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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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

《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二、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

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

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

问曰：

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

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

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

”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

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

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

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

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

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

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

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

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

简言之就是：

质朴、率真、切实。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

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

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

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

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

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

叶燮《原诗》云：

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薛雪云：

“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

”（《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

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

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

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

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

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

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

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

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

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

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

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

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

“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

刘熙载《艺概·

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

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

“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

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

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

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

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

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

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

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

元白之诗，就是如此。

《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

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

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

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

“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

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

苏轼说：

“元轻白俗。

”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

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

白居易则俗而不轻。

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

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

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

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

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

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

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

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

“学浅切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

”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

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

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

（剀切：

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

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

朱绂：

fú

，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

擘，bāi,分开。

衢，qú

。

《秦中吟》十首之一。

诗题“轻肥”，轻裘肥马。

取自《论语。

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

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

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

内臣者，宦官也。

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

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

怎能不奢？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

“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

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

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

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

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

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

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

“气益振”遥应首句。

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