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的紧密结合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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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期的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独立国家的涌现，引起了日本学者、学生及普通百姓的极大关注。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现代中亚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在研究方式、研究范围、学科设置、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日本；

中亚研究；

中部欧亚；

东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122-（6）

　　【作者介绍】宇山智彦（UyamaTomohiko），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

　　日本的中亚研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东方历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正着手研究今天新疆与蒙古地区的古代史。

人们认为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比欧洲学者更为了解古汉语的起源，比中国学者更为精通现代研究方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内亚（InnerAsia）历史专家，如白鸟库吉（ShiratoriKurakichi）、大谷光瑞（OtaniKozui）、羽田亨（HanedaToru）、原田晃（HanedaAkira）、森正夫（MoriMasao）和佐口透（SaguchiToru）。

这些专家运用古汉语和其他古代语言的原始资料研究古代历史（尽管一部分人也研究清朝统治下的新疆），强调中亚在欧亚大陆东西部间号称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日本外交官西德二郎（NishiTokujiro）早在1880年就已前往俄罗斯中亚地区做过调查研究，而且20世纪前半叶日本特工时常造访新疆，但是当时日本却对中亚不感兴趣。

[1]20世纪70年代，一些年轻学者，尤其是后来成为帖木儿历史权威的间野英二（ManoEiji），批评老一辈学者过于依赖中文史料并将中亚纯粹视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

相反，他们建议通过使用中亚人所著的波斯语、突厥语及其他语言的史料，“自内而外地”研究中亚。

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对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东突厥以及中亚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因此使东亚历史研究与西亚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尽管对近代中亚仍然缺乏兴趣，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受过突厥语和伊斯兰教历史方面培训的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俄罗斯帝国与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其研究同时使用俄语史料和突厥语/波斯语史料。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研究俄国历史的专家也开始研究中亚历史，但由于他们不懂中亚语言，并将中亚视为俄罗斯帝国与苏联的边缘地区，因此双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

然而，他们对俄国在中亚的殖民政策皆持批判的观点。

[2]

　　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期的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独立国家的涌现，引起了日本学者、学生及普通百姓的极大关注。

得益于对（前）苏联中亚地区的研究机会，日本涌现出一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本人曾是东京大学俄罗斯研究系的一名学生，同时研究东方历史和语言，作为日本第一批苏联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之一，1989—1990年间在莫斯科、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居住过。

　　然而，曾论及中亚地区的俄罗斯研究专家与中东研究专家的人数可能大于中亚研究专家本身的人数，而且，将中亚视为大中东的一部分这种偏颇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十分流行。

这种情况增强了中亚专家的团结意识以及建立中亚研究所并将其作为与俄罗斯研究及中东研究互动的独立研究领域的意识。

毕业于俄罗斯研究系与毕业于东方历史系的中亚专家间的差异变得次要，双方都开始运用俄语及非俄语史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中亚研究的重点之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鞑靼与乌兹别克贾迪德以及哈萨克自治论者阿拉什奥尔达），因为他们运用中亚语言创作了大量反映俄罗斯帝国以及帝国与自身以外的穆斯林（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间联系的原始资料。

[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几年内，日本的现代中亚研究获得迅速发展。

在组织方面，东京大学东方历史系学者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学者间的合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京大学的小松久男（KomatsuHisao）教授是日本现代中亚研究的先驱和领袖，并且使东京几乎所有中亚研究的学生都聚集到他身边。

斯拉夫研究中心（SRC）是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项目的国家中心，中亚研究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

现在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东方研究重叠，并有人笑称斯拉夫研究中心已经成了一个“非斯拉夫”研究中心。

　　小松教授的研究团队与SRC经常合作组织会议，同时也与其他团体的学者们交流互动，其中包括新疆研究专家与中亚中世纪史专家。

利用这些网络，日本的中亚研究专家共同创作了一部可靠的百科全书和其他一些概括性的著作。

[4]据我们所知，俄国语言文学研究专家与东方研究专家间的这种合作在北美与西欧也能见到，但日本的中亚研究似乎更为平衡：

俄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在北美的中亚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穆斯林研究专家在西欧脱颖而出。

此外，虽然许多专门研究中亚的西方历史学家往往只以乌兹别克斯坦为研究焦点，但是在日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哈萨克斯坦的研究，也很发达。

　　除狭义的中亚研究之外，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特别是鞑靼斯坦，吸引了日本学者的大量关注，西方学者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5]诸如卡尔梅克（Калмыки）、楚瓦什（Чуваши）与受洗鞑靼（Кряшены）等非穆斯林民族，一些日本人也特别感兴趣。

日本的高加索研究比中亚研究冷门，或许是因为高加索与日本之间的地理与心理距离较远。

但在过去十年里，高加索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些取材于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和波斯语资料的研究进展。

总而言之，尽管研究高加索地区的专家数量仍相对较少，但包括中亚研究、伏尔加—乌拉尔研究与高加索研究在内的中部欧亚研究，在斯拉夫欧亚研究与穆斯林地区研究中都占有显著地位。

[6]中部欧亚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未被开发的研究领域，在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中很受欢迎。

有些人甚至半开玩笑地“指责”中欧亚研究专家影响了俄罗斯研究的流行度。

　　在学科方面，历史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也都积极研究中部欧亚地区。

特别是人类学家（偶然或并非偶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研究人员）已经促成了从微观层面对中亚社会的了解。

中亚的时事政治与经济事务分析同样也做得相当好，但其中大多数主要是关于国内消费的，而且除日本以外鲜为人知。

其他缺点还包括在中亚几乎没有日本非政府组织，日本报刊质量欠佳，从而导致了缺乏能够从半学术半实践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作者。

　　日本的中部欧亚专家一直致力于促进与中部欧亚国家学者的合作，同时也在促进与西方同仁的合作。

学术会议与联合研究项目已经创作出了许多合订本形式的英文成果，并帮助有才能但未曾出版过英文作品的中部欧亚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加入国际研究机构。

[7]在与学者建立合作及进行中亚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受益于日本同该地区国家间普遍的良好关系。

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历史学家享有相对的（尽管远不是完全的）研究自由，而西方学者在这一地区正遭遇获取档案材料和手稿的困难。

[8]

　　当然，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

少数学者感到精疲力竭，他们除了需要使用各种语言材料工作之外，还需作为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间的桥梁并与各国研究机构保持联系。

此外，老年学者与中年学者都肩负组织和行政工作，而年轻学者则面临就业困难。

虽然就业问题是各领域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但这一难题在中欧亚研究专家中尤为严重，因为大学中长久以来没有适合他们专业的位置，而他们的人数却在过去20年中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其中不少人的学科专业过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中部欧亚研究在日本社会中的认可度，同时开阔年轻学者的眼界，使其关注的问题更为广泛。

　　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大量吸收古代中文史料的日本早期中亚研究代表了一种“东方见解”，但近年来的日本中部欧亚研究与西方学者进行的研究基本相似，尽管两者在细节上存在差异。

例如，将突厥语、波斯语以及俄语资料与汉语、满语和蒙古语资料结合的能力仍是一部分日本历史学家的优势所在。

[9]也有与日本相关的特定研究课题，诸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鞑靼—巴什基尔流亡者的历史以及近期中亚地区的日本外交。

[10]尽管这些课题在中部欧亚研究中并不占有很大比重。

我们也可以说，与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者通常更倾向于对细微差别和悖论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化。

但这些只是细微的差别。

日本中部欧亚研究与西方中部欧亚研究的类似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受西方同行的影响，还因为类似的研究趋势——比如双方都对知识分子、帝国、跨境少数民族、伊斯兰自治社会机构等感兴趣——在西方和日本曾同时出现，或者在日本出现得更早。

　　也许，没有必要去追求独有的东方观点。

相反，我们应当着眼于构建全球性的研究机构，同时保留观点的多样性，它们不一定是“异国的”，而是反映不同学术传统与研究者个人特质的。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西方学者与非西方学者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对称的。

虽然我们总是将目光置于西方学者所做的研究之中，但后者却不太重视非西方学者的作品。

我们有时会发现，西方学者在十分相似的主题上并不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即使这些文章以英文出版并且易于获得。

我们深知，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英语表达能力并出版更多专著，以便在西方获得更多的认可。

但这些给我们增加了相当大的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为本国读者写作，这就需要加倍工作，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写作。

总之，研究全球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西方学者的努力，还取决于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学者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注。

　　（程艳阳译）

　　[本文为作者2010年7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第八届世界会议之圆桌会议“东亚的斯拉夫‘欧亚研究’是否存在‘东方视角’？

”提交的发言材料。

]

　　注释：

　　[1]1978年以前所出版作品的详尽参考书目，参阅日本中亚研究所文献目录，1979年—1987年3月（东京：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88）。

其索引与勘误表于1989年在同一中心公布，在此基础上更新的一个数据库可供使用，地址为https:

//dbr.nii.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43BCAJ-en。

　　[2]西方学者也如此认为，但当他们时常从冷战逻辑的视角来批判俄罗斯/苏联的民族政策时，日本知识分子一般会与被压迫民族产生共鸣。

　　[3]关于中亚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作品是小松教授关于AbduraufFitrat的专著：

『革命の中央アジア――あるジャディードの肖像』（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此外，我们可以列举一些英文出版物KomatsuHisao,"

BukharaandIstanbul:

AConsiderationabouttheBackgroundoftheMunāzara,"

inSté

phaneA.DudoignonandKomatsuHisao,eds.,IslaminPoliticsinRussiaandCentralAsia（EarlyEighteenthtoLateTwentiethCenturies）（London:

KeganPaul,2001）,pp.167–180;

Idem,"

BukharaandKazan,"

ActaAsiatica86（2004）,pp.75–90;

UyamaTomohiko,"

TwoAttemptsat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