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收购企业国有股的法律问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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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同境外机构谈判将其所持的企业国有股全部转让,从而从区县级国有企业中完全退出。
与去年暂停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比较,或者与更早的由国家投资公司收购企业国有股的“一级半”建议比较,[1]这种收购方式具有吸引外资的特色,即在不影响国内资金的条件下,用境外资金部分实现地方企业的“国有股减持”。
在去年进行的国有股减持中,着重考虑的是股价计算方式,而目前外资收购中主要考虑的问题除此以外,则还应包括被收购企业的职工就业等问题。
自国务院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近10个月后,[2]QFII被批准进入国内A股市场买卖流通股,[3]在今年国内股市的低迷时期,外资从区县开始收购地方企业国有股。
外资收购地方企业国有股的操作方式是:
由地方政府资产管理部门与境外投资者双方协商,达成收购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的协议。
协议签订后向本地和上级政府报批。
一般收购的是上市企业,所以还要在媒体上对外公布消息,并要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收购协议生效。
由于这种收购方式不直接涉及持有流通股的股民的利益,只与上市企业不可流通的国有资产转让有关,收购股权的价格等所有细节问题都是通过双方谈判来达成协议,所以,整个收购过程在市场上的反应比较平稳,股价波动不大,收购多数应该会成功。
境外投资协议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从原则上看符合地方政府从商业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与市政建设的政策。
从收购操作程序上看,只要经过上级政府审批,程序就具有合法性。
从具体付款方式上看,此类收购多数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该上市公司就托管给该境外收购者管理,以保证被收购的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外界影响。
在办理完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各级政府有关审批手续后,外资收购者支付首期款项。
当上市公司申请办理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证书,新的中外合资企业取得工商注册营业执照后,外资收购者的尾款才全部到位。
此种做法是为了保证收购者在法律上最终能够取得收购企业的控股权。
在整个收购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会要求外资收购者承担安置被收购国有企业职工的费用,以及国有企业原有的部分债务。
也就是说,控股股权的转移与企业职工安置及债务问题采用一揽子协议解决,双方不再签订其他专门协议。
因此这种收购协议不同于单纯股权协议收购,也不同于去年的国有股减持方案。
对地方政府来讲,这种收购被接受程度也比较适中。
但在其中仍有若干问题需要研究,首先需要研究的法律问题是:
外资收购国有股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境外收购的法律适用问题
1993年的公司法没有对国有企业作“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区分。
例如公司法第148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
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现实中的问题是:
首先,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是所有级别的国企都可以,还是限制到哪一级?
我国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从出资者的行政级别区分,可以分为中央所属的国企和地方政府所属的国企。
地方国企按照行政级别又分为四大类:
省、直辖市、自治区所属的国有企业;
地、市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区、县级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乡、镇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2003年我国新一届政府在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基础上,合并了经贸委等部委的一些司局,成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重新划分了管辖中央所属大型国企的范围。
目前国资委主要管辖196家大型国有企业,其他原来由中央管辖的中央国企不再由国资委直接管辖,而归属于相应级别的地方政府国资局管辖。
根据国企资产分级管理的政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也要分级管理,这需要分级管理的具体规定,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规定。
其次,“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但是公司法实施已经10年了,这些“另行规定”还没有颁布。
所以,具体到国企转让股份时,实际上还是无法可依。
在上述新的国企管理格局下,除公司法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些禁止性行政文件外,就地方国有企业转让股份给境外金融机构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具体规定。
境外收购者与国内收购者是否一样?
境外机构根据各地所属行政级别和规定办理地方国有企业股
份的转让,与我国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能直接兑换,境外机构和个人不能直接购买境内上市公司A股的限制是否相矛盾?
现在部分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只要上级政府同意了就进行操作,所有问题都报告到上级政府部门审批。
这样,在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不完备的情况下,上级政府部门的审批就成为了外资收购合法性的根据,国有资产转让几乎是在法律“半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
在此操作制度“半空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规范。
境外收购者收购的地方国有企业大都是效益好、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这些企业是地方国有资产中的“精华”。
当这些企业的国有股份全部转让给境外机构后,地方政府手中还剩下一批没有上市、经济效益不好、产品不具有优势的国企,今后新一轮的竞争必将对这些剩余国企产生压力,对当地就业也将产生影响。
外资收购地方国有企业时,还遇到股东出资时间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第26条规定:
“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第27条规定:
“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
显然,外资收购企业国有股采取分期付款方式与此条款的规定并不相符。
公司法要求外资收购款在会计验资之前要全部入账,会计验资后才能申报合资公司。
而现在的收购操作是,在合资企业执照申办好以后,最后一期的收购款项才到位,因为外方担心万一政府有关手续办不下来,中方占用其巨额资金。
除公司法外,外资收购国企是否还需要参考刚颁布的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去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条例》,在操作过程中也需要解释。
2003年5月27日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1条规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等重大事项。
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分立、合并、破产、解散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但上述条例并没有规定“地方国有企业股权对境外机构全部转让”的情况;
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增减资本”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的话,外资收购内地企业国家股与内地机构的收购就没有区别了,但是现实中外资收购相当于外资投入,需要特别记录在吸引外资的账上。
内资投入则没有特别的记录。
此外,这部分[
国有股原来是由县政府国资部门持有的,将其转让给外资由当地哪一级政府部门批准合适呢?
本级地方政府自己不能决定,在“上级政府”是复数的情况下,就必须要确定应由哪一级政府来批准。
这其中的许多规定都还是抽象化的,难以具体操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2年9月28日颁布、12月1日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条例》第19条规定了上市公司股票的收购程序,不过由于外资收购中收购的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对上市流通的股票倒没有直接关系。
另外关于债务问题,该《条例》第20条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实际控制人在转让其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其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为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要求该控股股东和其他实际控制人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被收购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应当就其解决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分别发表意见。
被收购公司应当将核查报告、解决方案与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一并予以公告”。
关于协议收购的豁免方面,该《条例》第4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
(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在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且受让人承诺履行发起人义务的……”。
这些法律规定是否适用于境外资本协议收购企业国有股,都还需要有关部门的解释。
否则在外资收购的法律问题上,程序上的合法性就是一个疑问。
总之,对于境外金融机构收购地方国企国有股的问题,法律的规定是不具体的,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完善就要从这些细微之处做起。
二、外资收购中的利益再分配
我国的地方国企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为省、地(市)、区(县)、乡(镇)四类,境外资本收购的目标企业主要是(区)县(含县级市)级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总体上来说,这类国企的行政级别是最低的,但其中也不乏有A股上市公司,也有盈利良好,资产质量优良的企业。
这些企业虽然无关国计民生命脉,但在地方经济中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它们是区、县政府财政来源的主要支柱,是解决地方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是为地方政府分担各种社会安定与市政建设费用的主要单位之一,在各地方的经济中,这些国企的重要性同196家中央特大型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影响是一样的。
境外资本收购国企国有股,首先看上的正是这些(区)县级地方国企的A股上市的品牌,生产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低负债率的优质资产和潜在的市场发展能力。
为什么良好的(区)县级地方国企愿意被外资收购呢?
为什么地方政府舍得对国企放权呢?
主要是地方政府转变了观念。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市政建设都需要资金,但从税收中获得的资金有限,地方政府又无权发行债券,从这些地方国企的分红所得资金对于集中投入的市政建设项目来说,往往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而转让这些国企股权就可以迅速获得大量资金,解市政建设资金的燃眉之急。
政府有届期,届届有业绩,业绩要项目,项目需资金。
一句话,政府转让国企股权可以获得资金。
而且外资投入到本地区的数额也是一种政府统计指标上的业绩。
这样地方政府与外资的想法刚好有了共同点,这种“不谋而合”促使境外资本协议收购地方国企股权,而且由于有了政府的支持,成功的机会很大。
从地方企业而言,它们原来抢着带“国企”的红帽子,但现在国家鼓励外资的政策比对内资的更多,则都希望转变国企身份,换一顶“中外合资企业”或“外企”的蓝帽子戴。
地方国企管理层过去在国企“红帽子”之下,受到政府照顾虽然多,但受到政府的干预也多。
在与其他多种形态的企业竞争中,从财务到人事,从市场推销的灵活程度到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制度,都已渐渐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许多政策对于管理层来说缺乏激励机制的活力,而只增加监管机制的压力,所以国企管理层也希望换一种身份:
从概念中的主人转变为现实中的高薪职业经理人。
从工资待遇上看,国企管理层的工资待遇偏低,有的甚至比不上市的民企还低,更不要说外企了。
如国企老总的工资上限封顶,最近深圳市政府进一步明确规定,当地的国企管理者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万。
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经理人最高年薪披露出来的是500万,[4]两者之间相差8.3倍。
当我们通过市场选择经营管理的人才时,很显然,合理的市场化薪酬政策与激励机制对于吸引优秀人才是具有明显的感召力的。
即使从高薪养廉的角度来讲,合理的薪酬政策对于经营大型企业的管理层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5]在国有企业控股股权转让给外资后,外资必然给原来管理层较高的工资待遇,以保持企业的稳定运行,在此基础上配合资本市场上的资金运作收回投资。
[6]
媒体在披露这些外资收购国有股的消息时,也提到其中是否有