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上山下乡走向终结主要因素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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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歌颂，不许批判。
我还是接着谈谈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山下乡的问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上山下乡到了“文革”爆发前规模越来越大。
尤其是我们上海在六十年代将近有十万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上山下乡，达到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高峰。
究其原因还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所造成的。
上山下乡运动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候，动员下乡的对象是在城市里接受完中等教育，家在农村的学生。
当时把这些下乡的学生统称为“回乡知青”，例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邢燕子。
2015年的时候，我到江苏大丰参加一个知青博物馆和书刊展示的会议，再次见到了这位被树起来的知青典型。
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
这位邢大姐迈着巍巍颤颤的步子走上主席台，断断续续地念着组织者为她事先写好的稿子。
结果呢，走下讲坛就进了医院，血压高达200。
我问过组织者，干嘛非要大老远的把她请来呢?
回答我的是：
会议档次需要，再说她闲在家里也没事。
那天，我感觉到一种悲哀!
我想起了在上海奉贤有一个自我命名为“知青广场”里至今还矗立着的邢燕子的雕塑。
何必呢?
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里。
一、上山下乡形成的体制原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渐渐形成的上山下乡一直延续到1962年的时候，因为要消除三年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困难被正式列为国家计划。
到了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后，把上山下乡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作为一项国家长远方针。
这些计划和方针出台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其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通过持续不断的强制运动，做到的高度集中。
从1949年新的政权建立以后，从巩固政权，维系政权角度出发，形成了一个执政的理念是消灭私有制，在城市和乡村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村里最初是从土地革命开始的。
刚刚分完土地，紧接着就是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从合作社开始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候建立起所谓“一大二公”人民公社。
再次把全国几亿农民统统管了起来。
城市里是从消灭私人工商业开始，通过大张旗鼓的“公私合营”，把各类作坊式的小企业和民族资本家的大企业全都实行国有化。
城市和农村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终于完成了全部管起来的目标。
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所有的民办学校都被取消，都被纳入到公办行列，由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起来。
现在一些人会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了可以办大事。
这样的说很片面。
这种说法只讲了“集中”的一面，忽视和回避了所谓“分散”可以调动更多积极性的一面。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集中”的土地被分散到了农民手里，一下子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单一国有体制的工厂形成了各种所有制，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走向了世界。
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这种否定是在回归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
在当时僵化的体制下，所有的在校学生都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统包统配”。
不仅在教学的内容上有着严格的管制措施，读什么书，看什么书都是全国一致的。
等到你读完书以后，国家会包揽你的升学就业。
一旦经济上出了问题，如大跃进以后产生了大饥荒，必须要调整了，就无法安置多余的学生了，那么只有在继续管起来的前提下服从安排到农村去。
所以说，这样的体制产生的弊端是上山下乡的形成是一种必然。
第二，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强化管理。
在社会管理上，五十年代较为典型的是那场反右运动，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一下子把全国上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冷宫。
在党内紧接着的是庐山会议上把讲真话的彭德怀打成右倾反党集团，为肆无忌惮的所谓大跃进打开了大门。
结果是什么呢，饿死了上千万人啊!
这种史无前例的全面控制，管是管起来了，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但造成的后果显然是始作俑者自己都无法预见的。
空前的困难必然引发出大规模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必然对城市学生升学就业造成空前困难。
所以，在一个个光鲜亮丽的口号声中，在一些被捧起来的典型引路下，成千上万学生被驱赶到农村成为必然。
从这个角度讲，六十年代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形成一个小高潮是一种无奈之举。
第一代的领导人为此都付出了努力。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个制度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
对于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简单地说对与错是讲不清楚的。
放在社会发展的轨迹上，从实行的体制上进行理性的分析才能够找到它的出现、形成、高潮的原因。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和机制下，有没有可能再度发生类似的上山下乡呢?
绝对不可能了!
二、“文革”的倒行逆施最终造成了上山下乡的终结。
五十年代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武训传》运动、反对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批丁玲和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
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使上百万民族精英遭到毁灭性的摧残……，结果是大饥荒里死了几千万人啊!
六十年代，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国家的经济渐渐开始复苏了。
当日子刚刚好过一些的时候，立马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又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狼藉。
这十年里，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
从揭露邓拓、吴晗、廖沫沙开始，到打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文革”前奏曲，直到达到真正的目的：
打到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大批如陶铸、薄一波、宋任穷等领导人纷纷落马，戴上诸如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等帽子被关押、审查。
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接班人”林彪居然跑到北边去，“叛国投敌”了。
怎么办，还是祭起运动的大旗，开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
这还没有完，把林彪与死了几千年的孔子连上了，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批周公。
甚至连一本古书也难逃被批评的命运，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把矛头直指周恩来。
最后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此期间对人民的运动还在持续，一场所谓的清查“五·
一六”分子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使多少人遭遇不白之冤，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人民还能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吗!
1949年到1976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究竟搞了多少运动，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罕见的。
在那个时代，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不得不驾机“叛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今日是“红卫兵”“造反派”，明天可能成为“阶级敌人”被揪斗。
人民在惶惶不可终日里生活，整整一代青年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而发配到边疆农村接受所谓的“再教育”。
整个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时，整个世界在那一刻迅猛发展，日本和西欧迅速崛起，亚洲诞生了“四小龙”，我们呢，在饿死人，在运动!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
折腾来折腾去，一个大国穷到饭吃不饱的地步。
难道还不可悲、可叹!
在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P349）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
在王年一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P625）中说道——
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
“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
一个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遭受到的损失相当于1949年至文革结束三十年间所累积的财富总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山下乡怎么会持久下去，怎么不会被终结!
三、高度政治化的上山下乡必定要走向死胡同。
我在看葛元仁和聂新元写的那篇《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弘扬知青精神》一文的时候，感到此文夸夸其谈了一大通似是而非的道理以后，没有从这些根本原因上来好好研究上山下乡这个问题。
尽管他们讲：
“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认知这个范畴，局限在个别领导人在处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时作为个人意见的只言片语上，更不能仅从概念来推导结论，而应该把知青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领域去研究，这种研究除了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认知之外，应该更加注重知青们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的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知，因为对一个历史事件，只有人民群众的评价才是最客观公正的。
”可惜的是全文没有按照他们自己讲得去做。
你仔细去看看，通篇除了不许你否定上山下乡以外，剩下的都是一些口号与标语之类的话语。
给我的感觉是这类讲法在同类文章里都是一个腔调，缺乏仔细的分析，缺乏事实的依据，缺乏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
最为关键的是不许你讲上山下乡的不是。
他们认为“现在一些人不是去探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把这些问题无限扩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地评价上山下乡，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全盘抹黑和否定上山下乡，……他们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和否定上山下乡的历史，明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所指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知青也参加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为国际垄断资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张目。
此类话语在同类文章里似曾相识，不奇怪。
这里的问题是，上山下乡最终为什么会被终止，正好说明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讲问题怎么来实事求是地讲清楚?
讲了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居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剑指共产党，是迎合国外势力改变我们政权和颠覆社会主义?
用这样吓人的大帽子来阻止别人严肃的研究，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只会用“文革”中国常见的语言吓唬人，恰恰说明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睁着眼睛说瞎话，看着历史的事实装睡着了。
这些不争的事实，在类似那篇《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弘扬知青精神》一文里是绝对不会提及的。
他们在回避一个事实，就像刘小萌教授在“共识网”上发表的那篇《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里指出的——
“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当时动员上山下乡的理由还比较平实，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既然国家有困难，年轻人就应该分担，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农村去。
当然也会给上山下乡贴上一些绚丽的标签，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啊，不过与后来的宣传比还是比较平实。
但是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正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育领域。
他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而且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他认为中共执政前十七年，即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学校。
所以对这个制度要彻底砸碎。
对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他的定性很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
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学生，他提出的任务就是进行‘再教育’。
所以毛泽东在1968年发动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上山下乡运动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尽管在它的背后还是有就业的巨大压力。
因为毛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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