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登科的两封信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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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什么时候变得懒于写信的？

又是什么时候也懒得不再把心灵之窗打开？

或许是我们经常见面，或许是因为我还有个“电台”，反正，我们好象再也没有了那种年轻时代相互吐诉的急需和热情。

然而每次见面又怎么样，许多话，是说不出来的，许多做人的私隐是找不到合适的口语的。

我们四眼相对可以用心用眼去交流沉默，但这沉默中又饱含了多少无可奈何。

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许多话默默地说给自己，习惯了让内心自言自语，习惯了让中年的焦虑安释于无力的淡漠之中，于淡漠中品味孤独和寂寞。

我们还能从家庭、妻女那里得到一些宽慰，但我们能完全满足于这宽慰吗？

当着我们彻底地背对过去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因不再自信而只有依傍自信的自己。

现实弄得我们力不从心，现实直接得让人自感惜惶。

话语已成为多余，连思想也深埋进沉寂。

于是交流的欲望被叹息声所替代，渴念被理解的热切被人终究还得自己活自己的明确所扬抛。

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再轻信又缺乏自信的孤立无信的中年人，让自己的脚认自己的路，听自己的脚步声。

　　有什么好再写的？

有什么还要交谈的？

又有什么好相互赠勉的？

我们的心灵困倦了，麻木了？

　　我们的通信中止于我们孤独的开端，中止于一个热情退去，理智到来的时节。

当着热情退去的时候，理智是多么乏味呀！

　　我们学会了久久地静默于行旅或在办公室里、家里。

我们有时候常和妻子女儿又说又笑，但“我们”，另一个孤独的“我们”却缄默着、踯蹰着，淡淡地闪身一旁。

卑微地、怜悯地看着那个为人夫为人父的人在演戏，在尽一个生活的角色。

我们不同程度地因了个性的不同分裂着自己，把自我揭裱为两层：

一个托裱于生活现实，一个托裱于虚无的存在，并在二者间体味真实。

或者对于你这分裂还好受一些，但对于我就不是那么受用了。

我常在事后感到可笑：

刚才是你吗，它真实吗？

那不就是生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吗，“他”在活动中被带动，还是在自动？

我们学会了这样两张皮式的生存，学会了在沉默中听自己灵魂的独白或者对白，反驳或者印证，申辩或者提诉，甚至把听任灵魂的自我撕咬当成一件美事去静静地欣赏，有如听夜半房顶屋角的老鼠吱吱地叫声，但这样能满足了吗？

能安宁一会吗？

我们可以理智地在历史的剧场中给自己寻找一个适合于我们的位置，不无智慧和明鉴地告诉自己或他人，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就如同指着一台机器上的某一个齿轮说，我们的命运的上限就是转承，只能在转承中检验生命的铁齿相互扣紧，就象我多次向你自白的，当着我们殚精竭虑地总算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才发现自己恰没有再多跑一步的心力和脚力，跑道不属于自己，但我们的心不想善罢甘休，我们的欲望之火还没有到全部燃尽的时候，我们毕竟看见了跑道，多么想一跃而起奔挤于竞争的人流；

但我们的怕不行了，只能走，跟在自己的信息后的艰难而怅惘地走，一边走一边告诫自己要甘于寂寞甘于转承一边又鼓动自己能走几步就走几步，哪儿累了哪儿歇脚，当着秋去冬来之际，我们又启程寻找绿色！

　　我们毕竟启程于一个绿色行将后退的时节，与其说我们仍在寻找，还不如说我们在渐渐尽退中体验无奈和消亡。

我们是在绿色的消亡中“保存”绿色的。

理智的、生存的行动的我和情感的、心理的体验的我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春天不再属于我们，充其量只是在消亡中“幻发”记忆。

这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该是多么残酷的“嘲笑”。

四十多岁的男人按常理当是如狼似虎，应该是理智、心绪和机能属于最恒定、茂盛和强壮的时候，我们恰恰却是相反，我们只是一只蔫狼，一只毙虎，困疲常与我们相伴，焦躁和虚弱与我们形影不离，虽然没有阳萎，但再也没有那种勇往直前和坚忍不拔的气概了。

心身憔悴是我们最真实的体验。

如果说因了认识到自己的最大可能还不告自明和自然，我们的自然是一种不无遗憾的自然，就象一条无牙的饿狗看见了血肉却自然的“不屑一顾”，?

?

不可能再生吞活剥了，?

再也没有噬血噬肉敲骨吸髓的快活了。

我们的信息成了我们悲剧人生的全部根由，我们的悲剧人生成了我们羸物的现实的全部说明；

我们的羸物现实成了我们全部信息的最后块磊；

我们的全部信息又成了我们悲剧人生的最后说明，我们就这样可悲可怜而又可歌可泣地循环于自己的生命链条中，循环于我们的生存机器中，循环于我们从提升到肉体从活人到体验的第三个过程，体验绿色消亡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启悟了自己的“宿命”：

我们是传统人格的嫡生，虽然也想反叛，但反叛只是对我们传统人格的一种反证和题解，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我是以自己的人生在解着传统人格的最没落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悲剧的最后境界，当着一个英雄时代行将结束的悲剧的最后境界也行将结束了。

自然，这最后的境界决然不少它白炽般的光焰的，它是信息的光焰，燃烧着不死的精神油膏，但现在这油膏将尽了吧！

新绿不再是形而上的全命果，新绿也不再是精神的圣水，新绿是在神死了之后人也死了之后绽发于现代社会的，它既不是神道的，也不是人道的，它不同于神和人，不同于神与人合一或为二的理想与幻觉，不同于或者为二或合一的“本真”，也不是一种浪漫或悲剧式的“实在”，它是一种存在，它是把虚无也纳入存在并对存在的“虚无本质”的虚伪的，即时的证明但却不是说明：

它没有二元的芽尖，也没有一元的茎叶，它是存在的一种“自然光照”，是人的一种“自我复写”，是人之于他的历史、文化、创造、生存诸等体验的自白或者喃呢。

它用已有的话语、规范、句式和价值准则已无法加以判断。

这新绿是纯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呓语胜过真理（如果还有真理的话）；

梦幻胜过真实（如果真实只能被感受的化）；

体验胜过目的（如果目的就是为了体验的话）的时代行将到来的“先声”。

虽然这新绿我还没有发现它，但我从我衰败的命运和不可复得的体验中或觉到了它；

尼采曾大声呼喊着“神死了！

”；

后来的人（是基尔凯勒尔还是海保格尔？

）又哀叹着“人也死了”，那么，在神道消亡，人道也消亡之后，只怕自己不会有一人用“道”能加以囊括的东西了；

我潜在地感到，如果说过去了的，传统式的社会和历史的人文壮志总是在寻找一个恒定的、终极的本原和最后证明的话，那么，这种人类企图现在已经因达到了这样一个“本原”和“说明”而自我瓦解了，就象人们达到了月光，达到了太阳，达到了人自身时才发现这个“本原”和“说明”是多么靠不住。

它只是人类无限种可能性的一种可能；

于是，人类灰心了，那种坚韧不拔地寻找最后说明的气概，那种专横跋扈地指出本原的孤独意志，那种无形中用理想去掩饰“假定”的应用就散落在宇宙的无限可能性的空间里再也难以统一了。

人只能向自我还原，向存在还原，向占有存在和自我的虚无还原，但可终不能还原―因为还原的目的仍然是一种假定，无限是还原于一，还是二或者多。

那么人又该向何处去，他处在空前的无依无靠无法自原其说的明知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将向哪里去的孤独中、寂寞中，它只能从即时的、实用的、稍纵即逝的体验中去证实自己的存在并于这存在中认知，体验、感觉自己，把自己“还原”于自己。

现代人是失落的，被一种“非我”强奸的，象一个虫子样的而大吞大咽时而气息奄奄脆弱的，象一粒尘埃一样不由自主的没有归宿的。

现代人是不幸的，它被它自己的创造、历史、体验遗弃了，是个孤儿。

现代人又是幸运的，他于失落中体验了复归的无时不在，于“强奸”中体验了“非我”的痛快淋漓；

于脆弱中享受恒长，于无归宿中自然而然，于不幸中幸运。

它既然遭弃了也就自由了，它既是孤儿了，也就是自己的、自主的、独立的，他使自己从道中脱落出来而不是解救出来；

我能从各种现代诱惑中感觉到一个现代人那种即时的、实际的为人的快乐和匆忙，实惠和空浮，清陋和失重；

也能从各种不能不甘被诱惑中感觉到证实到自己正界乎于二者之间，虽然我的心仍是传统的血泵；

我的信息仍是传统的经幡；

我的理智理性和情感情绪却无不时时刻刻体历着这二者的撕扯和绞痛，其实最感切腑的还要算“狭隘”了―这应该说让小杨说明对了―我时时能从自己的失衡心理和嫉妒心态中感受到自己的并不宽容，总是用传统人格的尺码去有意无意地比量种种现代人的自私、自尊和自信自为。

我们有伪道德的一面，有当不上嫖客的报怨。

或许还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强暴她人的能力、胜略和技能或者冒险精神，我们一方面赞扬强暴的技能，一方面又唾骂它的残忍。

我们总是身首两地的处于分裂状态，如此所言，我们又把自己揭裱成两层：

一层托裱于传统，一层托裱于现实（未来），但我们所托裱的，终在是一幅饱蘸传统文墨的“中国画”，所不同的，我们并没有把自己逸散于山水气韵，而是把自己揉搓于笔端墨底，用现实的手法描绘一幅不少悲哀，并以悲哀引申悲壮的自白。

我们在拍摄自己。

我们挣钱，挣不义之财；

我们想自由，只把自己的身体和责任给妻子父母女儿，心却漫无目的（你倒是安稳没有乱跑）；

我们也想当个实利主义者，但我们既怕累也不想丢自己的“铁饭碗”，这饭碗是最好不过地留给我们这种既报怨唾骂传统而又须臾离不开一离开了就不是我们的人的。

我们思想时清楚得象个圣人；

我们行动时糊涂得象个子。

前些时在西安碰上过去几个叫我“老师”的人，他感慨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自我清高”：

我们清高吗，你说？

　　我们是把自己看透了，把这“命运”看透了，把这一代的来龙去脉看透了？

没有，人要是真把世事人生看透了，要不当上皇帝，要不当上鬼雄，要不就上就地栽死。

老范在手术后说“人活着本身就有意义”；

老人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常识中所隐含的人对于存在的自觉认同和赞许是决然不比存在主义哲学家逊色的，人们常常感叹于人生的忧烦无奈和那种无法言明的感受体验，比之把存在当成一个“命题”去思想要具体百倍。

去年、前年，当我在每一个被胃病唤醒的黎明陷入迷惘虚幻之际；

去年六月后当你知自己的确患上了不治之病乙肝心绪败坏地吃了几十副苦药之后终于明白过来“自我解脱”之际，我也曾认同这常识的真率。

我们是常人，我们有着常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和天然缺陷。

我们又不是常人，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行动的一面和内在体验的一面统一不起来，又不甘于如此常人式的活下去，并只因“活下去就是意义”而活着。

我们大倡特倡地选择了一条为自己的人生注入意义的路，而这条路又更多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体验的历程。

常人是把生命当成一种外在的目的去与内心相匹配的；

而我们有时则相反，是把生命当成一种内在的目的去与外在的目的相抗衡的。

我们也有内外一致的时候，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不一致，充满了矛盾焦躁和忧烦，我们的内心常象火盆一样躁热不安，一种无由的烦恼常与我们形影不离，这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病灶，还不如说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本能反应和感悟：

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有能限的形式；

我们的矛盾心态是精神不甘死亡或者被俘虏的自虐状态；

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虚伪心理。

常人的自虐更多地以他虐的形式得到平衡，而我们的自虐确是因意识到自虐而加以压抑，因而根本上平衡不了。

我猜想，人的生命之所以不完善更可能是小人的“童年状态”有至，一是历史的童年，一是经历的童年，二者在人类学，遗传学上的根源对于我们是不可知的。

但二者在我们生理、心理的反映却是不难体验的。

如果说这能反映就常识而言反映了一种精神实在与肉体实在的固有不平衡，那么，相对于我们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一个点、一个延续的序列，我们还更多地体验了一种人自身与存在的不平衡，却存在与虚无的不平衡性―我们总被一种虚无的心态、状态、势态搅得心神不宁。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行将结束已经预示了一种“完善、完美”的意图的寿终正寝，那么，我们恰因了意识到它痛苦地无可挽回的毁灭而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幻灭感。

如此，我们一方面为看这幻灭而悲状地活着，“活着就有意义”；

一方面又因不甘于幻灭于这种“理想”式的悲剧的临终状态而苦苦地寻找着新的精神支点和存在依据；

好几年了，我不订任何刊物（摄影），我不想界入摄影界的种种现实，我有意识地把自己“流放”，则是一面临这样的“信息”我的强烈的不平衡心态就会遂然间失衡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