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系本科生的参考书目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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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

8、丁山（遗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科学出版社，1961。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9、徐旭生（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

科学出版社，1960增订本。

文物出版社，1985再版。

10、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三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

1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

1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

1988再版。

13、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1999。

1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中华书局，1984。

1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再版。

1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

东方出版中心，1988再版。

20、蔡尚思《中国学术史纲》，上海启智书局，1930。

21、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22、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7。

另皮氏《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1982）亦可参阅。

23、[台]高明《群经述要》，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25、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大出版社，1996。

26、蒋伯潜《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48。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重版。

27、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

28、李泰棻《西周史征》，北平来薰阁，1927。

2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可与童氏《春秋史》（开明书店，1946）相参阅。

30、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二、参考书目

1、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正中书局，1948。

2、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3、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

4、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

5、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6、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

8、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

9、晁福林《天玄地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巴蜀书社，1989。

　　10、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

1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

　　15、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

16、王宇信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7、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8、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

19、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20、陈其泰等《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

　　21、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

　　22、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

23、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4、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5、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6、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7、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并可参阅北大出版社《三松堂学术文集》，1984。

28、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又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学散步》，1981。

29、李泽厚《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

又可参阅李氏《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再版。

3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再版。

31、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32、弗雷泽《金枝》，徐育新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亦可参阅马氏《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三、主要书目导读

孔子曰：

“述而不作”，在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的今天，重温这段名言应该有其特殊的意义，尤其对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则更为重要。

明为圣之根，述乃作之基，我们只有先行祖述、阐发，而后才能创作创新，其理甚明。

而述即“训说义理”，故必多学也。

学则要在读书，读书则必有门径，须讲方法。

张之洞《书目答问》云：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其要领无非门径和方法两端，亦即读何书与如何读。

关于前者，最佳之选择就是读先贤经典，读本学科乃至相关的经典论著，其可谓“入德之门”；

而后者则一般通行循序渐进，博而后精，对高年级同学和研究生而言，最适宜的方法莫过于通读基础上的带着问题读，如此则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既可亡羊补牢，补文献功底等方面之不足，又可尽快通晓本学科之特质、学术地位、学科史以及核心或尖端学术课题等，以尽快进入角色。

基于此，谨遵学生之要求特推荐如下阅读书目，以供参考。

本书目分为两个阶梯五个部分。

第一阶梯为基本书目，相对重要，大多应在必读之列；

第二阶梯为参考书目，相对宽泛，旨在较全面地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史及其研究领域和成果。

然多为本人临事制宜，随手头所有或所阅而列，仅供参考而已，同学可随兴趣择善为之。

其五个部分的内容大抵包括：

①中古史与考古学

②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③古代文献

④西方关于上古文化和历史的论著

⑤艺术与美学

需着重说明的是，本书目只是基于个人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之有限经验和读书心得而列，而主要限于上古史及其考古研究。

私意出之，其疏误在所难免。

但望诸位学生及老师匡我不逮并随时指正之。

下面择其要者，作简要导读。

1、《观堂集林》与《古史辨》

《观堂集林》，20卷。

作者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或曰是中国引入和实践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的第一人。

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是书，包括殷周史、西北边疆史地，古器物，古文字，古音韵及古文献研究等方面内容，博大而精深，不惟独步当时，对后世影响也至为深远。

其中最为著要的如1915年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开商代历史地理研究之先河；

1917年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首次利用地下发掘资料证明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之可靠；

同年的《殷周制度论》则更可谓划时代之巨制。

其将甲骨文资料与古文献相印证，从人文地理角度论证商周文化差异及其原因。

提出周制不同于商制者主要有三：

①立嫡制，并由此而有宗法、封建；

②庙制；

③同姓不婚制。

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理论及方法论意义。

其他还如《明堂庙寝通考》、《生霸死霸考》、《释礼》、《释史》、《说珏朋》等，均发前人所未发，每多精义，至今光芒不减。

　　归纳之，是书最大的历史贡献有二：

其一，全面实践了其在后来（1925《古史新证》）正式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二，首次证明《史记》、《世本》等所记商史为信史，从而使人们从当时“疑古”的浓重氛围中走出来，重新建立起对中国上古史的信心，对稍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之引入和开展亦有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

正如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所说：

“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不过分的。

”

《古史辨》7册。

1926～1941年先后由北京朴社和开明书店出版，共收入论文350篇，计约325万字。

内容包括古史、辨伪、古史传说的考订、孔子与儒、道、墨诸家之讨论、古书年代及真伪研究等，是作者顾颉刚自上世纪20年代初提出疑古思想，特别是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见解以来引起古史大论战的论文汇编。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是书所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很多，诸如顾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他著名的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

顾氏《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和《九州之戎与戎禹》，认为大禹非人而是神，与夏无关；

顾氏第五册《序》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认为《左传》为战国人撰述；

顾氏与杨向奎合著《三皇考》，考证“皇”与“三皇”之来源及其传说的演变，功力非凡，语出惊人。

其他还有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吕思勉《三皇五帝考》、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等，对中国上古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

顾颉刚“《古史辨》的学术业绩是不朽的（刘起釪《古史续辨》）”。

首先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有重要或曰革命性的意义。

其通过批判地考察各种文献典籍，用演进、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古籍所载传说性的资料，不盲目信从经传尤其儒家经传。

一切以历史资料的科学审察为基础为前提，由此大大增加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美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

其次是顾氏首次“把传说时代和狭义的历史时代分开（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这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和方法。

由此说顾先生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前苏]越特金语）”当不过分。

然而，顾氏《古史辨》派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主要的如其依据“层累造史”说，认为载有较晚出现的传说的古书即伪书，便不可信，于是把《左传》、《国语》等均视为伪书，由此不仅使东周史“出现很大空白”，而且还失去向上追溯的基点。

那么在当时业已陆续发现的商周考古学材料也自然失去了意义。

当然顾先生实际上是很推崇王国维观堂先生治学方法的，他明言：

“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

”因此全面否定“古史辨”派学术成就的人很可能别有用心。

顾颉刚疑古思想及其《古史辨》曾给上世纪20年代的史学界以极大的震动。

他从正反两方面给史学家们以激励或鞭策。

于是乎才有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于清华研究院的正式提出（1925），也才有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那个有名的宗旨：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才有了为追寻甲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