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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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

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

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

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

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的影响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

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

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

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

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

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改制方案和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

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

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

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

正如怀特·

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

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

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

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

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

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

主要的英文文献有：

Nolan&

Dong，1990；

Liu，A.，1992；

Liu，Y-L.，1992；

Parris，1993；

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

袁恩桢编，1987；

张仁寿、李红，1990；

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

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

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

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

本文将揭示：

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

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

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

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

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

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

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

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

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

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

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

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

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

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

」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

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

秦晖、张军等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

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

大而赢"

和"

大而亏"

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

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

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

休克疗法"

.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①「本文所说地方政府主要指乡和村级政府。

」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

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

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

二是企业经营者；

三是工人；

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

「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

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的低工资。

」五是债权人即银行。

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长。

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

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

。

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

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

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

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

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

」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

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

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

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

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

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

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邹宜民等、Kung、Oi、Li&

Rozelle。

　　工人们成了输家。

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

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

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

」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

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

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

"

补偿？

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

没这个事"

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

②「当然，苏南的地方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

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

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

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

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

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

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

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

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

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

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

红帽子"

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

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

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

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

股份合作制；

租赁；

拍卖。

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

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