢、能直接提升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投资品增长较慢；

而公款消费品增长较快、和消费品生产的关系不直接不密切的投资品和基建项目增长过快。

二、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03年底以来，公共舆论对GDP的反思逐渐加强，政府也有了若干举措，这既表明了国民公共理性的增强，也表明了政府的从善如流。

有识之士们提出了绿色GDP等等建议，以修正GDP的缺陷，秋风更是提出“与其不断修补GDP，在GDP前面不断地增加形容词，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

”⑩

我想秋风的这一建议偏激了些。

他的观点是政府应把精力集中于维护法制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上，发展经济主要是市场的事。

但即使在美国，总统也负有提升经济的职责，克林顿即使有私生活问题，但因为任期内经济增长较快，所以得以连任；

更何况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生活有着很大的指挥权；

有权就有责。

因此政府应该把经济搞上去，责无旁贷。

而GDP指标在设计上虽然有种种缺陷，却仍然是全面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最佳指标。

但我们又不能忽视上面所谈到的GDP指标的缺陷。

在我国目前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GDP增长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会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最高目的发生偏差；

若不及时加以纠正，这种偏差会越拉越大。

现在一些人在观念上甚至把GDP增长作为最高目的，而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促进GDP增长的手段。

比如有人认为“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应该拉动内需，更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农民的绝对收入低，会把增加的收入立刻进行消费；

这样内需起来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有了保证。

”按这种说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仅仅是手段，是提高GDP的手段；

那是不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GDP，农民收入不升也无妨？

或者说，如果压低农民的收入，从而使得积累增长，从而能更有效提高GDP增长，那就也是可取的？

收入增长和GDP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如果非要分清两者谁是目的谁是手段，我会选择收入增长；

因为收入增长最直接地意味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所以我的观点是：

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