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社会养老问题以北京为个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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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虽然中青年人士将供养、照料老年人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实际生活中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困难。

譬如，从总体上说，中青年人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供养老人有一定困难，表现在无法购买市场上提供的有偿服务，承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甚至影响到了对子女的教育以及正常的生活开支；

照料老人的精力有限，调查发现：

255位中青年日平均的劳作时间为14个小时，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反映工作太忙照料不了老人，而且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

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普遍的感受。

（2）现代社会使大家庭的概念淡化了，而小家庭的概念增强了。

两代人都崇尚居住的私密空间，分居的倾向是存在的。

这就使得一部分老人处在更需要自己照料自己的境地。

根据1999年北京市老龄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问题调查》提供的数据，在北京，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现在与子女共同生活，有30.6%的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共同生活。

有研究根据北京老年病医学研究中心1992~1994年进行的"

北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

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

虽然三代户家庭仍然是北京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但是北京老年人口中不愿意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比例正在增加，主要是为了避免产生家庭矛盾。

老人家庭的空巢化是生育率下降和现代性因素增强共同作用的结果。

譬如，江苏省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社会上只有五分之一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一半以上的老人均与下一代分居，以夫妇户的形式生活。

可以预言的是，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及其生命周期进入老年期，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社会，其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在全国也处在了前列。

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市老年夫妇户占了27%，老人独居户占了7%，合计为34%。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北京老人生活在空巢家庭之中。

另外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比例可能有普遍意义--根据1995年对北京、上海、苏州、广州和香港等城市新城区老年人家庭的研究，结果发现：

生活在单身家庭中的独居老人已经占到10.4%，只与配偶一起生活的老人高达25.9%，两者相加的累积百分比为36.3%，占全体老人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加上"

准（或者类）空巢"

的老人家庭，那么比例就会高出许多。

所谓准（或者类）空巢，是指子女工作或者出差期间老人孤独在家的情形，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际分居所造成的空巢家庭，而是因为时间的不能共享所造成的更为普遍的空巢家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前述的角色冲突所引发的。

譬如，北京市中青年家庭养老状况典型调查曾经发现：

255位中青年人中78.4%白天上班，其中55.3%的人中午不回家，这种白天空巢的情况使很多做子女的对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感到忧虑。

如此看来，空巢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儿女的多少或者是否与儿女同住，还要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儿女是否能伸出援手。

正是基于广义的老人家庭空巢化现象在城市已如此普遍，所以社会各界对托老所的呼吁才会越来越高。

　　统计数据还表明，虽然不少进入到高龄阶段的老人又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85岁以上单身老人户比例仍高达11.8%，高龄老人二代户的比例占到85岁以上组的21.4%，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老人家庭很可能是二代老人同住。

此外，有配偶老人生活在单身户家庭的比例是有配偶老人的10.7倍。

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关村地区，空巢家庭的比例超过了30%。

　　在京郊农村，也有不少老人处在分居或独居的状态。

譬如，密云县老龄协对210位农村老人的调查结果表明：

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人占了57.14%，这些老人中有一半是属于真正完全的空巢家庭，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无子女。

调查结论是：

他们的生活照料没有着落， 

　　老人家庭空巢化的挑战表现在什么地方？

一般地，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有几个怕：

一怕生了病怎么办？

二怕日常生活无法自我料理时怎么办？

三怕精神上孤独寂寞时怎么办？

生活在准空巢家庭的老人，子女依然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譬如，老人突然发病，万一摔倒致伤，老人自己倒水、吃饭时烫伤或出现其它问题，用火发生意外造成火灾，吃错药剂或者用错药量，等等。

下面，笔者将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都市社会空巢老人家庭的种种问题。

　2、家庭养老的决定因素：

"

财富流"

理论的延展性解说

　　如果我们将"

家庭养老"

理解成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或者说养老支持力的话，那么家庭养老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配偶养老、子女养老甚至是亲属养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

可以理解为"

子女养老"

。

家庭养老实际上展现的是代际交换的关系。

我们都说，家庭养老是一种优秀的传统，但种种迹象和各色研究都表明：

这样的传统在现代化因素的作用下已经遭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样的情势不能不让作为研究者的我关心起如下的问题：

家庭养老的功能和质量到底是如何决定的？

　　当大家关注到家庭养老实质是一个代际交换问题的时候，"

代际财富流"

的概念和框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因为一般地，只有当代际财富流向上流转的时候，才可以理解为家庭在切切实实地发挥赡养老年人的文化功能。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

财富"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概念，至少在我的理解中，它包括了情感资源（温暖的关爱、宽心的话语、亲切的眼神、频繁的互动以及对老人意愿和决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等）、经济资源（物质、商品、金钱等有形的物品）、时间资源（如陪伴聊天看病、帮助做家务等）和服务资源（如购买服务性商品，请护工等做法）这几大类。

这么说来，称"

代际资源流"

似乎也是可以的，只是国内外学界已经约定俗成了前面的说法，加之"

资源"

一般是相对中性的说法，而"

存在着所有权的问题，当资源和所有权结合时，就变成了"

概念。

所以这里就沿用了"

的说法。

为明确起见，我们用公式加以表示：

　　代际交换的"

=情感资源+经济资源+时间资源+服务资源

（1）

　　当然，实际的代际关系往往是互动互助的，即：

既有下代对上代的回报和赡养，也有上代对下代继续的帮助和关爱。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

净财富流"

的情况来判断家庭养老的真假与力度。

衡量公式如下：

　　代际净财富流=下代财富流-上代财富流

（2）

　　显然，只有在代际净财富流表现为"

正值"

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肯定所观察到的是"

，而不是"

自我养老"

和"

社会养老"

迄今笔者还是坚持认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基本的养老方式只有三种，即"

、"

至于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机构养老等等看似现代的做法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可以归入上述的三类中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分类基本的养老方式，对此我的观点是：

要看主要的养老支持力来源于谁？

如果来自子女、配偶和其他比较近的亲属，则为"

；

如果养老支持力主要来自自己，譬如生活上能够自理、经济上能够自立、精神上能够自处，则为"

如果养老支持力主要来自社会各界，譬如政府的保障、集体的关爱、组织的帮助以及善心者的义举，则皆可归类为"

既然现在通常将"

养老"

理解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三大方面，那么这里所称的"

养老支持力"

自然也包括了这些方面。

　　显然，向上的代际净财富流越多，则子女对父辈的支持力度越大。

当然，在研究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是：

非经济资源似乎天然的不可测量性。

所以一般人们就采取讨巧的办法来应对，譬如只考虑经济资源的流量变化，甚至不考虑"

净值"

而只观察"

粗值"

的变化，像计量老年人平均每月从子女那里获得多少的经济支持就是常有的统计方法。

事实上，在理论上，我们还存在着另一种测定家庭养老的办法，这就是在老年人的养老支出中子女的支持到底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

如果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支持力来自哪里？

不能否认，即便从经济支持力这么一个单一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的养老支持力也存在着多渠道的来源，譬如子女的供养、自己的积蓄、社会的保障（典型如退休金）。

如此这般地细分下去，我们就可以剥离出真正意义的或者说相对纯粹的家庭养老（子女赡养）。

目前，由于研究水平的低下，在问卷设计中很少涉及相关问题，所以至今我们面临的还是"

无米下锅"

的窘境，缺乏必要的数据。

　　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代际净财富流的方向和流量呢？

走笔至此，就必须在理论上探究家庭养老的决定因素了。

　　我以为，对于有子女的老人来说，家庭养老取决于四个变量，即情感变量、人口变量、经济变量和时间变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家庭养老实质是父辈和子代之间的情感互动和经济交流，无非涉及子女的孝德、子女的多少以及子女的供养能力（经济的和时间的）这几个方面，所以作了上述的分类。

　　首先，"

情感变量"

说得是子女对老年人的孝敬程度。

这是最关键的变量。

我曾经将家庭中的赡养关系区分出如下几种：

一种是有孝之养，就是靠自觉的孝德和；

二种是不孝之养，就是靠舆论和法律维系的赡养关系；

三种是虽孝不养，大多是因为客观条件所限，有孝心但善事父母之力不足，或者是因为父母有自养的能力；

四种是不孝不养，这是最恶劣的，在当今中国，一般是少数。

　　最重要的一点是，"

是决定性的首要变量。

如果没有来自子女孝德的支持，那么即便有法律强制下的赡养行为，生活在家庭中的老年人其养老质量也是有缺损的。

而且，子代对上代的财富流归根结底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关爱程度，而真正的孝德总是要有所附丽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经济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慰籍。

事实上，前述的情感资源、经济资源、时间资源和服务资源之所以是这么一种排序，也包含着笔者类似的思考和判断。

　　那么孝德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这是一个极其艰深的话题，因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多。

孝德不一定产生于家庭的教育，因为我们经常发现：

出自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对父母的孝敬程度很不相同，而且父母对子女爱的程度似乎也并不一定能换来等量的回报。

一个深得父母宠爱的孩子可能是很没有良心的逆子，而一个因为客观因素没有得到父母多少爱抚的孩子却也可能给老年父母以感人的回报。

当然在遗传生物学上，也许还有其它的说法，毕竟人的先天禀赋中包括了善良的天性和自私的根性这两个方面。

　　其次，"

人口变量"

指的是子女数对父母养老的作用。

其实，不用多复杂的研究，根据常识，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多一个子女，就多一个依靠。

从人生的长过程看，生育资源终将演化成养老资源。

作为生育最终的价值体现，"

养儿防老"

之所以成为制度化的传统，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屡试不爽的文化法则。

这一法则至今依然没有失去作用，只能说自我保障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增强使得不少老年人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但家庭养老毕竟是社会提倡的主导养老方式，而且从家庭养老的文化功能来看，在降低晚年的生存风险方面，血缘、姻缘和族缘的连接使得它具有无可替代、亘古不变的降低晚年生存风险的功能。

与过去的一些研究相悖，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老年人的年龄及其他自变量以后，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作用，说明子女供养老人在当今中国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进一步地，如果老年人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或者国家有较高的支持程度，那么老年人可以减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