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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禹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得到好多人的佩服。
那时，王效禹也可以说是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为的典型。
就像王效禹在任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时，给他的心腹干将说得那样，他的“毛病”就是“好捅上”，“胆子特别大”，不畏权贵和强权。
当时山东的主要负责人对他很头疼，但也无可奈何。
他的这种种性格在以后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王效禹号召检察干部“认真学习”，要背熟，并自己带头倍数，以示示范。
同时，王效禹还主持抽调地区和县的大批检察干部来省检察院学习组织法。
他对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很重视，搞了“一般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在当时颇有名气。
1959年反右派斗争时，省检察院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在整风运动是因提意见，有些人想把他们划成右派。
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急急忙忙回到济南。
当检察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姜立新向他汇报反右派斗争情况时，王效禹说：
“我看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分子。
”当党组让他参加反右领导小组时，他公开决拒绝说：
“我不参加你们的领导小组。
”还说：
“整风反右是搞思想斗争的，我最怕搞思想斗争，搞了就失眠。
”从此，王效禹拒绝参加反右派斗争。
当他看到《大众日报》上登出了刘新民的名字时，怒火万丈，立即追查：
“刘新民为什么要登报，是谁批准的？
你们这个搞法，以后会被动的！
”刘佩侠1955年到省检察院当办公室主任，在整风反右时是检察院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那些在鸣放中提意见的人很同情，反右开始后，给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等出谋划策，通风报信，结果也被揭发为右派。
王效禹对这种做法很不满，就公开说：
“对刘佩侠，你们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我就揭发她，作为外部问题，我就不揭发她。
”王效禹队抓住别人的片言只语就无限上纲的做法很反感，在查对材料时，王效禹坚持说；
“查对材料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你们的证人再多是一个对立面，刘佩侠自己是一个对立面，只要他不承认就不能算数。
”查对材料后，王效禹对所谓的右派言论更清楚了在检察院全体人员大会上，再也忍不住了，把本子一摔，大发雷霆说：
“今天讲讲刘佩侠的问题。
我不愿讲，党组叫我讲，我不得不讲。
你们揭发了刘佩侠140条，有哪一条是原则问题，有哪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我看你们是吃了小米没事干，胡扯皮!
你们没有事，去轧马路不好吗！
”
当右派进入核实定案阶段时，陈雷让王效禹负责查对材料，王效禹借此机会，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进行保护。
潘德明1955年肃反时，因与在香港的同学保持书信联系，在肃反时遭到批判，整风开始后就发泄对肃反的不满。
王效禹公开为质辩解说：
“肃反斗了人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坚持潘德明不是右派。
对其他将被划成右派的干部进行了辩解。
之后，在党组会上提出了关于检察院反右的结论性意见：
“”某某是错斗，米兴运有错误言论，潘德明、刘新民都有右派言论，但都不是右派。
”在王效禹的争取下，检察院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
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
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
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
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之后，王效禹不断的申诉，1964年对王效禹的处理得到甄别，但还留下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和对抗中央的错误的尾巴。
省检察院成为王效禹的大本营
二三夺权后，王效禹对省检察院格外重视，企图从这里揭开他“受迫害”的盖子。
但当时检察院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总部并不买王效禹的账，1967年3月，王晓郁写信给仇永奎说，检察院真正的革命派还没有起来，叫他起来造反。
与此同时，在全省批判所谓旧省委、省人委内走资派大会上上王效禹让王路宾就检察院过去处理王效禹的问题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华谈话，王路宾对王华说：
“效禹同志对你和检察院都很关心，上次效禹同志在珍珠泉作报告，机关里没让你参加，效禹同志很恼火。
效禹同志让我在这次会议报到时注意一下，如果再不让你参加，我们就直接点名通知。
效禹同志叫你协助它搞好工作。
”王华对王效禹的用意心领神会，但由于中央还没有文件处理当时的整风补课问题，对此也不好表态，就说：
“省检察院的问题，应由有关组织去解决，他应回避。
”王路宾认为说的有道理，就接着说：
“万一被牵连，宁肯把我拖进去，也不能让效禹同志受牵连……”王路宾将与王华的谈话汇报后，王效禹又叫王路宾转告王华说：
“效禹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也就不再给你回信了。
”同时，王效禹又亲自打电话向王华表示感谢。
在王效禹的策划下，省检察院出现了“王效禹受迫害”“这次要彻底平反”的大字报。
1967年6月14日，王华在检察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检察院造反派提出批评。
他说：
“我对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持保留态度，你们把如何迫害王效禹、刘佩侠、仇永奎等同志的情况公布于众，我更用户……。
这对拥护王效禹同志这个新的领导核心有好处，对于支持王效禹同志和王效禹同志为核心的省革命委员会，粉碎反革命逆流有好处。
”他对参加大会的人员说：
“过去迫害王效禹的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公开号召“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起来大厦回马枪，在新的斗争中建新功、立新劳。
”之后，检察院拥护王效禹的人，特别是以前被错误处理的人，如张坚、米兴运、刘新民、仇永奎等开始反击革命造反总部，他们首先写了《谁是迫害王效禹同志的罪魁祸首》的大字报，贴到省革委和省公安厅的大门口。
公安厅的花光隆立即开会研究，决定予以大力支持，并提出支持的办法，并向王效禹作了汇报。
王效禹说：
“这五个人的基本面是肯定了的，他们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
……好吧，就这样办吧！
”“检察院开始可能乱一下，乱也不要紧，可以从乱中识别左派。
在王效禹的一手策划、指挥下，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舆论上，打着省检察院是王效禹光荣历史见证人的旗号，向社会大造为王效禹树碑立传的舆论，先后写了《救出迫害王效禹的罪魁祸首示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鸿儒迫害王效禹同志的滔天罪行》、《彻底砸烂省检察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鸿儒为首的反动堡垒》、《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王效禹同志》、《历史的见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情况报告》等等。
鼓吹王效禹的传单、小册子、报告等达15种之多，印刷术十万份，散发全省和全国各地。
“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愧为一个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才识胆略”；
“革命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证明了王效禹同志不愧为久经考验的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好榜样”等语言充斥其中。
1967年8月15日，支持王效禹的一派，打着“誓死把迫害王效禹的政治陷害案搞深搞透，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王效禹同志彻底平反”的旗号，砸垮了革命造反总部，挂出了革命造反指挥部的牌子，夺了检察院的大权。
1968年1月，王效禹抛出王王庄后，马上下令说：
“这些家伙老是在我老婆身上做文章，过去整我时，抓刘崇玉，现在整我，又抓刘崇玉。
王效禹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都很熟悉。
王、关二人是山东人，建国前曾与王效禹一起在山东渤海区工作。
当时在中国政坛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王效禹主要是通过此二人了解上层的动向。
王效禹的另一条渠道是通过康生的儿子张子石从康生处获得消息。
可以说，王效禹当时是位消息非常灵通的革委会主任。
据韩金海讲，1967年上半年，王效禹曾讲过：
“过去呀，我和王力很熟，咱山东的事情，王力、关锋他们很关心很支持，王力水平是很高的，又是个重要的角色，将来也是国家的领导成员。
”又说：
“在中央（指王效禹到中央开会），”和王力交谈过，观点完全一致，军内就是有一小撮。
王力讲，政府里有走资派，军队里就没有吗？
老帅搞逆流，你们山东也有紧跟的。
1967年5月，张春桥、姚文元到山东处理问题。
王效禹讲：
“原来我听说是王力、关锋同志来处理山东问题，后来春桥、文元同志来了，要是王力、关锋来处理，济南军区就好看了。
”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王效禹讲：
“王力同志旗帜是很鲜明的，在武汉支持造反派奋不顾身，中央的四个同志他们都挨了打，可见拿枪的刘邓很厉害。
“我们要警惕，防止武汉事件在山东重演，枪杆子要很好的改造。
”王力从武汉以英雄的姿态回北京后，全国掀起了慰问王力的一股风。
王效禹先斩后奏，组织慰问团去慰问王力。
“咱组织个慰问团去慰问，不要向中央请示了，一请示不让去就不好办了。
”并对王路宾说：
“你不是与李广文联系上了吗？
你找个带路的”。
王路宾说：
“没问题，我和李广文常联系，有些材料是通过广文同志转的。
”于是，山东由张仁初和韩金海任正副团长，率领山东省代表团去慰问王力。
据康生后来讲：
“”去年（1968年）份杨、余、傅揪出来以后，王效禹要我谈一次话，他那是很难过。
他说他不敢做违背毛主席、中央文革的事，它是有根据的。
”中央首长（康生）当时对他说：
“第一，你那材料来，第二要划清界线，改正错误。
王力、关锋倒台后，王效禹确实很紧张，在常委会上说话都打哆嗦，说话很不自然。
他采取一推六二五的办法，说：
“我是顶了军内一小撮的”，“揭十七年斗争的盖子，我根本不同意”，“孙汉卿是王路宾包庇的”，“揭十七年斗争的盖子，我根本不同意”。
王效禹与刘崇玉
王效禹和刘崇玉可谓是一对政治夫妻。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刘崇玉确实出了不少力。
刘崇玉曾公开说：
“在青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青岛谁不知道有个刘政委呀！
我的威信比王效禹高，我要是不给他串联，不给他拉人马，我不给他找人写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自传，他还是走资派咧。
”当公布王效禹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时，刘崇玉对韩金海等说：
“怎么没有公布是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呢？
按效禹同志的水平够上了，效禹要是当上文革成员，我们就上北京辽，你们去北京，我们就用红旗牌小轿车去接你们。
刘崇玉出头露面，大树特树王效禹的权威，宣传所谓王效禹思想。
1967年5月，刘崇玉在国际旅行社对她的亲信讲“你们看过‘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传单吗？
海洋学院编的。
你们可以大量翻印，大量散发，要猛印，别忘了啊！
”王效禹挖空心思，制造了一种“不能反我”的理论。
王效禹是逢会必讲，每讲必印，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刘崇玉更是到处兜售王效禹“是山东的毛主席”，“它是山东的江青。
每次开大会时，王效禹都布置台下大喊：
“坚决支持王效禹！
”“谁反对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就打倒谁！
”1967年夺权后，他经常以导师的口吻说：
“现在不要再喊拥护我，向我学习了，心里想可以，这虽是好心，但帮了倒忙，运动初期喊倒可以，因为我支持你们，他们喊打倒我嘛！
”王效禹还几次以省革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和下发文件，称：
“最近有不少地区喊向王效禹同志学习，向王效禹同志致敬，王效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口号，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济南部队四好连队经验交流大会不喊四个支持，他就预先策划让杨保华领着退场，进而冲击济南部队机关。
穆林因为抵制出版《王效禹论生产》而受到批判。
山东省革委成立后，刘崇玉也想当省革委常委，王效禹不好意思提名自己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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