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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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发表于中华传播学会2001年年会（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学科建设

（一）」专题讨论会。

**作者现为慈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E-mail:

chensm@mail.tcu.edu.tw

壹、序言

台湾高等教育的演进，在行为社会科学方面，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转折，当推1977年1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杨国枢等，1978）的出版。

这本书上下两册，一经问世，研究生几乎人手一书，23年来风行不衰，俨然成为研究所阶段的方法论典范，影响台湾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的学术研究甚巨。

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学位论文，用的都是本书里的方法。

可以说，本书一出，引述之广，无出其右，几乎成为一世代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法的「圣经」。

这本书列为「东华社会科学丛书」之一。

出版精神可从丛书序言略见一斑：

「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不但不能偏废，而且必须生根。

此一原则，用于社会科学较之用于自然科学更为适切。

在文化差异与地域限制两个基础上，社会科学实不易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局部的或枝节的『借用』或『移植』。

（1）……国内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已大为提高；

……但无可讳言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则较为落后。

从国内大学社会科学的教学方式及出版的中文书籍看，多年积留下来的几种缺点一直未能革除：

其一是内容陈旧……其二是忽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以致学难致用；

其三是仅限于国外数据的介绍，而缺乏与国情需要配合的研究成果。

」（pp.ii-iii，底线为作者所加）

这段话固然是丛书的序言，但第二和第三项理由，似乎是针对《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一书而来，因为丛书的十余本着作之中，只有本书属方法论

（2）之作。

第一项说的是缺乏中文教科书，教学不便，可说是二十几年前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共同现象；

第二项「忽视方法论」和第三项「缺乏本土研究成果」这两项理由，是编者念兹在兹、也是一般人谈到学术「中国化」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行为科学「中国化」的提法，本书比起坊间其它的言论更为具体。

一般人谈「中国化」，多认为只是国外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问题。

由于文化差异和地域限制，西方的社会行为科学理论，引进时必须予以「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采用本土的学术研究成果，使用本地的例子，来「与国情需要配合」──原书序言如此说。

在学术著作或教科书中，采用若干本土研究成果，也就是举一些本地的研究例子，或引述本地的相关资料，用中文写教科书而非全书翻译等等，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中国化」概念的内涵。

乍看之下，《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作者群的「中国化」想法，似乎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作者明白指出我们社会科学发展「忽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一般认为：

社会行为科学的借用与移植，只有在理论方面才有问题，方法或研究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形产生。

作者呼吁重视教学与研究要重视方法论，在当时确是与众不同的见解。

果不其然，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六个月内印了第二刷，把台湾社会行为科学的研究推向西洋「科学主义」的最高峰，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雄霸一时。

翻开一九八○年代的台湾相关研究所学位论文「参考书目」，立可看出此书影响之大之广。

（3）而相对于坊间若干研究方法书籍，本书纳入本地学者的研究案例，可以说是满足了原先设立的写书目标。

丛书序言和本书序言里，都没有出现「中国化」、「本土化」、或「在地化」字眼。

然而，「中国化」的企图明白可见。

作者似乎在说：

台湾在借用或移植西洋学术的过程中，多理论而少方法是其缺点；

解决之道，应是用中文写一本方法论的书，观念是西洋的，例子是本地的。

书中所谓的方法论，就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量化研究技术。

方法论的提出，表面上好像与「中国化」的隐性提法关系不大；

它好像只是说方法被忽略了而已，并不涉及西学中用的借用与移植的问题。

作者似乎认为，研究方法就是量化研究技术。

此说一出，的确让当时人文方法、历史法当道的台湾社会行为科学界为之耳目一新，计量方法随之水涨船高。

吊诡是：

移植量化研究方法，就某种意义来说，恰恰与台湾学术界另一个层次的「中国化」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首先追溯传播学在台湾的发展历程，把重点置于引进西方学术，从早先「重理论轻方法」到「理论与方法并重」、「发展本土化理论与方法」一系列观念的转折，来分析台湾传播学的依赖性成长过程。

其次，本文说明传播学从「中国化」转向「在地化」的同时，即是「方法中立」迷思被拆穿、学术界开始寻找方法背后的社会理论之时。

最后，本文倡议以中国传统方志学为出路，初步评估方志学作为一种华夏传播学方法论的可能性。

贰、传播学「中国化」

就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深入各大学的研究所教学与研究之时，以本书作者群为主的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界，展开了一波的学术反省，开始质疑引进西洋学术的深层问题。

这一次，他们高举「中国化」旗帜，进行远比早先用中文写作、出版教科书、加强研究方法、引用国人研究成果等等更深刻的讨论。

传播学术界没有缺席。

1978年，余也鲁和徐佳士先后在香港及台北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4）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

传播学术界讨论「中国化」的步调，大约与其它社会科学一致。

具体作法见于他所译述的《传学概论》（余也鲁，1977）一书的序言中。

他说，他打算做的三件工作是

（一）翻译传学理论著作，

（二）检讨已有的国人研究成果，（三）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找寻传的原理与原则（页11-13）。

前两项目标，恰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的写书目的一致，同样反映了强烈的学术边缘的心态；

第三项目标，说穿了就是当时学术「中国化」的普遍概念──一种类似「西学中用」的概念。

参与这两次传播学研讨会的学术界人士，包括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的几位主要作者在内。

数年间，台湾社会科学界以心理学、社会学为首，先后组成了「本土化」研究团队，付诸行动，逐渐累积了一定的成绩（陈世敏，2001）。

可惜的是，传播学术界却迟至1993年才在厦门大学点燃传播学本土研究的火苗，于1997年出版《华夏传播论》（孙旭培，1997），开启了第二阶段的「中国化」工作──寻求中国式（本土的）传播理论。

从单纯的译述出书，到「有系统地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去找寻传的原理原则」，华人传播学术界足足走了二十年。

其中首先要努力的，便是破除「中国化」的阻碍和非议。

孙旭培（1997）说：

「头一种非议就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这个命题难以成立，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这种非议早已有之。

我们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总体上是正确的，尤其是自然科学更是这样，我们不能搞出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

但是人文科学稍有不同，他们除了遵循人类社会（无论东方社会、西方社会）的共同规律以外，还有一些是对某些国家与社会的特殊规律的总结，所以对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这类说法，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因为不同的国情和历史，不同的民族习惯和思维方式，其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概括，就会不尽相同。

只是我们不能把其差异性强调到不适当程度。

」（页2-3）

既然传播学根植于当地社会的特殊规律，「中国传播学」乃有可能。

（5）沿袭这样的思考理路往下走，第二阶段「中国化」操作策略，到目前为止，重点无疑是在找寻和凸显传播研究的「中国特色」，采用「对比」（最大差异法）或「并列」（异中求同法）（6）手法，用于实际的研究工作上。

「对比」的目的，是要诠释中国何以不同，例如对比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后者的目的，是要归纳社会规律，向现有的西洋传播学知识靠拢，远如说服理论的文化间比较研究，（7）近如援引现代化理论、使用与满足、议题设定理论之类的研究即属之。

「移植」与「挪用」是这一阶段台湾传播研究的普遍风气，美国做什么，台湾就做什么，时间落差约在五年至十年之间（林东泰，2000），刚好是新科博士把他美国老师那一套搬到台湾用在研究所教学所需要的时辰。

理论如此，方法也如此。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一夕之间统一了台湾社会科学界的研究方法版图。

以传播学为例，早年无论是研究生论文还是教师的国科会专题研究，多系历史研究或规范性研究；

1970和1980年代的研究方法则是问卷调查当道；

自1990年起，文本分析、符号学分析、语艺分析等质化方法取代了问卷调查（林东泰，2000；

翁秀琪，2000）。

这四十年的研究所教育，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典范的转移，恰恰见证了「中国化」长路漫漫，也反映了华人学术界亟欲走出依赖的边缘心态，然而实践上却又宿命地掏空了「中国化」提法的主体性。

这个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误认研究方法本身是中性的，或许是个关键。

参、方法中立的迷思

华人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理论虽然诸多保留，但对西方方法∕方法论∕方法学过去却鲜少质疑，至少1978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出版时，我们听不到质疑的声音。

其实，实证主义方法典范，西方自己早在1960年代就曾引发一波强烈的辩论和反思。

当时一般的看法认为，社会科学要跟自然科学平起平坐，就必须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研究法来做研究。

日后社会学之于调查访问，心理学之于实验测量，都逐渐成为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主流。

在科学的外衣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被神化了。

这，同时也是学科被驯化的开始。

在社会学界，这一波反思正是针对「方法是价值中立」而展开的：

「惯用的社会学方法，像访问与调查，几经深刻的批判之后，学术界开始体认到理论和方法一前一后，难分彼此。

研究方法不再被视为『理论中立的工具』（theory-neutraltools）。

研究方法从评量操作（instrumentation）理论取得其正当性；

而评量操作理论却是从学科领域对于人与社会本质的假设辗转延伸得来的。

」（Hughes,1979:

126）

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属于「道德科学」（moralscience）范畴，是一种讲求「意义」（meaning）的学科，它的理论或方法，不过是一定条件之下社会或学术界集体认知为妥适或不妥适的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在个人与社会的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停游移摆荡。

（8）这是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对错有无的问题。

既然如此，研究方法本质上便非价值中立。

硬生生将之移植到另一个社会文化情境中使用，适用性便大有可疑。

华人学术界对于移植西方方法，早有零星的论述。

例如，台湾历次选举的选前投票调查，即使临到投票前夕，回答「还未决定」（不知道）投给某一候选人的人数比率，总是在20%到25%之间徘徊，与一般西方社会的选情预测调查结果形成奇特的对比。

总体说来，零星的论述未成气候。

学术中国化的脚步加快了，但注意到理论适用性的人多，注意到方法适用性的人少，好像中国化问题只出在理论，不出在方法。

直到《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

方法与发现》一书问世，才把「中国化」的提法带入了新的阶段：

直指方法的本质，挑战抽样调查法。

宽松地讲，边燕杰（2001）等人合着的这本书，一方面可算是过去中国化问题的一个总结。

编者并置两岸三地的若干调查研究后，从实践中发现抽样调查法应用在华人社会的重大缺憾，几乎要全般否定调查研究法的学术价值：

「──问卷调查是来自西方，并非十分适应华人社会的特征，用它研究华人社会，可能只了解了表面和皮毛现象，无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华人社会的本质。

」（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