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定理论的演进与发展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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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把这种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人，假定为“经济人”，并把“经济人”假定视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假定揭示出了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自“经济人”假定理论被提出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假定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与补充，甚至于突破与发展，使这一抽象的理论假定不断地趋于完善，更加接近于现实。

本文在回顾前人对“经济人”假定理论的修正与发展的基础上，试图对“经济人”假定的客观性作一评价。

一、一个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模式：

“经济人”假定

英国早期经济学家伯纳德·

孟德维尔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认为，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时，若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其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增进社会全体的繁荣，其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要大得多。

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和社会进步的因素。

后来，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己主义是人类自然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亚当·

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

请给我东西吧，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注：

斯密：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4页。

）接着，斯密从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利己性出发，进一步指出，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尽管个人通常不打算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尽力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正是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大。

这样，斯密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也是最精彩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模式，即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

这一假定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是：

（1）“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2）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3）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据此，威廉·

西尼尔（1836）把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他的“纯经济理论”的四个基本命题的第一公理而提出（注：

威廉·

西尼尔：

《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页。

）。

而深受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原则”（即赞成或不赞成任何一种行为，其根据都在于这一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利益当事人的幸福）影响的约翰·

穆勒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是“经济人”的行为，应对自利的“经济人”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注：

龚伟华：

《“资本的人格化”与“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2000年第5期。

穆勒所描绘的“经济人”是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他还认为，经济学并不论及社会中人类本质和行为的全部问题，而是限制在更窄的范围：

它把个人仅仅看作是向往拥有财富的一个存在，他能够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比较效率为基础来作出判断（注：

陶一桃、蔡增正主编《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演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穆勒的这个认识暗含了人的“理性”假设。

而所谓的“理性”是指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至此，“经济人”假定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公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认为，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是没有人的“完全理性”甚至“理性”之假设的。

斯密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进行的，“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或“理性”，只是后来者对“经济人”假定的补充或认识罢了。

二、“经济人”假定理论的突破与发展

由于“经济人”假定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其与现实存在着一定差距，不断地受到一些学者的非难与批判，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在“经济人”假定问题上的多次激烈争论以至“论战”。

正是在各种争论和批评甚至于非难中，“经济人”假定理论几经锤炼，获得了几次重要修正和发展，使这一假定不断地完善，并更加接近于现实。

首先是西蒙对“经济人”假定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突破与发展。

他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是从对“理性”和“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的质疑入手的。

西蒙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人”假设太理想化了。

这是因为，要实现最大化原则，其前提条件是：

（1）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前，拥有全部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2）理性“经济人”对每个方案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明确的，这些结果能够按优先次序给以排列；

（3）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开始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效用函数，也就是说，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应具有完好的理性，而“理性，意味着对每个抉择的确切后果都有完完全全的和无法获知的了解。

西蒙：

《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些条件是难以满足的，人的选择或经济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的理性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限制：

“每一备选方案所导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

不完全了解备选方案，以及必要计算无法进行的复杂性。

参见赫伯特·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这样，任何一次对备选方案的选择，不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只能是—种满意的决策，或次优的决策，进而获得的只能是可接受的效用与满意利润。

在西蒙看来，“最大化”原则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是完美的，但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经济人”实际上所寻找到和获得的并不是最优的决策和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满意”（或“次优”）的决策和“满意”的效用或利润。

古典理论中“追求最优的人”在这里变成了“寻求满意的人”。

这样，西蒙的“次优”和“寻求满意的人”的提法使传统的“经济人”假定摆脱了现实和逻辑的尴尬。

“经济人”不再是一个紧盯着“最优”和最大化的完全理性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接受“次优”和“满意”的“理性”之人。

因此，“有限理性”和“满意利润或效用”比“完全理性”和“利润或效用最大化”更接近于现实。

西蒙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正与发展，被后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

在人类行为分析上，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正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对其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使之更接近人类行为的真实状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固然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但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不仅限于物质财富，也追求非物质的（精神的）满足。

因此，人既有利己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也有利他的一面（诸如扶弱济贫、献身公益等等）。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认为，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也是源于“利己”的动机，譬如帮助弱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会得到安慰、追求道德完善和自己的成就感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还进一步把“经济人”假定演化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所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倾向，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子、投机取巧。

人的行为之所以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除了人的自私本能外，客观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也是重要的因素，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又一基本分析。

即是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掌握信息或掌握信息多的一方处于有利地位，有可能利用自己信息充分的优势地位投机取巧，欺骗缺乏信息的一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人类行为的理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补充。

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充分理性的，即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应该怎么做，如何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

新制度经济学也同西蒙一样地认为，这种假定与现实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由于人本身的智力是有限的，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为虽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是有限的，有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样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假定，即人的行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从人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了人的行为特征，更贴近现实层次，进而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们的经济活动。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还主张依赖制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正如科斯所说：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现实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

科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

对“经济人”假定做出革命性突破和发展的，还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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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m·

弗里德曼和罗伯特·

卢卡斯等著名人物。

他们对传统的“经济人”作了重新解释，认为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怪物，而是有理性的个体；

经济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利益决非狭隘的金钱利益，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所定义的利益行动，即追求效用最大。

而效用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

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人的基本偏好需要达到一种满足的过程。

基本偏好需要决定了偏好需要的类型，偏好需要的类型相对稳定，并不因人因时或因地而异。

偏好需要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

根据对经济人的重新阐释，以贝克尔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成功地应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不同背景与场合下的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

在贝克尔看来，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经商也罢、从戎也罢、独身也好、结婚也好、利己主义也好、利他主义也好，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换言之，人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对经济活动起作用，而且对人类的其他一些活动同样起作用，正是“在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

m·

弗里德曼和r·

弗里德曼：

《自由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芝加哥学派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定（即寻求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的假定）解释人的行为，坚持市场机制能够比其他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

尤其是运用“经济分析”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解释了大量存在且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进而开拓了经济学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年轻学者罗伯特·

卢卡斯，他认为，“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