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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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以这个时代的问题为前提，贯通历史，使学术研究在历史的向度上展开，在思想的层面上深化。

这样，才能有利于对问题的思考，才能推定正确的思想理路，才能真正的在哲学的层面上解决问题。

因此，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是以问题切入思想。

这就是，以这个时代的学术为背景，面对中国当代哲学文化的现状，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学人，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怎样的思考，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做怎样的工作。

毫无疑问，就中国当代文化的现状而言，应当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化是一种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

经过一百年来的历程之后，现在进行总结，中国的主流思想理路显然是“全盘西化”。

但是,“全盘西化”不但不可能实现，其结果却是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异化，当代的中国文化现状表明，异化已经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

时代已经要求中华民族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文化是民族之本，没有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不能称其为“民族”，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其标志，只能是自身的文化。

一个民族只能以文化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已成为当代的一种共识，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载体，没有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为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将偏离正确的文化轨道，最终将在极端的文化异化中断送中国文化，断送中华民族。

我这里所讲的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指中国的现实性，即现实的当代中国需要文化上的复兴。

而中国文化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指称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与传统具有共时性的问题，即现实的中国文化应在文化传统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称其为中国文化。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传统发生了断裂，更加不幸的是，这一断裂是来自于我们前辈的自我否定，来自于我们前辈不理解本真的优秀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由否定而“断裂”，从而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问题表明，当文化与传统发生断裂后，由于失去了文化的凝聚力和思想的整合力，失去了历史的统合力，民族将不再成为民族，最终将产生严重的民族危机。

应当看到，虽然由政治与经济等问题的互动影响，中国社会需要应对危机，但要克服危机，一个根本的前提，是需要国人面对问题，以理性的自觉应对问题，以文化的凝聚力和思想的整合力，以文化的统合力，使国人以民族及国家利益为重，以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的社会操作，解决面临的问题，使中华民族强盛繁荣，实现伟大的复兴，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就问题的迫切性而言，极其需要文化上的认同，以此凝聚社会力量，使国家形成向心力，使民族形成凝聚力，推动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

所以，在本质性的政治变革之前，需要先在文化上复兴，以中国的文化解决中国的问题。

而且只有文化的复兴，才能增加民族的向心力。

一个没有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主体的任何政治变革，只能产生离心力。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朝代更替，政治离合，频频发生；

异族入主，佛学东渐，却没有使中国分裂，没有使中国文化泯灭，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没有消逝的文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人通过学理统合，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

例如，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唐宋的道统之辨，都在形式上保护了传统文化。

今天，面对中国文化的现状，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显然前无古人。

对此，我的思想理路是，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解决问题的前提，以文化理性的复兴，唤起国人的道德自觉，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党派的利益为重，选择理性的政治改革和以稳健的政治操作、以和平的方式，以中国文化的方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走出中国自己的路。

我把这一思想以新传统主义进行整合。

其理论进路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在其历时性即历史性上，在其逻辑必然性上，需要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以推定并承续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

在其共时性即时代性上，需要借鉴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以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理性的转化，在建构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形式，重塑传统，以此开出中国文化的新传统，中学西渐，使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为人类作出贡献，实现世界大同。

概括讲，“新传统主义”的思想理路是：

正本清源，承续传统；

中和贯通，重塑传统；

中学西渐，开新传统。

这也是“新传统主义”的思想纲领。

可见，“新传统主义”不但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设计的文化理路，而且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人类文化的进步、为世界和平而建设的系统文化工程。

可见，“新传统主义”决不是象所谓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只针对现实问题所设计的方案。

反思表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方案源于“西化”的思想理路，其实践性，只是“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这是一种浅薄的思想和应对策略。

就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思想体系而言，决非“吾道一以贯之”。

就理论的层面而言，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对方案中失缺思想体系化的理论建构。

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对方案把中国引入进一步的西化之路时，应当对这一应对方案的共时性给出学理上的证明，尤其要给出本体论上的证明，以确证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不但是中国而且也是人类自为而自在的历史进路。

在这个论证中，因为以西方文化为母体，所以，面对西方当代“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文化的终结”，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对方案中不是首先在实践中而应当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对所有的“终结”开出一条有效的药方。

然而，我们看到，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应对方案中并没有完成这一理论任务。

所以，从逻辑上而论，即使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应对方案能够使中国社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转型”，但因为更加西化，难道不同样面临所有的“终结”性问题吗？

！

所以，“走一步看一步”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应对方案不是理性的选择，并且很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加深重的问题甚至灾难。

目前，提出以复兴儒学作为应对方案的，有代表性的是以陈明先生及以《原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政治儒学。

以文化保守主义消解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对方案的急功近利之弊病，应当说是非常好的“中庸”之道，《原道》为此而作出了贡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由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尤其失缺儒学博大精深的学理性共识，文化的保守主义为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所诟病，并且有把文化保守主义当作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进行批评的某些运思，这显然是错误的。

文化保守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把现实性问题以文化的解析力赢得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再生空间，从而为所有现实问题提供文化上的解决方案，这是《原道》的策略，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代表了一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致思方向。

改版后的《新原道》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被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所认同，他们正在为这个远大的目标而朝气蓬勃的努力工作。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加入这一运思方向，为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也是历史造成的机遇，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的人文学者将大有作为，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任重而道远是也。

蒋庆先生所代表的政治儒学，提出时间较早，其以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情怀介入思想文化论争。

中国文化史表明，政治儒学是传统儒学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知道，儒学在主体性和客体性这两个方面体现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主体性上是使人安身立命，在客体性上是建设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

在儒学思想理论的体系上，从《大学》、《中庸》、《春秋》可知，儒学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是统一的。

在儒学看来，社会政治制度应完善人们的安身立命，如何安身立命，是衡量社会政治的价值向度。

所以，儒学在当代提出其政治诉求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蒋庆的政治儒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儒学的政治操作既要能干预现代政治而且不偏离儒学的本体性，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于“断裂”的传统而言，怎样接续传统，是政治儒学的一个艰难的理论向度。

所以，蒋庆的《政治儒学》在理论体系上需要进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方面是给出哲学的本体性论证，以证明儒学的政治诉求及社会操作的本然性，合规律性。

把公羊学做为理论本体，是在历史及社会的层面上介入问题的讨论，对现代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希望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更加成熟。

面对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五彩缤纷，学术的百花齐放，相对而言，作为师范院校，则具有更加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应作出更加有为的选择，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多数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面对中国文化的问题，师范院校的学生与其它院校的学生具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因为你们是未来的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

然而，我觉得这却是我们中国当代师范院校所最失缺的思想意识。

这是失落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

问题表明，儒学传统的价值取向应当在我们师范院校中得到继承发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为人师表”的师范院校师生的博大胸怀和价值取向，“未丧斯文”应当使“传道、授业、解惑”者具有自觉的担当意识。

因此，我们师范院校的大门入口处都应立上一块“座右铭”，浩然写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行大字，以警策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以此作为我们的治学方向。

重新以儒家的这种天地道德境界（天地道德是冯友兰先生作出的概括）为人为学，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培养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家，培养出我们中国的文化大师和思想巨匠。

可是，由于“西化”和“反传统”，天地道德境界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为人师表者最缺乏的传统思想。

“东哲西哲，其心相同”，所以，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的思想者，不能以“西化”和“反传统”为理论目标，应当以“人类文化”的历史进路为目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

树立“人类文化”和“人类哲学”的理论目标，显然非常重要。

胡海波教授去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哲学的个性和人类性》代表了这一致思方向，由此将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消解中国哲学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促进中国哲学的体系化建设。

“西化”和“反传统”之后，使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就是儒家的价值取向。

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成功的进行了“精英勾结”之后，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仅仅是精英们的高头讲章，精英们已经在实际利益得到满足之后，其担当意识已经被异化。

所以，如何走出异化，不仅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上的问题。

希望年轻一代学者能自觉认识这一问题，增强担当意识，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争取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这或许是政治儒学首要的工作。

我们看到，保守主义虽然不以政治儒学为旨趣，然而，《原道》却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下面，按照“新传统主义”的理路，谈谈为什么要“正本清源、承续传统”的问题。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文化积累十分丰厚，虽学派林立，但其主流终究没有超出儒道两家。

然而，就历史而论，先秦诸子和两汉经学及唐宋子学却呈现出不同的学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文献上论，孔子在对其前的文化资料进行整理修纂时，其为了厘定中国文化之道，以化成天下，只形成了六部经典，《易》在孔子晚年形成了成熟的思想体系。

所以，从思想性和思辩性的高度而论，《易》居六经之首。

《易》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具有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